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一、难忘的岁月 7：
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经历 1
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经历
记OMT民族区开路先锋三明
一丹心
在那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帝反殖的岁月里，我们这一批热血青年，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北加里曼丹深山老林里，过着危险、艰苦、紧张、长期的游击队生活。回首当年的日子，实是感到过之不易，过之不一般，过之非凡。一般的战士是这样，少数带头人就更是如此。我所认识的我们当年OMT（乌也沐胶、达斗简称OMT）武工队的三明（吴松美）老朋友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不以成败论英雄，成织的得来是经过不少失败，错误的经验的累积，总结而得。因此，表面上看来他虽然没有非常突出的战绩，可是他为我们OMT单位的游击生活，尤其是民族工作，担任着先遣、尖兵、开辟新区工作的先行者。他是有过错误和失败，脚步也曾蹒蹒跚跚过，但是设身处地为他想，我对他更多的是尊敬和佩服。就他的经历来说，有时真是挫折了，甚至是头破血流，但是他-路走来，依然忠诚地听从组织的指挥，继续走在斗争的前线。
他文化不高，没念几年书，但脑子却灵光得很，他很有新点子，新方法，而这些有的是涉及到游击活动和民族工作的策略和技术的。他在我们单位的民族工作上，在开路上，在打仗上，在各种各样的游击生活技能上是起过先锋的作用，对我们的事业做出不小的贡献。
寻找平等、尊重和公道
三明当年之所以会参加革命，是因为他深受贫穷困苦的生活所逼迫。先说他妈吧，生活本来就穷苦，又深受旧礼教思想的迫害。过去的女性难遇到好家婆，而她偏偏就面对这困境。她嫁到婆家后，粗活家计一肩扛，却还是受到苛刻的对待。有什么不顺眼的事，就得劈头盖脸挨抽挨打，拳打脚踢，更没有人格尊严的是，家婆动手打，丈夫帮着捉，帮着打。三明小小的心灵里，早就为母亲的不幸，烙下深深的伤痕；接着说他父亲，他那父亲就懂得冲妻子凶，但在朋友夥伴中，却是老实结巴的一个男子汉。和邻居的当家人好的很，那人却是个在乡里中有点名望财势的，但却骗走了三明他爸爸的土地，他爸经这一打击，再加上病痛，没多久就离开人世。再说他自己因家里穷，没人看得起他，一直都生活在被歧视、白眼，和欺凌之下。他是个调皮的孩子，而一般认为调皮的孩子都是错的。在班上，他没犯错，被同学诬赖，老师不分是非黑白，惩罚无辜，他不服，和老师理论，但是没理论好，还得再次挨打。邻居大孩子（大四、五岁）欺侮他，他直指对方，说：你比我大多少？你不羞耻，你大欺小。总之,在少年时候的三明，在心中充满着社会对他的不平等，践踏，和讨不到公道的不满。他在心里呐喊我要平等，我要尊严，我要公道!
