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火药对毒蛇咬伤的妙用;一次难忘的火药烧伤救护经历;悲痛!遗憾!;雷电伤的经历
火药对毒蛇咬伤的妙用
一学民一
在丛林中活动被蛇咬伤是常有发生的事。怎么处理蛇咬伤呢?我以亲身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一二。
1969年间某夜在群众区活动返回胶林住点,途中被不明物咬在脚小指头,觉得疼痛。在昏暗的手电筒照明下可明显的看出上有一个,下两个深的牙印,没有出血。我认定是蛇咬伤,我就用刀来削脚趾皮肉,希望能挤出血来排毒,可是刀太鈍怎么也没割破,当时也想用刀割又怕割的太深血流不止,所以只好加速度回到住点。约十多分钟回到住点后,舌头麻痹、大腿内侧淋巴腺与腋下都肿起来,當时我就用火柴的药削下來撒在被咬的牙印上,鋪滿后划根火柴燒。但不觉得疼痛,过后也不发炎,过了数小时后。舌痹与淋巴结逐步消退。
1978年在嵩山坡住点要准备冲涼时踩中一条毒蛇类似蝮蛇,头是三角形,青兰色鲜艳花纹,体长约九十厘米,尾巴突然变小。我的小腿被咬,很快的脚开始颤抖,我急忙吃下半粒猎枪子弹火药,其余一半撒在伤口上烧。约一小时后恢复正常。
民军同志在一次行军中被竹叶青蛇咬伤,手指着吊帶包,口中说“火药”就昏迷过去。同志们趕紧拿出猎枪子弹的火药灌進他嘴里,很快就苏醒过来。
以上述经验看火药对毒蛇咬伤起着特效作用,特别是在深山密林活动又缺药的情况下,真是帮了大忙。服用火药是否有副作用?有知识的朋友请帮助告知。对无毒蛇就不用服用火药或用火药燒伤口。一次怀鸽同志被鱼蛇咬,我也用火药烧他的伤口,結果很痛而且伤口较慢痊愈。
如何区别有毒无毒蛇?可参考以下表。(略)
一次难忘的火药烧伤救护经历
--阮赛兰
1967年年尾,我参加了队伍,被安排在泗里街华区民运组,主要负责群众工作。
1971年的某一天,我到洪楚廷同志的营地一趟,期间有机会上了一整天的卫生课。课程内容包括简单的枪伤处理、火药烧伤的应急治疗以及基本缝合技术等。临走前,我还从吴德芳卫生员那里带回了一份关于火药烧伤治疗的方法。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学习,没想到后来却派上了大的用场。
回来不久之后的一天,吴德美同志在晒黑火药时不幸发生意外,被火药严重烧伤。当时他只穿着一条短裤,裤子被烧穿了一个大洞,右手、右脚和背部烧伤较为严重,眉毛被烧掉,头发也被烧得卷曲、短缩,看上去就像非洲黑人一般。
受伤初期,他感觉皮肤僵硬,神经一度麻木,并未立即感到剧烈疼痛,只觉得全身闷热、口渴难忍,不停想喝水。按照我在卫生课上学到的知识,我先给他喝了一大瓶食油。不久后,黑绿色、带着臭味的油从肛门排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有助于缓解火药烧伤带来的内热。
当时,我们这个住营地并没有正式的卫生员,于是我临危受命,成了主要的护理人员。营里的七八位同志围着伤员忙个不停,大家七手八脚地帮忙:有的负责扇风降温;有的帮忙涂抹鸡蛋白和品露药膏;有的去芭里拔白花籽榨汁生服,使他通尿;有的跑去联系群众,买来活生汤给伤员补充体力。同时,我们还给他注射了盘尼西林,以防感染。
每天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换药和敷药。这不仅费时,而且对伤员来说极为痛苦。每次敷药前,都必须先用滴露把纱布慢慢浸湿,然后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剥开,尽量减少对新生皮肤的撕扯,之后再重新敷药。
在同志们的热心照顾和细心护理下,吴德美同志终于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出现——发现敌兵在我们营地附近一带巡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立即转移伤员。大家合力把他抬过泗里街河,再把他送到沐鲁都的一个住点。
到了那里之后,主要由张瑞泰等同志们继续负责护理和照顾,直到他逐渐康复。
回想这段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同志之间的互相关怀、团结协作,是战胜困难、挽救生命的重要力量。而那一次短短一天的卫生课,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註一、 当年拉让江区域武装斗争逐步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响应杀敌夺武,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同志们纷纷试制火药炮筒。由于初期没有经验,在制作炸药过程中,民丹地区,叶绍雪和吴起顺同志被火药烧死;泗里街地区,许保松同志也被炸死。两个地区分别还有多位同志受轻重伤。
致敬当年为开展武装斗争,在毫无经验、无指导的情况下,为试制火药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是武装斗争的急先锋,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祖国好儿女。
註二、 经验教训:只要把制成黑色火药的几种不同成份分开来晒,等凉后再掺和在一起,就不会发生着火爆炸了。
悲痛!遗憾!
