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革命使中国得到了什么？　　

思 马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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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相继有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党。60—70年代东南亚有9个工人政党：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　　

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获得了进行武装斗争的机会，因而这些共产党大多数掌握有武装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国设有广播电台，得到中国经济支援。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常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受训或学习。　　

今天，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经衰落或名存实亡。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兴盛和发展、衰落或消失，同中国共产党不无关系。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后继领导人逐渐改变了态度：一方面认为搞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继续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不利于同这些共产党所在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接受这些共产党所在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停止支持东南亚这些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待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态度，可以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篇文章的有关内容中清楚明白地看出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中国共产党停止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援，这些共产党走向衰落。　　

1989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之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邦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样是在20年前的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结束政治活动。　　

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1979年，印尼的伊芭鲁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　　

198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之声电台也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马共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xxx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以上历史资料见周宇《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乌有之乡 2009—5—17）　　

以上历史资料中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早已在2008年由《党建》杂志披露了出来！该杂志2008年第10期登载梁衡所写的《xxx认错感动李光耀》一文说：　　

“1978年10月，×××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不是“革命输出”，而是支持革命！！！！！］×××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党建》2008年第10期、《文摘报》2008—10—30）　　

说什么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履行自己必须履行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是“一个时代的失误”，说什么“党犯了错误”、向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认错”，这纯粹是无稽之谈！——难道说中国共产党只有迎合李光耀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毁灭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才能过好日子吗？！实践“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30年以后，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认错感动李光耀”，我们在东南亚看到的不是“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而是中国自己毁灭了制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华的最强大的外交“核武器”！　　

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反过来，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存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极大的支持。换句话说，这种支持是相互的，决非是中国共产党单方面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　　

即使撇开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不论，单纯从处理国家关系的角度看问题，那末，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也是支援中国的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使东南亚各国不敢轻易参加反华排华大合唱：那个国家胆敢对中国轻举妄动，中国只要加强支持该国共产党，那个国家就得跑出来同中国修复改善外交关系。　　

为了和东南亚各国搞好关系，就必须抛弃东南亚各国兄弟党、向资产阶级当权者“认错”才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吗？！不是！绝对不是！！！！！不可否认，同时处理妥当社会制度不同情况下的国与国之间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有难度的，甚至是有很大难度的，但绝对不是高不可及的。外交高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有超一流的外交水平做到：既可以处理妥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可以处理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为后人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型！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时处理好中国和缅甸的两国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两党关系的超级外交艺术杰作，看一看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外交，看一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如何时刻心系国家安危、把握国际风云变幻、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关系的。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曾建议缅甸奈温政府和缅甸共产党双方进行和谈，实现和解。1963年，奈温政府决定和缅共进行和解谈判。中国对奈温政府此举当然必须持赞成态度。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经过慎重考虑，1963年7月，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出任中国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进行外交斡旋。在赴任之前，毛泽东主席在同耿飚谈话时说：一定要注意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区分开来，既不能为了搞好同缅甸的国家关系而放弃支持缅甸共产党，又不能为了搞好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而干涉缅甸的内政；最后，毛泽东主席对耿飚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在赴任之前，周恩来总理在同耿飚谈话时要求：继续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继续支持奈温政府的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方针，努力发展中缅友好关系。　　

1964年，随着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扩大，东南亚局势紧张起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缅甸支持奈温政府的反对派，向奈温施加强大压力，图谋迫使奈温政府放弃独立自主和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缅甸出现了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1964年6月初，耿飚连续向国内紧急报告了缅甸政局中一些不稳定因素，有发生事变的可能，建议中国政府高层领导提醒奈温注意安全。使馆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6月8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总理：应当积极争取奈温，请你考虑决定，在四五天内发出指示。”周恩来总理立即召开由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研究缅甸局势，如何“积极争取奈温”，决定以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缅甸的形式“积极争取奈温”。6月16日，耿飚根据国内指示约见奈温，通报了有关情况，转达了如果缅甸需要，中国可以通过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缅甸交换意见的形式，显示支持缅甸政府，奈温对中国政府领导人关心缅甸政局和他的安全表示感谢，接受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建议。6月18日，奈温接见耿飚，表示他认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越早访问缅甸越好。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行抵达仰光，当天下午立即同奈温和缅甸几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总理着重分析了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形势，通报和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缅甸的颠覆活动，希望奈温将军为防范突发事变做好应对准备。7月1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奈温将军举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从上午8时一直延续到下午1时半，周恩来总理建议奈温将军要团结和依靠大多数人民群众，反对和孤立极少数敌人，这样就能保证缅甸政局稳定；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同奈温以及其他缅甸领导人举行了大型会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时访问缅甸，有力地支持了缅甸政府和奈温将军，稳定了缅甸政局，巩固和加深了中缅友好，増进了中缅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和友谊，沉重的打击和挫败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反华包围圈扩大到缅甸的阴谋。（资料来源于浮图《向老一辈学习办外交》乌有之乡  2009—8—31）　　

1967年，缅甸发生屠杀华人、抢劫华人财物的大规模排华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立即趁机大力援助、武装缅甸共产党，派遣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等。壮大起来的缅共武装力量大败政府军，控制了掸邦东北部，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这一高招，既有效地反制了缅甸政府，使缅甸政府立马服软，又有力地支授了缅甸共产党的革命。　　

