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群众是铜墙铁壁
(四)吴仲民夫妇、(五)徐邦环婶
(四)吴仲民夫妇
吴仲民兄，1934年生，吴嫂名叫郑秀英，1936年生。
吴仲民夫妇一家是诗巫顺溪美禄福民路人。在当年的反帝反殖斗争时期，付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代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纪念他们的斗争事迹，特此略述一二。
1961年，吴仲民兄便已接触当时的革命活动，很快便成为砂拉越农会会员，积极参加了当年青年进步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70年他已是八个儿女的父亲了。为了养家糊口和我们革命同志的额外口粮，他只能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他是位机械技工，在陈兄弟板厂任机械头手。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驾着电单车去上班，平时到傍晚六点才放工。若要赶工，经常要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生活虽清寒，可一家人其乐融融，美满幸福。
吴嫂是个忠诚老实、有正义感的农村妇女，她与丈夫同时期接受青年学习和农会工作。由于她积极工作、肯求上进、进步很快，是福民路农会妇女中的骨干会员二十世纪60年代尾和70年代，他们的家是顺溪美禄福民路隐藏干部同志的其中一个重要联络点和休息站。
吴嫂认真保护同志的安全，也负责对外通讯联络、购物等。看到吴嫂竞业尽责的精神，增添了同志们对前景的美好向往。
为了减轻吴嫂一家人的工作负担，我们当时也组织了劳动队，到她家帮忙劈烧火柴或除草、种菜等。有时也帮忙照顾家中几个小孩子和做些家务事。几个小鬼虽调皮，但却很听话，我们成为一家人。
由于长期积极为革命事业奔走工作，加上特务叛徒的陷害，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
1970年8月22日，政府在顺溪美禄实施了24小时的全日戒严。吴仲民兄当时尚在陈兄弟板厂做工，来不及赶回家。由于家中只留下妻小，又无储备粮，这使他很为家人安危担心受怕。几天后，他大着胆子向诗巫警局恳求，说明家已断粮，必须带一点粮食回戒严区的老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诗巫警局总监批准了。
1970年9月3日，政府宣布放宽三日（三小时)戒严令，让民众去市区补充粮食。这一次他又乘机去诗巫市区买了必要的粮食，在启程赶返鼎新码头时，却被武装的军警用手铐把他逮捕了。
初时，他被关在诗巫警局，政府官员要他坦白与共产党的关系，并告诉他有人向政府告发了大量的秘密，并恐吓他若不与政府合作，是要坐牢的。他无法，只好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但政府并不满足，又把他关到“京林乐”监狱。约8天后，与同坡的江若勤兄，吴仟毕先生一起关进古晋集中营的H座。
在狱中，他感到欣慰和感激，谢谢狱中战友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使他永生难忘。
可是他考虑到上有老母，下有八个嗷嗷待哺的儿女，跟着他受尽人间苦楚，特别是儿女们的身体健康、学业和前程等，无不使他牵肠挂肚。他自认“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决心“放下”思想，签署了自白书，约关了18个月，他才被释放回诗巫与妻儿团聚。
且说在吴兄被捕的同时，吴嫂当时是在住家被捕，几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因此，她坚持请求警方一定要把8个儿女一起带走，否则她坚决不走。警方无奈，只能答应了。因此一家大小在武装军警的扣押下来到了诗巫警署。
由于她不主动、不彻底坦白录取口供，政治部官员很不高兴。不久后，她得知自己和丈夫都要被关进古晋集中营时，她表面上虽显得镇定，但她心如刀割。试问，天下有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啊？！8个无依无靠的儿女，从此没能在父母的爱护下，要自谋生路了，甚至流落街头巷尾、受冻挨饿。她千思万虑，为顾全大局，只好忍痛把几个较小的的儿女分散寄居在亲友家，较大的托亲人逐个安排去工作。
大约在“京林乐”监狱住一星期后，她也被关进古晋集中营。
在各界舆论与亲友、社会贤达等周旋和帮助下，吴嫂约关8个月后，被释放回诗巫，限居在城市。一年后，仲民兄也释放出来。为了生活，他们在诗巫市区租了一间屋子，白天（即早上8.O0AM一一晚上6.O0PM)可以到顺溪美禄福民路自己的住家农地劳作赚钱，晚上必须在市区住家。条件是必须与政府当局合作，见到共产党，必须如实向政治部官员报告。