和进步朋友的接触
60年代，乌驿路3哩半，三明的家乡活跃着进步力量，有进步思想的朋友们在他的乡里组织劳动队，搞学习小组，还有大组集体学习，甚至篮球队比赛等等。他说，那时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人，视他为兄弟姐妹，平等相对，和睦相处，不欺不诈，还能学习，还能学唱歌，太好了，他服了这些朋友，并紧紧的团结在这些好朋友周围。从此之后，一个喜欢打架，生活不严谨的小伙子改变了。他不再打架了，很努力工作，到那都很卖力的干。他说自己没文化，但他身强体壮，有的是一身力气，干起活来是好样的，个个老板看了都满意。
他说，由于常受人欺侮，他反抗性特强，在家里做大哥的会打他，他不认小，和他对打，打不过也要打，也因此，他变的也会打弟弟。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进步朋友的一个亲情画面，并深受触动，自此他和弟弟的关系一反以往。那画面是“有一位做大哥的，生性温文儒雅，爱护弟妹。一天，弟弟因有事不高兴，抡着拳头不停的捶打大哥，可是做大哥的，不还手、不责骂，只轻柔的说，你这样打，不是会把大哥打死了？做弟弟的听了不打了，撒娇耍赖了。“
自此后，三明和弟弟的关系，亲密无间，是兄弟，若同志，似战友。在那乌云密布的风雨年代，他转入非法地下活动，这时他念弟弟，写了一封信给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过去对弟弟的粗鲁委度，就此后两兄弟灵犀相通了。1968年7月的一天，当他要离开故乡上边区参加武装斗争时，弟弟买了一包橘子来送别，话别过后，美弟建了几步，却又反转回来再次和他握手。这时，他还愣着站在那置弟弟的背影，看到弟弟伸出手来，才急忙把个又粗又大的手停向弟弟，两个人的粗手那会一握，就已把各自内心的温情都倾向对方的心坎。那一刻，让记忆把时光胶住了，永恒地刻在他脑海里，气每记忆起这一幕住事，就心情荡漾不能平静。
因小时的发因，受欺压，所以他在寻找平等、尊重和公道，直到接触了革命同志，知道这些革命同志的革命目标，想到穷人也能翻身做主人，他在心里呼喊着：“我找到了，我终於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他踏上这条路，心满意足，兢就业业的走下去，听革命组织的话，领导上指挥到那里，他就工作到那里。
隐藏生活
之前，有段时间，他是在外地找生活，是帮忙一位商人在民都鲁种植接种树胶，他全心全意的为商人干活，商人也对他爱护有加。做了段时间后，他接到一位进步朋友的信，希望他回老家，参加他们的农会。好个三明把朋友叫他做的事摆第一，把自己的工作给摆到第二了。虽然也会舍不得老板，因他的老板很喜欢他把他兰儿子看待，而且一再挽留，但他听革命组织的话，毅然打起包被回老家。
回到乌也路老家参加农会，负起印刷工作，他意识到自己的被尊重而更加强了自信心。他认真负责的于着这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本来这工作不适合于他活跃的性格，但他一直坚持微好，并这项工作的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本来印剧工作是要两个人配合，一个拉框架，放稿纸，一个推印刷的滚轮。他把它改成只要一个人就能兼做的印刷工具，这是他初次显露的创意，他还帮忙找地下工作隐藏住点的工作。他是生长在农村，对当地地形比较熟。而对一个住点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也比较有认识，因此上级要找新住点时，他就帮上忙了。他说，有的领导上住的点，他也曾帮忙找过。
他的脑子很活跃，总有许多问题想要问，直接的负责人不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还得烦劳越级领导来出面解决。他不善写和阅读。他的学问与知识，往往是通过和人们言谈交流，提问题和思索取得的。
本来他的印刷工作是须要很隐蔽的，但是他太活跃了，露了破绽。他说，本来他不能暴露出他是个进步分子，不可唱进步歌曲，可是他却喜欢唱，没严格遵守《严密细则》，因此而被罚降级，降到和他的下级一组。但是因为自己错，故他认错，接受处分。
