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战斗回忆 12：“8.4”遭遇战及之后
“8.4”遭遇战及之后
——怀恩
1978年中OMT领导机关营地设在约Pandak 山路6哩左边，伊班区的矮青芭的一座山坡上。8月3日下午，我们4个由营地出发，准备向Oya 路19哩方向搞粮。经过将近2小时的行军，我们在Sg. Engkabang RH Amoi 附近一个稻芭边停下，准备宿营，明早再走。
翌日上午，我们各自背起了军包、Selabit（实拉必，伊班族用来背东西的大藤篓）和简单的行李，向预定的目的地前进。天空一早下着绵绵细雨，估计伊班群众不会下芭干活。我们断断续续地走了一段同方向的稻芭小路，上午8点多钟，在刚砍过的稻芭进去一点小路的大树桐上稍作休息。
停歇未到5分钟，来路方向传来走路的声响，大家心想，这伊班群众这么勤力，冒雨出来去稻芭？但我们还不失警惕地戒备着。
小路弯弯曲曲，路边长满比人高的小树和野草，5米之外看不到人。响声越来越近，待走出最后一道弯，猛然发现散兵现在眼前。我与敌尖兵若同时互相举枪。我下意识地即刻举枪向敌胸射击。这是你死我活的时刻，谁先开枪，谁就占生机。可是“答”一声，我抢了先机却打了一个哑弹，不响。而敌尖兵乍遇人民军几乎吓呆了，没即举枪就卧地躲避。紧接着，身边的战友也向敌开枪（据说一个敌兵的手被打断）。而对方是却以M16自动来福枪向我方狂扫。双方都已隐蔽，惟不知为何，重林（欧官明）同志还在树桐上面，在敌乱枪扫射下不幸中弹跌下了树桐边，牺牲了。
我方除了扬帆使用手提机枪和有限的子弹，他最直接面对来路的敌兵，他一发现是敌兵就对准目标射击。可惜第二枪就卡住了，其他都持简陋武器，火力单薄。敌处较高一点地形，十多人的小队拉开了队形，展开了火力压制。我处下方仅靠一条横卧的大树桐隐蔽。处境非常危急！我急令扬帆与志方同志向后撤，我持来福枪狙击，因子弹有限，我只能节制地射击以阻吓敌人不敢靠近。估计战友已撤离火线，我沉重地望了右侧重林同志的遗体以示告别后，一个跃身，越过离地面二、三尺高的倒树枝丫堆，前身先着地，左脚还在树枝上，只觉受到猛击一下，被乱枪击中，鞋子打裂脱落，脚踝已受重创。敌人火力猛烈，在一堆倒树隐蔽下，我尝试站起，弓腰急跑，还行！一股劲冲出近百米，几个转弯便脱离了敌人的火力，遇上了在后面焦急等待的两位战友。此时一停下，便跌坐地上，左脚再也站不起来了。
敌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但久久未敢向我方向前进。我观察了地形，即选择右边一处不易留痕的地方，离开了伊班群众的小径，悄然转进树林中，不留一丝痕迹以摆脱敌兵追击。我只能跪着爬行在前面带一段路，很快下到了离小路百米的山脚，再尽速地爬上对面山顶，占据了有利地形才停下休息。此时，详细检查伤势才看清是左脚踝关节下2公分处中弹，弹头还留在内，幸好流血不多。踝关节已僵硬脚板触地就铭心的痛，已失去行走能力。
果然，敌兵找不到我们转移到方向，一直沿着小路追踪，越追越远。
扬帆同志背着我走，志方（女）背3个军包提2支枪在前头开路，我在扬帆背上用指南针指路。我的体重约70公斤，扬帆拼着全力，勉强地背我走平路和下坡路。上山坡则自己双膝跪地借助双手爬行。这样背一段，爬一段地交替，行走了数小时，暂时甩开了敌军的追击，但未脱离它们可能的围堵。速度太慢了，还走不出正常行军的一个小时路程。
转移回营地，正常行走还需两、三个小时，带“残”行军，要多耗5、6倍的时间。面对连绵不断的崇山野林，还有敌军的围追堵截，前路异常艰险、困苦。
在一处小山坡，我们研究突围、转移的方案。此时，我暗下决心，万一再遇上敌人，不能再拖累2位战友了，准备同敌人死拼。没等我说出应急方案，扬帆同志抢先说道：“若再发生战斗，志方同志阻击掩护，我照顾怀恩撤退。”“我深为战友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更坚定了关键时刻牺牲自己保护他们的决心。
敌军的直升机开始不时在空中盘旋，在远处多处起降，估计已在布兵，气氛紧张。
下午6点多，政府电台播报消息说打死打伤“共产分子”各一个，估计伤者不能行走，呼吁投降云云。
艰难地走了白昼整天，日已落西了，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我们也不清楚当时所处的具体位置。我们不敢怠慢，继续摸黑向着南偏西的营地方向前进。上半夜10点左右，实在累了，停下来歇歇会儿。我们饥肠辘辘，仅有几块木薯，谁都不愿多吃一口；仅有的一点水，互相让着喝。
近午夜，天空一轮弯月，谈谈的月光下，群山茫茫一片，偶尔夜鸟几声鸣叫，大地寂静得令人难受。这或许是暴风雨前夕的诡异。志方同志躺不住了，独自先去开路，为下一步转移加快速度。
