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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篇 4:陈福意;陈鸿义;许添诚;宋公山与周淑芳;李燕
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三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和平
陈鸿义
陈鸿义是1965年前青年团歌咏队负责人之一,社会青年和学生很踊跃参加,歌咏队越来越发展壮大。九卅事件后他也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一,组织最先派他到孟加影搞群众工作,周淑芳也调到孟加影工作。在他们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下,孟加影一带乡村成了红色革命区。
1966年8月中秋节,孟加影乡村执委会要召开会议并庆祝中秋节,陈鸿义一个人正走向开会地点,突然在他前面出现几个持枪的军人要检查他的证件,他是军方黑名单中正要寻找的人,当然他不愿就擒,更重要的是怕暴露开会地点和正等着他开会的同志,他马上溜走,军方紧追不放,结果他跑到一条死胡同,攀越围墙的时候被军方开枪牺牲了,执委们马上得到了消息,当时淑芳也在场,他们的庆祝会变成追悼会。
根据周淑芳生前及其他朋友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许添诚
许添诚白皙肥胖不太高的身体,是个独生子,他妈妈开咖啡店,他是华语教师,也是个提琴手,他的提琴拉得很好,经常在文艺会节目演奏。
合法时期他和陈武侠等人在籍民学校搞活动,所以他被军方列进了黑名单,他的朋友很多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他因身份不合法,便到处躲藏。在此种情况下,组织派他进山参加游击队,在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
1967年由于形势变化,他和淑芳、翠燕等几个人在一起,后来淑芳被梭菲安调回火焰山,许添城和几个同志被派到打拉鹿附近,准备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料却遭军人包围被杀害而牺牲了。
根据东方红、张瑞的讲述记录
宋公山与周淑芳
周淑芳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嘴巴下长了一个黑痣,大家常开玩笑说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九卅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后来她被派到某地搞群众工作,她工作热情,笑脸常开,青年们都喜欢她,通过教夜校和歌咏队很快地就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华族群众中搞得热火朝天。由于无限忠诚和大公无私,让她搞什么工作都能一股热情的搞,根据她的智慧和发动能力,都能把工作做得好,因此她得到组织的信任。
她父母都在家乡居住,她的家只有他们弟妹几个在读书,组织活动彩车游行、开会、碰头,同志们甚至吃睡都挤在她家,因此她的家就成了革命青年的根据地,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对于吃喝方面更是热情招待。
九卅事件发生后,她家被突击,住在她家的两位被逮捕,军警拆开二层墙还搜到许多书籍,因为当时凡进步书籍和中文书都被禁止,为了更好保存她把全部书籍都藏了起来。至此以后她也回不了家,组织把她调去孟加影搞群众工作。由于她工作热情,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群众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把好几个乡村连成一片红区。
机场事件发生以后,群众被集中到山口洋了,组织失去群众就无法站住脚。他们在某村的群众中突被村人包围,甚至要把全部华人杀掉,幸好当地达雅人出来维护,对另一村的人说这是我村范围,应由我们村处理,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开,这村的达雅人叫相熟的华人快点离开,不然性命难保。
周淑芳后来被调到火焰山,刚好发生保安站事件后,我们的稻芭被袭击,火焰山也面临大围剿。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曾派人联系驻守在宋公山的砂拉越大队领导人杨柱中司令和叶存厚政委,但梭菲安直到最后离开火焰山都联系不上他们,后来形势越来越糟,苏哈多军队的围剿越来越频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火焰山部队领导人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火焰山部队在长凳栋驻扎的一部分队员,其中有周淑芳、苏西、张珍、ZD、阿胜,砂拉越的队员陈山、方达、甘达等开会做出决定,西加的火焰山部队队员提议他们要回白区,砂拉越同志要回砂拉越。当时ZD平时表现不好, 已被梭菲安撤了警卫员的职还缴了枪,大家对他印象不好,都不想让他跟着队,这消息让ZD知道了,当夜正好轮到他站岗的时候,ZD偷拿了砂拉越队员方达的机枪朝自己的营房扫射,当时全队队员十多人正熟睡,除了周淑芳、陈山、阿胜、北伐几个队员机警地滚到地下逃走外,其他的如张珍、苏西、李小明、方达、甘达等都死在ZD的手,然后向军方投降。因为他过去是梭菲安的警卫员,知道很多秘密,于是带敌军搜获藏武器的仓库和药库。
坚强勇敢的淑芳,逃出ZD的枪弹后便向达雅族村庄走去,因为她曾在火焰山附近达雅族村庄搞群众工作,比较熟悉达雅族乡村情况。她来到一个稻芭的小茅屋,见到了一个达雅人,她在那儿隐蔽起来,她了解到砂拉越大队的人有时会路过此地,她叫达雅人交给大队队员修理手表,当大队队员看到了女子手表就知道有自己人在这儿,然后叫达雅人带他们见到了淑芳。
周淑芳跟着大队队员,来到宋公山的砂拉越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对于淑芳的到来,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及队员们都非常欢迎她,那时候他们才从淑芳那儿了解到有关黄汉和梭菲安合作的具体情况,按杨、叶说曾派人联系印尼西加革命组织,但总是联系不上,他们也感到非常遗憾。
砂拉越人民军总部,在宋公山受到多次印马合作进攻和围剿,致使他们的粮食发生困难,没粮食便吃树籽、榴莲核、树菇、树叶等维持生活,为了避开军人的围剿和方便找食物,他们分成两队不断行军,但在行军路上同志们因病死、遇到军人被枪杀死了不少。1969年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其中包括周淑芳,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由坚利带队,出发后走到半路,被兵袭击,整个小队队员全部牺牲,周淑芳也牺牲了。
1969年3月,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宋公山第三支队全军被消灭。
根据林英、立华大姐、思珍与编者的讲述记录
李燕
李燕九卅前曾在坤甸广播电台以汉语广播的广播员,是一位工作稳重、负责又坚强的革命干部,当她的爱人被捕后,她悲愤的走出温暖的家庭,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她知道这一去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倒回来看望自己年老的父母、家人和爱人,真的这一去她不再回头。她被派到孟加影一带工作,最初她和淑芳、许添城一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碰上一个乡村的华人被气势凶凶的达雅人集中,包围着他们,为了不让达雅人认出她们不是本地人,淑芳、李燕抱起群众的孩子,这时四处已起了火,外村人正欢天喜地又喊又跳舞,他们将要进行屠杀的当儿,正巧华族乡村附近的达雅人赶到,他们对异乡的达雅族人说:“这些被你们集中的人是我们乡村范围内的华人,我们乡村的人会处理,不关你们的事,把这些人交还给我们。”这村的华人幸运碰上了救星,被他们拯救出来,这些好心的达雅人说:“你们快点离开这里,不然性命难保。”
1967年,淑芳离开他们被调到火焰山基地和我在一起,李燕和一个工作者被派去船头区搞群众工作,有一位同志曾在马拉波山见到她,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军方围剿中被枪杀了。
根据周淑芳生前在火焰山基地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