总之，那时候的他，身心焕发出来的热情，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对革命工作的投入是无法阻挡的。
上边区参军去
1968年，革命组织号召上边区参军去，三明被点名应召。他太高兴了，因为以他的个性，长期一两个人的潜伏搞印刷，太寂寞，沉闷。他是搞印刷的，当然看过《来自丛林中的战鼓声》，从中看到部队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又想到那是自己部队的“红色根据地”，他的心神早就飞到边区了，组织上的召唤，正中下怀，他满怀着憧憬，精神抖擞的在1968年7月的一个清晨，踏上他人生中最具挑战的首段征程。
三明是和我一同上边区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十足农民味，热情、健谈，两眼炯炯有神，身架子总是摆的挺直挺直的，非常能适应森林里的生活。一句话，如鱼得水，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着他，他努力的吸收着，学习着一切，他渴望想学本领，他学跑山、学打猎、学有关军事的诸多本领。
他并不像我要付出很大精力来应付上边区长征的挑战，他说他压根儿就不感到辛苦，而他又是被编排在尖兵队里，他是踌躇满怀的。在这将要奔向人生另一个旅程的前夕，他为自己取名“明”，立场明、路线明、目标明，三者鼎立，立场稳。这次听了他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名字还大有来头，大有实际意义，他的人生方向，前进路线可是明确得很。我过去还以为是“三民主义”的三民，他也不纠正，大概因为追求“三民”的意义也蛮棒的吧。
人生第一战
我们第一批上边区的队伍，8月20日启程，9月初到边区之后将近一个月，在第二批同志到达时，印尼空军就向我们马罗河营地和稻芭空袭。从此，我们面对印马夹击的“围剿”局面。
北加人民军主任田石明（黄纪作）及时的做出了部署：北加人民军总部主任带一部分第三支队同志（包括一部分9月初刚到，新编入第三支队的第三省新同志）和原第二支队来整训的同志，返回第二省边区；北加人民军总部副主任洪学群（老洪）带部分人倒回第三省国内去开展拉让江武装斗争，剩下的坚持在马罗河上游，搞战备粮(运粮、囤粮)，大营地在搞生产时，还得抢种抢收。更重要的是，要成立一个战斗队到前线伏击敌人，总部决定由老温带领一个17人的加强小队精选人马到前线去找战机。三明和曾忠两位三省国内刚去的同志被选参与，这时的三明更深一层的感受到自己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被忽略，而且是被重用了。
老温行事稳重谨慎，在他带领下，他们这一次的伏击战打得蛮漂亮的，打死7个，缴枪5支。三明这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他人生第一战，他没有什么怕死的想法。他说，当时他的自制猎枪打了几枪就不行了，他一直要求旁边的战友的枪让他打，只是不得要领。要不，他真想砰，砰，砰多打它几枪。也是这一次，他初尝了枪火下的血腥味，因他缴获来的敌兵装备，上面有敌兵许多血和飞溅在军装上的碎肉片。
在OMT工作和战斗
1969年三明回国内参加OMT工作（OMT武工队-在OYA，MUKAH，TATAU三支河流域地带活动的武工队）。
三明到OMT时，刚好是OMT根缺乏队长级的人才。在他之前有发生几桩事故，先是有〇河武工队队长纪平（蔡家布）牺牲之事，后安又有叶天星、陆良贵、周民权等到深入民族区Tamin工作时在群众家被捕，以及江先余和王聪顺牺牲。他们都是OMT军区当时的主要负责民族工作人员。在这多事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三明的到来，自然就得担负起民族工作和战斗的工作重任了。