下半夜，下起了毛毛细雨，乌云遮住了微弱的月光，前进方向远空的星星也看不见了。对着只有微弱夜光的指南针，凭着一股拼命的精神，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经过一处旧稻芭，志方砍了一节瘦小的甘蔗，削了塞给我们吃，她却啃着甘蔗皮。大家话不多说，但以真情行动相互感动，相互激励。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越过了不知多少道的坎坎洼洼。终于在天亮之前，在黑幕与细雨的掩护下，突过了最后一道可能被围截的小路，脱离了当天被敌围堵截的危险区域。
天开始蒙蒙亮，扬帆去侦察探路。他认出了具体位置。原来我们走了将近一天一夜又回到离驳火仅不多远的地方。
当时也不清楚附近还有敌情否。还好出时，大家有留神走过的路。我们唯一的捷径，就是沿着出来的路模边走边侦察边摸索而回。
天亮了，路途按正常行军还有近2个小时。半走半爬至少还需十个小时，大家都累坏、饿极了。我以双膝爬行多时，裤管裂开了大口，膝盖也磨破出血；创伤的脚开始肿胀，伤口开始发炎，脚板若勾到或碰到物体，疼痛难当。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着我们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战胜艰难险阻，回到大队营地！
将近中午，行走到距离营地约莫一个钟头多，志方同志忍着饥饿和疲劳独个儿以不到一个小时，迅速跑回营地报到，领导即派学民等2位同志快速行军来到我们停歇地点，轮流背着我，总算回到了营地。又见到了犹如久别的兄弟姐妹般的战友们，此时已是事发后第二天的近黄昏时刻。
梁医生即为我作了初步护理，清毒、消炎、止痛，针、药并用，用探针（脚车轮钢枝做的）探进弹孔，约6公分深。当夜，伤口处肿胀得厉害，要把伤脚高高挂起才会好受一点。同志们为我赶制了一副担架，以便第二天转移。
第三天，敌军直升机整天在盘旋起降，在不断增兵扩大围剿范围。一早，大队便开始转移，志武、向前、志峰等同志轮流或抬或背。在炎阳之下，又是上山下岭，涉水过川，同样地不辞劳累，把我一起转移到较安全的地区扎下点来养伤，避开敌人的围剿。
这时伤口开始严重发炎，弹头还在深处。医疗小组尝试用民间的偏方，抓几只甲壳虫捣烂后包扎在伤口，据说能“以毒攻毒”吸出弹头。
包了2天，肿胀得更大，伤口严重恶化，赶紧撤掉偏方。按药书里说的，采了一种叫“下山虎”的草药敷伤。几天后，炎肿明显消退，也不再那么疼了。天天用钢线小探针卷上纱布沾上消毒药水插进伤口拉进拉出地清洗弹孔，再敷上“下山虎”，日复一日地重复，由于伤口深且是弯曲状，没能取出一块弹片。
部队没有X 光透析设备，未能诊断伤口深处创伤情况，探针也探不到弹头的部位，只能才用较“原始”的治疗法。多年后到医院照X光片，方确定弹头在体内再次爆炸成几十块小碎片，导致部分粉碎式骨伤。子弹没正中踝关节已是大幸。据悉，此类子弹在国际公约中是禁止使用的。
头3个星期内，我左腿的肌肉严重萎缩，脚板完全不能着地，上厕所还要呼唤别人帮忙背去背回。不能蹲着如厕，还特别用木材做了一个“座厕”。梁医生与几位卫生员，白天黑夜轮流看护。尤其是坚正（江秀琪烈士）同志忍着牺牲爱人（重林烈士）的悲痛、细心地照顾。她们还有学锋（已牺牲），百炼（已牺牲）志方与增坚等同志。
我的脚还能站起来吗，还能行军打仗吗？会不会因此残了或拐了。我的思想不无斗争。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股敌兵搜索到距营地不到一百米，我们都准备战斗。我当时真的担心，万一打起仗来，该如何再转移呢？幸好敌兵从河边下面割过，未发现我们。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关怀、鼓励下，我还基本乐观地顶了过来。
30多天后，伤口好多了，同志们做了一付拐杖给我，试图柱着练走路。总算可以轻轻着地了，不久后可以站立了，个月后可以一拐一拐地走路了，可以重上征途，好不庆幸。
同年9月11日，志武（邵火祥）、百练（江玉英）与坚正3位同志在前去美烟坡联系与搞物资时，被坡中坏人出卖，敌兵事先布下埋伏，不幸中伏，全部牺牲。噩耗传来大家无不万分悲痛。
我不能忘记，志武同志背我上山时气喘如牛，还一再坚持的一幕幕；百练同志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坚正同志带着一丝忧愁投来关注的眼神，久久印在我心中，有那么一种歉疚，迄今未能舒怀。
站立起来，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2个月后在Oya河道第一个基地内，伤口二次发炎。弹孔又是一样的6公分，碎骨随脓血流出。重复了又一个月的伤痛，不能行走，柱拐杖还要麻烦同志们照顾的过程。
经历暴风疾雨十载，无数次身边战友生离死别。我侥幸活到今天，生命已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许多烈士生命的延续。
完稿在事发30年后200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