——学坚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在国内建立武装斗争基地。1980年,大队由Oya河尾转移至第四省的达斗S. Anap一带。同志们辛勤开垦,农作物生长良好,生活逐渐有了起色。然而,由于情况突变所迫,基地不得不被迫放弃。队伍只得进入流动状态,孕妇也随大队一道,在S. Anap河转移。
大队在河边的山上临时扎营。
1981年5月9日这一天,领导和同志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下午时分,婴儿顺利出生,是一名男婴。全体同志都为这一新生命送上真诚的祝福。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悲剧随后发生。产后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产妇的胎盘始终未能排出,并开始持续大量出血。大家的心情由喜悦转为紧张和不安。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只要有人想到任何可能的办法,大家都争取一试。有人建议用手拍打产妇腰背,但未见效果;也有人提出是否可尝试用手剥离胎盘,但由于缺乏医学经验,谁也不敢贸然行动。此时,林贵美同志(注一)提出,他记得来路某一站储藏处可能存放有医书,是否可前往查找应急处理方法。经领导同志批准,他与扬帆同志当夜借着微弱的月光,沿河涉水往返,历时两三个小时。
然而,当他们赶回营地时,学锋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看着鲜血不断流失,我却束手无策。只知道胎盘未出,不能贸然使用促使子宫收缩的药物。xx是一位生育过两个孩子的母亲,也守在产妇身旁,大家寄望她能提供帮助,但她同样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无情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直到最后,血几近流尽,学锋同志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沉重、悲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头,同志们默然无语。我内心的愧疚与痛苦,久久不能平息——一生未能学习妇产科医学,竟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这成为我终身难以释怀的遗憾。
注一:
在那次被迫进行的流动转移中,我们从Anap河河尾的上游向下游移动,途中曾接触群众后又折返。一路上未能打到猎物,仅在短暂扎营期间制作“邦督粉”,并布设圈套捕捉小动物,以改善生活条件。
1981年6月25日,大队在河尾一条名为S. Manuk的支流、靠近河口处扎营。大约下午三四点,林贵美同志独自沿该支流上行,寻找邦督树并兼打猎。未料在如此偏僻之地遭遇敌兵(事后推测,敌兵很可能是从乌也河尾翻越山岭前来搜索)。林贵美同志不幸遭敌袭击,壮烈牺牲。
雷电伤的经历
——1973年一次意外与生死考验的记述
--阮赛兰
1973年3月尾,我带了五位同志从基塞坡驻点出发,前往邻近地方与群众开会。集合地点选在胡椒园旁的一座小山头。此山明显高于周围山岭,山顶仅有一棵叶繁枝茂的树,大概有二三十尺高。
当天下午天色阴沉,正下着小雨。群众才来三位,加上我们六名同志,共九人,便在那棵树下撑开两张雨布遮雨。
毫无征兆地,一道强烈电光骤然劈下,随即雷声轰鸣。刹那之间,所有的人同时倒地。
当我恢复意识时,看到叶孝达神情紧张地奔来,高喊:“敌人丢手榴弹啦!”