他在OMT时，先是担负战斗队的队长。国内第三省的革命力量自从1968年9月到边区马罗河基地和北加人民军总部会师后，政策重新制订，队伍重新整编。老洪回第三省国内后，成立了三个军区（拉让江下游军区、拉让江中游军区、〇MT军区）。当时各军区都有武工队，也都有各自的战斗队。在OMT军区就成立OMT武工队。枪支有我们做枪师傅严品幹创制的“铁军一八"，再加上边区老同志带回的少数印尼军用过的二战时期的来福枪、史登手提轻机枪。就这样，我们的同志开始学习打仗了。那是在学习，在尝试，但是，我们的胃口还不错，还想争取打些缴获战。应该说当时，一方面是僮、幼稚和过左；另一方面是在那燃烧的岁月里，大家都有一股为理想而献身在胸中燃烧的激情。
三明亲自带队出击的第一战是在乌驿路19哩埋伏打兵车。仗是打成了，打死了几个敌兵，但是因为他被自己手上的“铁军一八”在射击时，由於子弹火药过多，产生强大的后座冲撞力而弹飞出的“撞桥”撞伤了自己的肩胛骨。他以为不能指挥了，因此就指挥队伍撤退。回到指挥部总结时，有人有意见，认为他怕死，没有去缴获。他说，本来是能缴获的。这一战，打死了几个敌兵，指挥员自己撞坏了肩脚骨，另一位同志受轻伤又没缴获，拉平了，不赢不输，但他却得检讨怕死思想。后来求实（阿禄）跟我说，那次他们还好早撤退，不然可危险了，因撤退的地势不好，敌人很快就包抄反扑过来。赵德的手，就是那次受伤的。
接着他又打了另一次埋伏战。本来战机是不错的，但是打第一枪的辉武同志，枪支发生故障，子弹卡壳打不响，这一拖延，敌兵的车队已超过他们的火力范围。所以并没有给敌兵构成什么威胁。这次的敌兵特别凶狠，很快进行了反扑，三明立即指挥撤退。但带头撤的同志，慌张之余撤错方向，竟然撤向低凹的山脚，那山凹特别深，待到下了山凹又得向山上撤时，敌兵的火力网已经覆盖过来了。三明当时是知道撤错方向了，但无法挽回，只好跟者撤。初时，敌兵火力扫来时，他们依一贯的经验马上伏倒。实际上在此情况下，已毋须扑倒了，因火力是从对面山打来的，伏倒那不是正挨个正着吗？三明连忙叫同志们快跑，但是很快，老江（黄天华）和阿华（陈丽华），已先后中枪。三明看见阿华受伤，不能跑，便把她背着撤，越过山顶来到一处小山，看见阿华膝盖受伤处直流血，三明帮她在伤口上方用布条扎紧。当时有一定的止血作用，但时间一久，因疼痛难耐，阿华要求解下布条，那知一解开血就喷涌出来，再扎回去已不管用，怎么压都不能止血（他没经验，本来是要在先前扎的伤口部位上方扎紧才对），阿华终於不支昏了过去。
敌兵知道他们是向上撤的，所以很快就搜查到山顶，因阿华的呻吟，敌兵依声搜来，三明只好撤到邻近隐蔽，只一阵子，敌兵就丢手榴弹，三明只得负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这一仗，牺牲了三位同志（包括潘启美同志）。虽然，按说，他本来是不用太过自责的，因为大家都没经验，谁也预料不到会出这样的状况，但无论如何他是主要负责人，他还是深深的觉得愧疚於牺牲了的同志。
去医院杀特
当时的拉让江加拿逸地区敌特特别猖狂，对我们的威胁大，为了镇压特务的器张气焰，领导上制定了锄特政策，三明又是我们单位的首选领队者。他告诉我：“老实说，这一次的杀特行动，我思想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挚爱的弟弟吴贞和，在那不久前，在诗巫刚因锄特进行侦察时不幸牺牲，他的伤痛还在。或许有人要说，既然兄弟情如此深，不就把它当着为革命，也为弟弟报仇，应该英雄气长才是，只是人性是矛盾的。在我们的社会基础上，有谁能免得了怕死思想。再说，他打了两战后，应该也打出些活思想来了吧，战争的行动，本来就潜藏着各种凶险，各种危机，那是往往难于预料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任务，他还不曾有出现“不接受任务的念头”。相关朋友在医院侦察后，他们就开始行动。要杀特，得先干掉护卫在旁的士兵，三明是由其他同志用挂尾车送到医院附近处。单独拿着枪（放在包里）上医院行动。但是这次的行动因特务不在而告吹，不过无论如何，他思想上又经受了一次的磨炼。
去加拿逸医院附近，烧特务的房子
