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战斗回忆 14：我的两次战斗经历；我在OMT的三场出击战
我的两次战斗经历
——黄祥云
（一）
1971年1月，我们在发富港后芭的隐蔽住点，人多时有十一、二位，少时也有五、六位。由于长时间进进出出，搞粮，搞其他物质等，并且还时常到对面江南门去联系。就这样久而久之可能暴露，加上大家警惕性不高，在毫无防备情况下遭到敌人突袭。
1971年1月15日，天气非常炎热，快到中午时分，突然枪声大作，一时大家有点乱，但很快就定神过来。大家各自找好隐蔽物，有的伏在一条横在地上大木桐后面，进行还击。虽然敌人人多，武器好，火力猛，但始终不敢逼近。我见此情境，认为没有必要恋战和他们硬顶硬拼，就下令向上转移，以避开敌人的火力，也会较安全些。正在此时，民军同志（小八路）跟了上来，他说脚踝受伤不能跑了，我俯首一看，他的伤口有小杯口大，肉往外翻!我把北加来福交的曾同志，随即背起小八路向上跑，还好上边没有遇上敌人，撤到群众家的后面，暂时稍作休息。
我在群众家，拿些药水，给民军洗涤伤处。驳火之后，敌人会进一步部署，增兵追剿，因此，此地不能久留，一定要想方法突围渡江。可以争取过对面岸，也许会安全些。
到了晚上，在群众都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到达对岸，在群众后芭宿营。
翌日一早，我派两位同志出去群众家了解情况和准备点吃的。没想到，还没到群众家又驳火，一位很好的制造枪枝的干部阿强同志不幸牺牲了，杨同志脱险了回来。驳火离我们很近，且又有伤兵，因此等到杨同志一回来，就动身转移。我们转移不久，就看到敌人割过的路，树根还流出胶汁还没有凝固。我们每跑几步路，几乎就有一条兵路。此时，大家的心情有些紧张，曾同志建议，把民军藏在草丛处，我们轻装快过马路，另则万一驳火也较为有利。但我觉得不论多艰险，也要背着小八路过马路。倒是小八路，不但不喊痛，也毫无怨言，他能有这样的好表现，也给我们不少鼓舞。
我当时尚年轻力壮，背起他没负担，而且稳步向前走。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大路边，派杨同志前去探路了解情况，没发现什么，就迅速过路。
到了上一段，没看到有敌兵活动的痕迹。不久之后，我们就到新苗的住点，把小八路交给那里的卫生员青松同志护理。此时，大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经受了一场难以忘怀的生死考验。
（二）
1971年11月，有十五、六位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华区开进民族区。队伍翻过到了Bunau河，再沿河走一小段，找个点，稍微休息几天，再向深入民族区转移。
我们宿营地离Amih长屋较近，这一带伊班人较多当兵，加上Oya河的民防队会来到这一带活动，同时时逢两季，我们活动痕迹大，很可能被坏人和民防队探到。
在11月20日早上九点左右，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接着又像狂风扫落叶的扫射，还好同志们在志峰同志带领下，及时给来犯之敌人狠狠地反击。那时，我还在后面和劲草同志谈心，一听到枪声，我猫着腰迎着唰唰飞来的子弹向前冲去，和同志们一起向着敌人猛射，打完一条弹盒，换一条再打。敌人枪声渐渐少了，志峰同志建议要撤退，我当即下令边撤退边掩护。撤出一段路后，发现两位同志没有跟上，他们是Burang和余志发（学愚），志发当时病还未痊愈。后来了解到，他们两个在换岗时，当场被民防队袭击而牺牲。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着深入民族区转移。由于被突击，有的没有拿到背包，物质也很缺乏，加上敌情可能严重，也不敢久留。我们化悲愤为力量，同心协力地、艰难地向着鸟也河尾转移。
我在OMT的三场出击战
——民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严重的削弱了我军的力量。敌人乘我们犯路线错误，更加疯狂向我们进攻，各地分散的队伍也都集中起来，加紧整训以保存势力。然而，强大的敌人没有因为我们的弱小而放弃对我军的进攻。我军的搞粮、运粮、存粮成为我们的重要活动之一。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在OMT先后牺牲的有雷月梅、（红坚）、朱宋盘（学恩）、江海佳（民军）、潘启坚（坚红）、欧官民（重林）、江育英（百练）、邵火祥（志武）、江秀琪（坚正）等8个同志。从某个意义上讲，我们大部分同志的保存是部分同志的牺牲所换取来的。
为了保存，我们适时地在外围地区主动的开展战斗，牵制敌兵，鼓舞士气。
约在1975年，我从中游武工队调到华区。在OMT华区我有打上几场战斗，在此仅介绍三次的主动出击战。
（一）“10·3”战斗化被动为主动
9月尾，我和怀恩、志武、思恩四人组成的战斗组，准备到南山后埔港一带寻战机。
