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九章：1960年邦戛火灾事件旧事重提；第十章：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第九章：1960年邦戛火灾事件旧事重提
邦戛（Pemangkat）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西加）第三大城市，有次于坤甸的第二大海港。17世纪前中国侨民有的从邦戛海港来到邦戛、三发、喃吧哇、坤甸等地区定居，他们在此进行经商种植开矿等活动，融入和顺14公司的华人村社社团，把山口洋邦戛华人团结在和顺公司的周围，1850年邦戛象鼻山，就是一个出名的公司华工组织抗荷部队与荷兰进行战斗，结果因人力和武器悬殊坚持到最后牺牲了五百人，全被荷兰在象鼻山所杀，所以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有抗荷军被杀的记载。
1960 年，邦戛市区华人一万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乡下华人多以务农为生，饲养禽畜，少部份经营乡间的零售小商。市镇华人大都从商也有各行各业，一般上华人的生活算得上是小康社会，只个别较有钱。
华侨社团有很多组织，有客属、潮州、闽南、互助会、老人会等团体，由中华公会统一领导，华侨教育事业也正蓬勃发展，凡有华人聚居的乡村都有华校，中华文化得以传承。1941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日本海军先占领邦戛，再向山口洋推进。为了响应抗日斗争，邦戛许多华人参加由贝震寰、刘云天、谢水金等组建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1957 年印尼颁布向外侨征收“外侨税”法令，每户每年1500盾（相当华侨小学教师3 个月、或普通店员5个月的薪水）妻子750盾，每位小孩375盾。同一年，再颁布989号条例，限令1958年起，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子弟不得在华侨学校就读，同时不准在乡村办华校，1959年下半年，印尼政府颁布总统10号法令，出现排华反华浪潮，规定居住在县级以下的外侨不允许经营零售小商，还多处发生逼迁事件，华人的生活处境实在是非常困难。
1960 年2月1日（农历年初五），凌晨一点，邦戛突然发生大火，直到六点烧了六百多间房子，整个邦戛区的住房、商店、菜市场、学校、戏院等，烧死一个人，把邦戛夷为平地。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失业、贫困正笼罩着邦戛华人。华侨流传着哀叹面临“三死”的选择：“留在印尼等死，到台湾送死，回中国会做死。”难民们认为做死作中国鬼也甘愿。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便派船来接被逼迁没生计的华侨回中国。
大火的起因是：1960年1月1日，条例实施的第一天，邦戛多间商店来了不三不四的印尼人清点财物，宣称商店由他们接管经营，待卖了商品才归还货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抢夺华侨的财产！1960年2月1日邦戛就遭遇大火灾了。好大的火势，水龙浇泼水都没用，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它烧成平地。是失火还是人家纵火？大家心里有数。
邦戛火警都引起各地华人的关注，为了帮助失去财物的邦戛难民不挨饿受冻，西加华人尤其是山口洋华人同舟共济捐赠大米肉菜，中华公会发挥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各地的慰问赈济源源不断。
邦戛中华公会主席梁启琅，秘书余北河，社会福利股股长张慕平，译员黄其发、服务员卢志坚、贝仲敏等对拯救邦戛火烧事务做出了贡献。
第4天成立救灾工作委员会。梁启琅、黄汝雄任正副主任，秘书贝仲敏，主要负责与坤甸和山口洋中公联络和调查邦戛华侨受灾情况。2月中旬委员会成员到达坤甸，与坤甸中华公会主席林勤海，秘书张世诚汇报情况和商讨事务。
中国总领馆要他们做好遣送回中国的浪潮，向印尼政府送《请愿书》。
《请愿书》的内容是：
“我们世代为建设繁荣当地做出贡献，但我们不幸遭灾了，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我们无法继续居留，瞻前顾后，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
1．印尼政府遣送受灾华侨回中国；
2．若无法实现此愿望，要求准许中国政府派船到邦戛港口接灾侨回中国；
3．简化一切手续（当时，离境手续很繁杂，填许多申报表，要打60多个手印）；
4．免去一切税务（离境须交外侨税、货品出口税等）允许火灾中救出的财物免税放行；
5．要求印尼政府保证灾侨顺利离境，安全回到中国。”
签名愿意遣送回中国者邦戛灾侨有六千多人，向印尼政府呈交。
1960 年3月5日，中国驻印尼总领馆毛欣禹领事偕随员兼翻译陈文献到坤甸，召集西加各地中公负责人前去会晤。在郭圆君家下榻。
3月6日，坤甸中公正副主席林勤海、许雄伟，张世诚秘书，山口洋林德山，三发刘良杰等西加各地侨领（多是中公主席）邦戛余北河和贝仲敏，共十几人，在郭圆君家汇集聆听毛欣禹领事做具体布署。
毛欣禹领事指示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地成立“协助政府遣侨工作委员会”（筒称遣委会），确定山口洋作为接侨港口。
最后，毛领事宣布接侨船《海皇》轮将于3月15日到山口洋，只能停泊三天。
正副主任 ：梁启琅、黄汝雄
秘书：余北河
登记股：贝仲敏
抄写股：由一批教师、学生组成，协助灾侨填申请表。
五人评议小组 ：蔡开、陈兴郎、苏启明、余北河、卢志坚（前三者是潮州、客属、福建同乡的代表人物，后2者是中公的驻会人员）每批归国灾侨由这小组按“贫困灾侨先行”原则评定。
第一次中国派接侨船来了！消息不胫而走。灾民雀跃欢呼因祸得福。3月18日第一艘接侨船“海皇”号载了第一批邦戛灾侨六百人从山口洋出发回国。第二、三批人数增加至七百人，分别是“大宝康”和“海皇”号。第四批租到一艘吨位更大的挪威船“福英”号，959人灾侨回国。第五批“大宝安”号，没有载满七百人）通过统计，邦戛回国灾民约三千六百人。
五批船都由山口洋起锚，到汕头登岸。灾侨绝大多数安置到广东、福建五个华侨农场。
几十年来西加华人尤其是西加邦戛华人，牵挂着这批被中国政府接回去的邦戛难民，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自己老家，投奔遥远的祖国，这是对命运的一个赌注。感谢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受难侨胞伸出援助之手，使苦难彷徨中的回国华人感到无限温暖，他们被安置在各个工作岗位，得到中国政府的关照，使他们能安心地生活，还培育了不少国家建设人才，对中国社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20]