他的锐气挫的不多，还相当旺，他还很为革命着想。加拿逸的特务太活跃，要干掉他不是很容易，他和领导上商量后决定把特务烧死，他的点子特多。於是就派同志化白去了解特务住处的周遭情况，确切证实是那间房间。他们决定行动的那晚，搬了几桶汽油去，以为会把特务烧死，那知闹了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汽油燃烧的快，但是也熄灭的快，一阵爆烧，并没有对房子造成多大损害，人也没烧着。后来总结，不可用汽油，要用土油。这又是一次缺少应有相关知识的军事行动，也是他又一次走在头里的失败军事尝试。
二月行动
二月行动是1972年的事，我也已回到国内，也同样是在OMT单位的民族区工作。所以也亲自参与。但那时的我，刚回国内不久，对于政策问题想的不多。虽然是乌也-木胶民族工作队的政治辅导员，头脑里也还只侧重队员们的思想和学习的工作。三明说他当时已从战斗队调到民族区工作，他是民族工作队（向东北开发新区的一支队伍）的队长，当时他们已朝向沐胶达斗方向前进。而由OMT武工队队长向军（黄祥云）指挥的“二月行动”开始时，三明他们是回来配合大队行动的。
“二月行动”的目标，就是要除掉在乌也河中游的一个特务，另外就是要到乌驿路三十哩的工程局去毁坏重型车辆，以延缓公路向我们活动的东北方向延伸的军事企图。当时我们是会合了由郭锋（郭炳河）和晓阳（房月梅）带领的Kabah-ran河地区工作队；由怀民（黎嘉文）和我带领的Oya-Mukah地区工作队，及三明（吴松美）和阿清（江爱华）的达斗-民都鲁工作队，这三个工作队和OMT武工队长指挥部在一起行动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行动呢?三明告诉我，这行动的建议是他提的，因为当时在中游的武工队连连发生我们同志遭伊班坏蛋出卖，被敌兵伏击，造成很大的伤亡。而我们OMT单位之前发生的民族工作干部被捕和牺牲的事件，也是因个别不好的伊班群众的出卖造成的。因此，他想了又想这个问题；难道我们也还要坐等我们单位的特务出卖我们而造成我们人员的伤亡吗?他和队员们商量这件事，队员们都说“不能”，我们要“主动出击”，我们要走在敌人的前头。因此才有了我们单位的二月行动，除掉OYA河中游的特务。
不论是杀特或三十哩的工程局毁坏重型机械，他都是行动的负责人之一。这场行动，人多，活动也不那么凶险，还算成功。不过从那个时后起，我和黎嘉文在乌驿和沐胶活动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我们经常都遇到有敌兵的活动，不能公开的和群众接触，要很小心的了解情况后才可以行动，黎嘉文是个作风很谨慎小心的同“二月行动”的志。因此，我们的队伍自始至终只发生一次事故。锄特活动，加速引来敌兵到我们的Oya、Mukah的深入民族区。
二月行动是搞得有点轰动，三支队伍是30几个人再加上OMT武工队长带的指挥部几个人，有40多人。那之前我和嘉文的一队已和三明那队会合，进行过“小整训”。行动之前又会合了向军武工队长的警卫组和郭锋与晓阳工作队，在下午3、4点钟时，用长船顺流下到长屋附近上岸，然后整支队伍浩浩荡荡开向长屋。我们一到长屋，主要人员三明和辉武、赵德他们马上第一时间上到长屋，宣布戒严，限制长屋的人出入，而我们次批的人员在武工队长分配下，进行站岗，同时封锁路上和河上的交通。
上长屋先是不动声色，只在宣传我们北加共产党和北加人民军的宗旨，另一方面就是暂时缴收（过后离开之前交还）他们的猎枪，最重要的是在了解那一个是对象。天很快就暗下来了，对象似乎作贼心虚，他还想把枪藏起来，怀民说他还把“本牙和”（护身符）带上。然后，我们就集合所有长屋的群众，宣传我们的政策，宣布这个特务的罪状。当要把他押出去枪决时，他却挣脱沿楼梯往楼下跑去，被一位戒备的战士开了一枪，追到楼下时，又补上一枪。当时，我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形（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面对），说不出个中的感受。总觉得有点懵然，又好像很清醒，很理智，因为那种场景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是不能有差错的。只是我原有的智慧似乎跟不上现实工作的需求，我还有点紧张、慌乱，不知所措的感觉。对特务行刑是不得的，但想到我们好多同志被特务告密而流血牺牲，确实恼恨得很，觉得非干掉不可。还有一点就如三明所说的：许多走在前头的人，都流血牺牲了，但接着不就轮到我们这批人了吗？除掉特务之后，武工队长带领我们第二线的人员向森林撤退，等待。而他们第一线的战斗人员连夜又沿河而下，向三十哩的Stapang工部局进发。当夜三明、辉武他们夜访工部局，对主要的重型机械进行了毁坏。