1972年尾，我们在老地方又见到了吴仲民夫妇。初时他们显得有些害怕，但见到我们还是那么立场坚定，勇敢坚持战斗，深受感动。他们控诉了在敌特和叛徒等的陷害下，造成了家庭儿女在幼小的心灵上所受的创伤和痛苦，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示无可奈何。我们促膝长谈，大家心领神会。最后，他说基于联络不便，举凡他农园的食物，可以不必过问，随时自行拿走，我们深受感动。在分手后，他们千交代万交代，要注意安全，要早日离开此地。因三天过后，他们必须如实向“拉士贡”政治部报告。我们深深体会与理解他们的难处和苦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最后，我们告诉他们，今后我们会常常见面的。他们报以点头微笑，互相挥手告别。
(五)徐邦环婶
邦环婶，原名陈月妹，出生于中国福建省闽清县一个农村贫穷家庭里，三岁时母亲去世，九岁已是童养媳。小时上过一年的学堂。十几岁便随夫来南洋工作，育二女，不幸丈夫早逝。三十岁再嫁徐邦环，又生六个儿女，家住诗巫英基罗坡。
由于家穷，他们只能在农村租地割胶、种胡椒和青菜等，维持一家生计。生活虽苦，但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七十年代，在那反帝反殖风火的年代，邦环婶在我第四军分区同志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参与反帝反殖的斗争。在公开斗争战线上，积极配合我军分配给她的任务，诸如送信、联络、侦察、了解情况、购物等等。由于她家住在我军活动的中心，四周又有茂密的橡胶林作掩护，是扎营、休息的好地方，我们一个兵工厂就设在该区。十几廿年来，亚婶的家成为我军在英基罗坡的一个重要联络站，亚婶成为我们的优秀保干群众。
2004年4月16日，邦环婶与世长辞，享年积闰92岁，噩讯传来，我们深感悲恸和惋惜。王连贵、杨祖华、黄珠英等朋友都到府上吊唁、慰问家属。友谊协会和前第四军分区朋友等各献花圈和輓联以示哀悼。丧府本着亚婶身前遗愿，捐赠三百元给中区友谊协会。
对此，我们对亚婶表示深深悼念外，也对其家人慷慨捐赠和深明大义的精神，表示万二分的敬意。
为表示对邦环婶的怀念，在此，我略述一些她的生平事迹。
一，邦环婶很尊敬我们的同志。当我们到她家时，不论年龄大小，都叫我们“阿哥”“阿姐”。她的子女、媳妇也跟着如此称呼我们。她这样叫，是出于尊敬与敬仰。因为我军敢于与恶势力抗争，为维护真理、为坚持正义、为了理想、敢于牺牲个人一切。她说“你们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我年纪已大，儿女成群，不能像你们一样风里来，雨里去，但我可以做一个出色的保干群众。”她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武装斗争高潮时期到漫长的革命低潮，她始终如一，支持革命到底。
二，邦环婶很疼爱自己子女，但也很疼爱我们的同志。每当我军从外地回到英基罗坡活动或扎营，她除了积极谨慎帮助了解敌情，保护同志的安危外，更是积极负责煮饭，让同志们吃饱。你别看她年纪一大把，拖着略胖的身材，可她尚能一边手提着饭锅，一边手拿着菜，穿插那难走的胶芭小路。到我们住地时，已是气喘吁吁，她一边抹汗，一边命令同志们“快吃，快吃”，真像个管家婆，更像是我们的好母亲。据她的儿女回忆说，“母亲煮完饭后，总是先让同志们吃，然后剩下的我们几兄弟才吃，我们有时还吃不饱，甚至还吃饭巴。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肚子饿得慌，忘了同志们还没吃，就先吃起来，被母亲发现后，还挨了一顿骂。当时虽感委屈，但我深知母亲的心，妈妈是深爱自己儿女的，但妈妈也深爱同志们。”
是的，我们有时工作至深夜，到她家后芭，绑好吊床，就如回到了家便美美的睡大觉了。邦环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第二天，看看家中没什么好菜，就早早与媳妇等下地，有时杀鸡，有时杀鸭，给我们同志加补。她说“有更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干革命。”
煮粉干蛋，这已成为她处事待人之道。她对我们说：“吃粉干蛋，就是吃平安蛋，同志们就一路平安顺利、大吉大利。”我们听在耳里，甜在心上，我们是永远感激她的。
1972年尾，我特工队去峇都执行任务，不幸与敌驳火，同志们几经挫折，终于回到华区，来到亚婶家附近休息。当时铁英等身负重伤，亚婶知道后，便立刻主动杀鸡又杀鸭，还早早赶到市区买了猪肝，煮熟后给铁英等吃，同志们深受感动。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女同志，病得很重，基于安全问题，无法去市区看医生。
亚婶知道后，冒着生命危险到市区找医生，并大胆告诉医生，患病者是共产党，不能来市区，请求医生给予配药，治好病疼。医生也被她的勇气、胆量、诚心所感动，乐意协助，他多次去市区拿药，这位同志的病在她的细心呵护下，逐渐痊愈。
三，1973年中，亚婶的丈夫徐邦环被捕。这对亚婶的打击是很大的。她知道要支持革命，总有一天要准备面对被捕坐牢的。但没想到坐牢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丈夫。她深爱丈夫，也了解丈夫，知道他胆小怕事，做人老老实实，而且体弱多病，特别是有严重的胃病，深怕他吃不消。为了解救丈夫，她亲自找过政治部官员、警察等。她不会马来语，因此坚持用福州话与政治部官员理论。政治部官员一看到她就摇头，说她最难缠，最怕见到她。