在经过嵩山坡，我们碰了一个后山的群众，这个群众好奇心强，在兴奋之余，走漏了消息，引来敌人的注意。当我们到了乌也路五哩五福路尾的，一座小山丘，山头是光秃的茅草地，山脚有几棵榴连树。离此不远，早期有条从三哩半来的芭中小径。现在长满了草，看似久未有人行走。同志们准备在此扎营。我表示那里有路恐怕不妥。但同志们觉得不怎么样，而且不是久留，掌握了情况，筹备了物质一两天就走。虽然我参军前对这里地形敌情非常熟悉，但那是七年前的情况，而且第一次到华区活动，为了尊重这里的同志，我服从多数意见，却保留自己的意见，也就这样在这里扎营。
多年不见的阿嫂，甚是热情，盛来大篮子的饭菜，可是该群众必竟是没有经验，这么大篮子的饭菜往山里送，路人见了皆知危险。
第二天10月3日，三个同志去群众家取物品，锯水管准备制土炮，我一人留在临时点。
近中午时分，我听到有涉水声（山脚的沼泽地有积水），我站在榴连头侦察，由于草长得高，看不到人，待我发现时，对方已上了坡，地势已经高过我的位置。与此同时，对方也发现了我。我当时脑子第一反映是，怎么去通知外出的同志们，紧急的情况下，没有当机立断就会失去主动变为被动。本来我因先发制人或与敌人同时出枪，枪声就是最好的通知同志们的办法，而且我有树头做为隐蔽物，敌方虽高，却仅是草芭，我还是有优势，打了就转移，还可以赢得时间。在我犹豫寡断中移动身子，敌方枪响击中我的大腿。
在乱弹中，我冲入了低芭的丛林中，密林挡住敌人的视线，掩护了我，我才得以拖着受伤的脚拐着前进。当脱离了火线，我才察觉到伤口有约一寸半大，血还在流着。我用云南白药撒在伤口上，再用三角巾包扎住在伤口的上方，还用衣服捆扎着，这样血才不至于喷射出来，但还会流。我一边撤退，一边把血迹灭掉。
一阵子后，我受伤的脚开始肿胀，而且没有力走动。我只好用单脚跳，慢慢的转移。第二天鲜血不流了，却流着血水。没受伤的一支脚由于用力过度，开始抽筋，所以只好停下来按摩，以缓解抽筋，然后以双脚或单脚跳轮换着艰难地前进。第三天，我终于走回到了出发点。
出去的同志们听到枪声后，马上意识到临时点出事他们估计敌兵将会沿着路上出去，故立刻转移到群众家对面山坡上设下伏击。当敌兵由后山出来时，给予突袭。据了解至少打伤了一个敌兵，化被动为主动。
1977年6月，我再次到后埔港打伏击战。（详见怀恩写的6·18伏击战）
（二）9·22 骚扰战
1978年8月4日，怀恩、扬帆、志方和重林一组外出，在半路上与敌遭遇，重林不幸牺牲，怀恩脚受伤。在他们撤退离营地还有一段路程，志方同志独自先赶回点通知了大队，我和志峰、志武被派往前去把伤员背回来。大队也转移到主垄脚较隐蔽处潜伏。
9月初，领导机关派志峰、怀坚、增坚、向恩和我组成的战斗组开往卢仙路以下开展战斗，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敌人。
我们到了沙连坡，由华区向伊班长屋前进，在途中的伊班稻田，我们刻意悬挂标语。下午三四点，我们公然在通往长屋的小径上行走，让群众见到，而后在一条山坡路上埋伏。
几天后，由于暴雨，河水泛滥，山脚下的土炮部分也被大水埋没。我们害怕土炮进水，或潮湿，只好收起土炮，转移阵地。
9月21日，我们到乌也路10哩的民生路前段又设下埋伏。
隔日，22日晚上就到Rascom兵营开枪骚扰，并悬挂标语，安装踏雷。骚扰后，我们迅速撤回埋伏点。
到了第四天，在我们前一座山头有噪杂的人群声，我们都准备着敌人进入伏击圈。可是喧闹了一阵后，声音又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几个伊班人从后山稻田归来，一个男的慌慌张张地爬上我们伏击点。只见他在地上挖，一下子却飞快的跑掉（估计可能他想去拉屎，恰巧挖到电线而吓跑）。几天辛苦的埋伏因而暴露，我们只好再次转移。
（三）10·31 伏击战
两次伏击都因为伏击点暴露而被迫放弃，长时间的在外，加上“9·11”三位同志牺牲。同志们难免担心大队的安危，尤其是长期搞警卫工作的同志。因此，要不要再坚持多打一战，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我们应该尽早回去；另一种意见是既然我们是派出来战斗的，我们还未正式的打上仗，怎么可以不再坚持，多做努力。后来经协商，终于大家认为再坚持做个努力。这也许对缓解大队的敌情会更好。
这次我们准备了干粮，决心在卢仙路5哩打兵车。这里伊班群众活动频繁，伏击点不好找。最后我们就在前面是大路，后面是伊班小径的山头确定了伏击点。它的中间不过是二三十尺的卢基丛，伊班人走过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全身。我们连夜埋了土炮，挖了土炕，隔天就进入伏击。由于地带狭小。我们不能生火造饭煮水。喝生水，吃饼干，大家一时都适应不来，结果都闹拉肚子，但也只好就地解决。
第三天，皇天不负苦心人，敌兵车终于来了。两辆吉普车载满了敌兵。当进入了伏击圈后，后面的指挥员志峰同志打响了指挥枪。我负责压雷。可是压一下却没有反应，我再次紧紧的压着才炸响。敌军车很快就冲上另个山坡，短枪已明显打不到，这时敌兵开始零星还击。我也用莱福枪朝着敌人点射，我打一枪，敌人的枪声就停下来。一阵子又响着，我再打一枪敌人枪声又停下来。指挥员这时下令撤退。我们沿着群众小径走下坡，敌人的枪声才大作起来。据说，敌兵伏在路边放枪约将近整个钟头。
据了解这一仗打伤了一个敌兵，炸破了敌军车一个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