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烈士篇 3：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苏拉民
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 (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三、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呼)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脊，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三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编者于2007年5月拜访郭正老伯大儿子兴哥二儿子金哥和小儿子阿客时，他们亲自对编者的讲述纪录。
郭正老伯的畫像
苏拉民
苏拉民原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三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文多罗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文多罗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时，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文多罗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伟大出于平凡，你那简朴、负责，不顾自身安危，即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不忘问一声：“同志们可好？”
编者根据文多罗和小平的讲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