不知不觉，邦环叔被关了半年，1974年的农历新年又要到了。见到人家儿女不断回乡过团圆年，而想到自己丈夫还关在牢房里。亚婶心生一计，立即领着一家大小又来到诗巫警局，大着嗓子与政府长官对话，又哭又闹，说：“若不放我丈夫回家过年，今天我就带孩子们一起坐进牢里，不回去了…。”警察无奈，只能好言相劝。后来在社会奥论压力下，在社会知名人士的周旋下，于当年农历12月29日晚上，邦环叔等被释放回家。同时被释放的有黄自传、黄郑信、陈福美等。
四，敢怒敢言，坚持正义，更显现出亚婶是女中豪杰。一次在公教中学礼堂的公民集合，政治部官员、警官、叛徒等演说完后，请求人民发言。亚婶大着胆子上台声讨叛徒的无耻罪行。她说：“给他们（指叛徒）吃好吃饱，不但不报恩，反而回过来咬你，真是禽兽，连猪狗都不如，狗吃了还会摇尾巴；…”说到支持共产党，她说“大家都拿枪，山芭人哪认得谁是共军，谁是政府军。…他们都拿着枪，我們山芭人，胆子小，他们要什么，我们只能给什么，…”她的一番言论，感触着台下许多群众，夸她勇敢，敢怒敢言。
五，有几件事也能看出亚婶的人缘和为人。
1973年，戒严期间，丈夫尚在牢狱中，家里快要断炊了。邻居知道后，非常关心他们。邻居益彬叔分给她一珍生油，立康伯买一只“曼鱼”也分一半给她。这真是雪中送炭呀，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近邻胜远亲呀！”亚婶非常感激。她除了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也经常以此作为教育子女的真材实料；一次她的孙子顽皮，跌断了一边脚，必须给予接骨医治。我们同志知道她经济有困难，便掏钱给予帮助，但她坚决不肯收。她说，“再难，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同志们更困难，更需要钱。”亚婶经常这样教育子女说，“吃笋要记得种竹的人，喝水要记得掘井的人，人家对我们的关心、恩情，应永世不忘，将来有出头之日，应该数倍报恩于人。”
儿女们都深受教育，并以此为做人的准则，立足社会，终于各有所成。
徐邦环被捕时，夫妇俩还是英基罗坡荣光小学的校丁。她深知，丈夫被捕了，自己一定要更加坚强起来，让儿女们放心，更踏实去面对一切挑战。因此，她每天如常去学校煮水泡茶，清洗卫生间等。放工回家后，还要下地劳作，天天要替儿女煮饭、洗衣服…。由于过度劳累，她体质显得有些虚弱。一天，踏着脚车，不小心翻倒，整个人跌入水沟，手腕骨折断了，真是“屋漏遍逢连夜雨”呀。亚婶包扎好手腕，一声不哼，忍着伤疼，忍着内心的痛，又照常每日上学校为课室打扫清洁…回家还是煮饭洗衣…。她总是笑哈哈面对儿子，面对邻居，无怨无悔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亚婶是个伟大的母亲！
六，1986年10月，我妻子因病，身体不好再加上怀孕，决定不再坚持武装斗争，要重返家园。我们把真相告诉亚婶，并安排在她家小住数日。亚婶知道后，非常通情达理，很乐意收留她。在逗留的日子里，民辉得到亚婶的精心照顾，盛情接待，使我们永世不能忘。
1990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后，我们几次下乡拜访亚婶。亚婶虽显得苍老，但还是保留过去的风格，爽朗健谈好客。如果你没有吃她煮的“粉干蛋”（用粗米粉煮鸡蛋包，据称吃了会一路平安，大吉大利)，她是不会放过你的。2003年12月20日，友谊协会迎来了“三喜临门”。即友谊协会6周年庆祝暨会所落成和友谊公园开幕纪念。亚婶受邀参与当天在诗巫民众会堂所设的午宴。当大会宣布向所有烈士和革命群众配挂勋章时，亚婶非常激动。事后她说：“我能有这份特殊荣誉，感到骄傲，感到光荣，我真的很感动，很激动！”
七，亚婶晚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小时虽认识字不多，但在一生的生活中，她努力学习，使她认识大有提高。到了晚年，手捧着厚厚的一本《圣经》，她更加努力、认真学习，有看不懂的，就用笔画或用同音记起来，《圣经》留下了她努力学习的见证。
晚年的她，身体状况虽大不如前，但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痛，只是手脚没那么利落，身体也显得笨重、不灵活了。儿女媳妇等都劝她不要再下地工作了。但苦惯了的她，永远是闲不住的。她菜是不种了，但还养一些鸡鸭。逝世前一天，她还下地去喂鸡鸭呢！
因此，亚婶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子孙满堂，儿女孝顺，婆媳和睦，这本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那天，她只感觉有点头晕，一躺下休息，便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亚婶！我们永远怀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