内容：第十九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第十九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ehabilitasi Tahanan）设在坤甸 Sungai Raya 约六公里处的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A、B、C、D、E、F、G、H、I、J、K、L、M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 至50人。一个囚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X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没有放风时间。
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王明、林平、Pak Kestan中校，监禁在A房，1978年pak Kestan 心脏病发作，在监狱去世，经他家属的抗议尸体才允许载出去。H房大多是前迪波尼哥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前总统的同情者。
政治犯中也有一部分他们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的，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 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神经不大正常的Kartini还被提上法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多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过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政治犯Mandrung担当。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掺沙和小石头的饭、几条咸鱼和一碗煮得黑黑的空心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r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食物不卫生，加上水土不服，初来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公里）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的年青人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映、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地下组织成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
监狱里白天必有人被调去楼上受审问。1971年代被捕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捕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起初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只有60多人，被捕的越来越多，最后监禁人数达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有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等，后来他们因砂拉越领导人黄纪作与政府签订斯里阿曼和平条约，经砂拉越政府要求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并在砂拉越释放。
监狱里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从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975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老李说：“某天晚上，他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事隔不久，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老李说：“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应许。通过这些活动，政治犯与监狱看守人员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
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老李的房，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华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老李他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被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
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1984年最后还在狱中的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因在监狱里突然去世，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