带领新兵向东北进军
1972年，我们OMT单位在“边打边搞”政策下，发展了一批新兵。肯定的，这些新兵都集中在华区活动是不行的，於是就把绝大部分的新兵带往民族区，一方面适应游击生活，另一方面进行政训和军训。当时的民族区也是搞得热热闹闹的，我们队也分配来几个新兵，当时的坚强、勇进、学英、向英等我都带过。带他们学习，带他们唱歌、跳舞。当时跟三明他们队去的新兵有吴虎、学勇（吴虎妹）、勇进、坚强、意坚等。吴虎魁梧结实，他妹修长秀美，勇进憨厚老实，坚强活泼可爱，意坚即精灵又沉稳，除坚强和意坚外，都是农村的好青年，坚强和意坚应该是学运来的。这几个的素质都很不错，他们也都是被精挑出来的，因路途长远，时间又久，而他们又都是新兵，必须要有相适应的条件者才可派去。
他们起程向东北进军之前，我们的队和他们的队还相处了一段时间，所以接触多，也熟络得多，对这些新兵，我爱护有加。坚正原本是我队里的一员，这一次分手跟三明去，我和她谈了许多，她是位好同志，我喜欢她。好在的是虽然后来他们在民都鲁PulauBinai发生事故，她还是无恙而回。
队伍在不断的发展和进行巩固工作，不断的聚合分离，我们终须说再见了。这次他们十四人的队伍有三明、胜意、银银、辉武、红兵、重林、坚正、五号、毛挥进、吴虎、吴虎妹（学勇）、勇进、坚强和小平，向东北出发了。
Kemena河边发生事故
行行复行行，三明他们14人来到Sebauh镇和民都鲁镇之间的Pulau Binai上一点的Kemena河南岸在计划着过江之事宜。过江之前，他们知道暴露了，了解到有敌兵活动。江是要过，只是要在什么时候过的问题有争议。三明说，他是不主张现在就过，但是其他干部要过，以一对三，他争不过。基于团结只好顺着多数的意见，在群众处搞来一条Koda船过河了。
虽然他们是知道有敌情的，但也没估计到敌兵会来的这么快，或说他们是怀着侥幸的心，以为会来得及过河。当他们驶离岸边一段距离后，因有犹豫，还想倒回，不幸就在他们倒回时，敌兵的巡逻船开到来了。在见到敌船时，Koda船又转头前进。这时他们已来不及了，巡逻艇快，Koda船慢，眼见只有几尺的距离就可达到彼岸，但敌兵已开火了。在一阵枪声响后，辉武开枪还击，三明在没有指挥同志们怎么应对时，就跳江避开火力。其他老兵，只要会游泳的都游到岸上，而胜意和五位新兵们却不懂得游泳而全部牺牲这是我们单位牺牲最多的一次被袭事件。造成6人牺牲，一个跑掉，一个受伤，队伍折半。
事情既然发生了，再怎么不幸，怎么痛苦都得面对，都得承担责任。三明说，事情发生后，同志们都怪他的怕死思想，没指挥就自己先跳水。面对大家的批评，他说他承认自己的不对，也对牺牲了的同志痛惜不已，他自己也恨死了自己。不过事情检讨起来，当时发生事故，也不是他不怕死就能解决好问题的。
我认为事前要解决好问题才是重要的，既然有敌情，怎么可以想侥幸过河（还是条大河）？应该要估计危险性吧！陆上遭遇战，还比较有经验。但在河上却是第一次，没有应对的经验，在陆地枪声一响，能马上回击和易於隐蔽，在江上要隐蔽只能跳水，他就习惯性地跳水隐蔽，那知道一跳水，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是一种习惯势力，就像阿华牺牲的那一战，撤退是向山上撤，而敌兵是在后面山上扫射过来，伏倒在那里有什么用？但他和队员们却还是很自然的依习惯势力，就地伏倒。整个来说，同志们当时想的太不周详了，太急着过河了。而应该说，我感到在执行这次长征任务方面，三明本身他花在工作上的部署和解决日常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上的精力多，而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的思想准备上的精力不够，其实这也是干部的能力与经验不足的表现。