稍后才意识到,这是一次雷击。我左腿长裤的左侧从上至下被烧及,左侧臀部一直到脚底均受伤。还有膝盖两边跟右腿也受点伤,雷击的伤处皮肤呈现树枝状红纹。环顾四周,两位同志身上的“德高朗”衣服仍在冒烟。
当时我手脚麻木,无法站立,双手也抬不起来。我强迫自己活动肢体,踢脚,甩手,症状才逐渐缓解,终于勉强站起身来,立即为仍在冒烟的同志撕除焦糊的衣物。
雷击造成的伤势,与我过去见过的火药烧伤,皮肤焦黑的样子极为相似,不仅外观相近,连焦灼的气味也几乎一致。基于以往的救护经验,我就走到群众家中取来食油,让伤势较重的同志喝下。同时,我指派智理返回驻点报告情况,请求林爱仙、刘华荣和钱赛玉同志前来支援。
当时,我、孝达与智理三人属轻伤,尚能行走。三位群众中,有一位腹部受伤较重。另詹琛运同志为中度烧伤,拄着拐杖尚可移动。
伤势最严重的是余永祥与林启钦,两人完全无法行走,其中启钦腹部受伤比较严重,陷入半昏迷状态。我立刻帮他打了一针强心剂。雷击部位皮肤脱落,肌肉外露,部分伤口深达肌肉一至二层,疼痛剧烈。
群众方面,两位轻伤者留在家中治疗,伤势较重者送往医院。据后来得知,该伤者两三个月仍未痊愈,最终转至诗巫,需割取大腿皮肤进行植皮,伤口才逐渐恢复。
启钦与永祥由众人合力抬至群众家中。由于烧伤部位沾满泥沙与杂物,只能一点一点耐心清理,再用滴露消毒,再敷上鸡蛋白,以减轻疼痛,最后再敷上品露药膏。我与钱赛玉同志致力护理、清洗与消毒,直至天亮,两位伤员的伤口仍未完全处理完毕。
翌日上午,我们安排群众前往市区购买品露、消炎药、止痛片、纱布,棉花,剑标消毒药水等。同时,动员协助搭建简易担架,将伤员转移至一户群众家后方半山腰的芭地继续治疗。忙碌至下午,情况才稍稍稳定。连续一夜未睡,又几乎未进食,身心俱疲,我原以为当晚终于可以稍作休息。
然而事态急转直下。我们的行踪已暴露敌军展开搜剿。当夜,前面大路兵车声隆隆作响,犬吠不止,步兵已悄然逼近驻点,甚至能清楚听见他们在胡椒園上方行走的声响。
当时情势危急,爱仙召集大家做简短的商讨,决定带伤员突围。启钦全身赤裸,仅以毛巾遮体,根本无法背负,这时已无从顾及伤痛,只能强行将他拉起,把衣服硬套在他身上。在同志们拉、拖、扶的协力下,伤员从左下方茂密的灌木丛中撤下。历经艰难,下至山脚时,启钦再次昏迷。
走在前方的刘华荣等三位同志,上到胡椒园,在月色朦胧中遇上敌兵,与敌近距离面对面打招呼(一时双方都认为是自己人)。敌兵愣神片刻后恍然醒悟才向火速在黑暗中离去的华荣开火。
我们只能继续搀扶启钦,撤向山沟,再转向另一座山头。混乱与黑暗中,永祥不幸与队伍失散。
事后得知,永祥当晚藏身草丛,待天亮后,强忍伤痛爬去寻找群众。群众将他背至屋后,为他搭起简易架子,并每日以蓝药水清洗伤口。一星期后再见到他时,他的脚肿胀得几近原来的一倍。
在多次转移、避开敌人与艰难求生中,在同志与群众夜以继日、耐心细致的清洗、消毒,敷品露膏等药,两位重伤员最终逐步康复。
这次雷击事故 ,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也是一段在极端环境中,人性、意志与互助精神的真实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