20世纪60年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派军队保卫北越，使北越能够调军队在南越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声明美帝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美帝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还要千方百计改善中美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拜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2月2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在双方举行会谈时，尼克松总统三次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希望中美能够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尼克松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毛主席头脑十分非常极其的清醒，不上尼克松的大洋当，决不放弃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重新受制于人，更不会去干欺负弱国穷国的事情！因此，毛主席机智地回避了尼克松的这种拉拢和诱惑，无声无息地反对了尼克松谋求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起……改变世界”的企图，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坚持了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　　

……。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得到的丰厚回报！　　

十分不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处理东南亚外交关系的外交遗产没有得到后人的继承！而是另起炉灶：“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的形式，结束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奉行的外交政策！　　

中国在实践“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30年以后，在“认错感动李光耀”30年以后，都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丰厚的回报呢？　　

在缅甸，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根据负增长进行“创新”而来）的回报：缅甸果敢地区缅籍华人众多，边境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使用中文和人民币，因而从历史源渊上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在1980年停止援助缅甸共产党以后，缅共发生分裂，控制果敢地区的缅共武装力量领导人与政府达成自治协议，成为特区，这支缅共领导的军队也发生了质变，成了军阀武装。果敢特区的存在，既是中国制约缅甸政府倒向反华势力怀抱的一张王牌，又是中国与南亚进行贸易的一个通道口。今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开始对果敢特区实施进攻（这次进攻有美帝国主义插手的影子），如果最终获胜，消灭果敢特区，中国必将失去这个势力范围。到那时，展现在东南亚乃止世界面前的中国，必将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形象。——中国失去了反制缅甸政府的武器；失去了与南亚进行贸易的一个通道口！这是实践“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的必然结果！　　

在“认错感动李光耀”30年以后，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在“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不再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30年以后，不仅没有丝毫的“感动”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反而使“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光耀没有了坚持不懈地反华反共的后顾之忧！李光耀最近给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奥巴马进言说：中国“有了航空母舰的蓝海舰队不只是要阻止外国介入台海冲突”（言下之意是中国有了航空母舰会对外扩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的晚宴上，李光耀请求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就是“认错感动李光耀”得到的必然结果！　　

（梁衡说“认错感动李光耀”，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恶毒诬陷，又是对支持了中国革命的各国共产党的莫大侮导，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的无耻吹捧！--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的本性决定了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放弃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顺从资产者李光耀的要求放弃国际主义义务、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实在是干了一件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做梦都想干而又干不了的事情。中国外交实在是做了一件无颜面对共产党人的很不光彩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蠢事！梁衡把奇耻大辱说成是无上荣光，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在整个东南亚，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凡是能够染指我国南沙群岛的国家，都跑出来抢占能够抢到手的岛屿。南沙群岛海域石油钻井平台林立，但没有一个是属于中国的！　　

在南亚，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印度公然在属于中国领土的藏南建立“阿鲁纳恰尔邦”！

在东亚，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日本要霸占中国的钓鱼岛！　　

在世界上，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美帝国主义通过国会公开拨款豢养分裂中国的达赖集团和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以及东突等鼓吹新疆独立的恐怖组织，达赖集团去年在西藏拉萨制造了“3·14”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热比娅等今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制造了“7·5”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以报答主子的豢养之恩。美帝国主义头子想在什么时候接见达赖就在时候接见达赖；国际资本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作为鼓励其一贯主张分裂中国的赏赐。中国将1.7万亿美元借给美帝国主义享受，美帝国主义反过来指责中国要对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负责。9月9日（9月9日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间），美帝国主义伸出一只手接纳了中国124亿美元的大礼单，9月11日（9月11日是美国的一个特殊时间），伸出另一只手对中国输美小汽车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10月28—29日，美帝国主义向中国承诺双方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案的调查初步裁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到99.14%的反倾销关税；11月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　　

……。　　

今天，在东南亚，即使中国共产党想履行自己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都很难实现了！——实践“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的结果，使这些共产党衰落了！　　

但是，在南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尼泊尔，支持统一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不仅可以制约尼泊尔的反华亲印度势力，而且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印度的作用；在印度，支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进行的武装斗争，不仅可以立即非常有效地制约印度，而且还可以有力地打击达赖集团：既然印度可以长期公开支持分裂中国的达赖集团，让达赖集团将达兰萨拉作为分裂中国、策划恐怖袭击的基地，那末，中国就可以支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国家政权。　　

不仅如此！“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还能够起到反制国际资本的作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国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逼得美帝头子尼克松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拜访毛泽东主席，谋求改善中美关系。　　

在南亚问题上，支持统一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下统一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这一外交“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看一看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选1—270，着重号系引者加）的理论，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便于同“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放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的结果加以比较，检验孰优孰劣！因为实践告诉人们：有比较，才有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最后，摘录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评论威·李卜克内西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34—147）　　

“李卜克内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为了一时的成果而不加考虑地牺牲将来的更大成果。”（35—443～444）　　

李卜克内西“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36—25）　　

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取得暂时的表面成就，甚至不惜损害基本利益”。（36—609）　　

2009－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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