为什么三明既然反对了，其他干部还硬是要过呢？我认为干部们的思想都相对麻痹，以为不一定会有事。若考虑到可能会出事，就应商量对策或至少在指挥员个人要想出应对的方法。三明他是相对粗心的，而其他人应该是警惕性不高吧。如果三明警惕性高，并对情况深刻分析，认识其危险性，他就应该行使他指挥员的职权，作出正确的决定，而大家也应服从。
今天再回顾这次事件时，三明认为，是过左的思想在指导着他们。因为当时中国正进行着文化大革命，而我们也正值学习毛主席著作最热的时后，我们部队也在开展“斗、批、改”“斗私批修”……。等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改造。那时，在工作或战斗上失误时，都总是在思想上找原因，要抓住私心（修）来批斗，无形中造成一些同志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往往忽视实际情况而冒险强行。所以，已经到达Pulau Binai上一点的Kemena河南边的他们，没有立即向河对岸挺进，就是思想不红，不革命化的思想，甚至当时连迂回前进，比如可以倒回到什么地方，隐蔽起来，敌兵过后，才选另一地点过河的想法都不可行。多数干部和队员认为，既然已在长城下而不登，非好汉也。其实这也是说明我们有时不能把愿望或革命理论，包括外国的和我们的实际情形具体地相结合，个别时候甚至盲目套用。
我认为他们最大要考量的问题，本来是他们带着过半的新兵他们应该负责好他们的安全，其他都是次要的。我认为这才是最革命化的思想。
他们在水上驳火后，到对岸集合时，还有6个人，5位队员们都一直怪他，批评他。当时身负重责的他，面对这一非常事故，整个脑子“懵”了，真空了。但身上的担子并不能卸下。这点他还是清醒的。他对队员们说：这次的责任，主要错是我，等我们安全回队后，我会接受批评和处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留下来的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去克服一切的困难，要不，连我们的命都留不住。他这一说，队员们也明智了，大家同心协力，克服眼前的困难。当时他们的四周肯定都是兵，他们是第一次登陆新区民都鲁，困难可想而知。
Pulau Binai事件发生一两星期后，他们还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红兵要离队，在这重折之后，他萌生离队思想。红兵的亲生父亲是在那一带住，他想去找他，在这非常时刻提出这种要求，够难处理的。三明和其他负责人商量，其他人多是要把他处置掉，三明本身也闪过这种想法，但算他还是冷静的，他说“这样的处置，后果会怎样”？不小心，也许他还先把我们给干掉。再说，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敢于来参军，和我们一起爬山涉水，共度艰难险阻大半年也是不错的了，还是宽容些，妥善安排他回家较好。於是三明还是理性地和红兵商量，叫他暂缓出去的时间和尽量拖延投报的时间。就这样，他们在那地带隐蔽处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发生驳火事件后，他们当晚摸到一个群众家，群众给他们煮了一大锅饭吃，还拿了米粮。因太饿了，午夜2点他们又到另一群众家吃饭和拿米粮。他当时选在群众周遭隐蔽是因为他想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当时他们6个人只有2张胶布，地上睡觉的胶布都没有，只能用麻袋等代替，因敌情紧，到处有暗探时，他们根本不可以叫群众购物。
面对这种困境，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对策，后来脑子里闪出个念头，他想到：“听说，你三明不是很会走路吗？”这不是正用得着吗？顿时，他的灵感来了，他想敌兵在这一带活动。我们的队伍可以舍近取远，突击到敌兵料想不到的海边去找群众，在敌兵还没觉察到他们的动向时，他们已在海边补充好一切，之后和领导联络上，他就起程朝拉让江归队。在他的革命历程中，这次事故成为他的致命伤，沉甸甸的愧疚和自责，从此一直啃蚀着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