第十章：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作者已经在第一篇《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论文中，分析了有关印尼西加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华人在罗芳伯领导下那种坚强不屈的气魄。他是成功的华人的偶像！在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1811 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的大哥，纳辉史（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境内万诸介（Bancukei）升荷兰国旗。1822年政府特使多别士（Tobias）与德突史（De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而袭击荷兰在坤甸的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它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台二“德曼公甲必丹”（Kapitein Demang）的头衔意思是<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 年初，由民政长官哈尔曼（Hartman）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它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34 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立特（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卡江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 年刘阿生甲太任大哥，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命令筑栅，制炮火以堵大港。大港民众终不能敌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送往坤甸交给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这位甲太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可克洛申（Krosen）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荷兰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政府的赞赏，虽然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西加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方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即使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从刘台二和刘阿生的立场看，可以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战争不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的战斗，反而是阻止抗荷，兰芳公司与邦戛之战是两回事。
有关邦戛象嘴山之战的情形，凡勒士（Van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en Amir”第 132 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巴特立（Padrie）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Courant与TijdschriftvoorNederlandschIndie，1853，第 2 期，第 324 等页）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
“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前述Tijdschrift（第 339 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300人，负伤500-600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400人，参战的4000人中就有1200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大港人就是和顺公司的首领所领导的抗荷之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还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斗争。
根椐1856年《殖民地报告》：“当时炉末Lumar发生矿工骚乱事件，他们不满失去往日的独立，在1856年4月11日夜里袭击了我们的驻军，美根（Mekem）少尉和一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很多华人被处决和放逐。”
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出铁手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坚强不屈的沧桑史和血泪史，相信西加华人都会铭心记住先辈们艰苦的创业史。
因为山口洋、孟加影、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抗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继而统治了北区的华人。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三十四年之久，给历史留下一页华人史，至1888年荷印政府乘刘阿生逝世，荷兰马上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最后完全彻底地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