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群众是铜墙铁壁
(二)李思旺兄、（三）二哥二嫂
(二)李思旺兄
李思旺，出生于1940年7月20日，祖籍中国闽清六都人，出生于诗巫顺溪美禄油菜岛。从小跟随父母，靠种菜务农为生。
小学在荣光小学毕业，中学在诗巫市卫理中学就读。当时卫理中学也是一间华文学校。到了1961年1月，英殖民统治者要把许多华校改制为英校。卫理师生、社会贤达、进步人士等纷纷展开了反改制斗争。李思旺幼小的心灵，深受当时学生爱国爱母语热潮所影响。因此，就逐渐参与了革命活动。虽然当时卫理的反改制斗争失败了，但却造就了许多学生中坚革命干部。李思旺同志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家穷，父亲又早逝，他是长子，因此初中三毕业后，就辍学，继承父业，种菜为生，负起家庭经济的重要责任。
1962年，他加入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简称0员。由于他工作积极，有冲劲，被提拔为农运干部，负责团结组织顺溪美禄一带的农民群众，并肩负学运工作。他为人和蔼可亲，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甚有威望。
1963年，他与范友爱女士共结连理，夫妻恩爱。从此，他一方面要挑起家庭的经济担子，另一方面又要积极为革命工作奔跑。1963年至1964年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去搞革命工作。
由于李思旺为革命积极操劳工作，时常有许多革命青年在家中活动，思旺又经常不在家，不能天天帮母亲种菜，这引起他母亲十分不满。因为这些事，母亲经常与他争吵不休，还经常被母亲用藤条责打。为顾全大局，他采取不反抗的策略，有时也向母亲求饶。
可革命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此常常都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度过，母亲非常气愤。最后迫不得已，只好与老母亲分开，独立居住。
为了掩饰革命工作，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他买了一架挂尾车和一艘长舟。经常在大清晨便起程去载猪和载菜，白天有空才下地种菜。
1965年，第三省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当时顺溪美禄也不例外。许多同时期一起工作的干部同志被捕了，有的转入农村；很大一批同志经受不住考验，纷纷背叛或放弃理想，远走他乡。在这种形势下，李思旺也逐渐淡出革命活动。可在他心灵深处的革命信念并未熄灭。
1969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已逐渐形成并走向高涨。李思旺也与革命组织重新恢复关系。
我于1970年，来到顺溪美禄活动。不久，我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李思旺等接上关系。从此，我们定时在晚上组织学习班，探讨时势，钻研党的方针、政策。他积极、肯学、忠诚老实、敢讲真话，他也不嫉妒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在领导他。他说，他已婚，儿女成群，因此，是不能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或像我们一样，在没有很大的家庭和经济负担下投入革命工作。但他会尽量化解革命工作与家庭利益矛盾的斗争。他说，他要革命，步伐比我们沉重，付出比我们大。我们深感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
当时我来到油菜岛，人生地不熟，多亏了他给我提供很多资料。当我们要逐户拜访群众，他便积极带头引路作介绍并帮忙宣传。他的努力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也给坡众带来鼓舞，油菜岛的革命工作能很快动员起来，李思旺功不可没也。
每当组织上要我们去张贴标语、挂布条或去江边用浮木挂大红布条标语，他也不落人后。当第二天清晨驶船载菜到江中心时，看到自己的杰作，他一边驶船，一边静静享受同船乡民议论赞赏着共军…，心中美滋滋的乐着。
有一次，我邀他一起，装扮成渔夫，划船到停在诗巫市码头的中国船那里拿“东西”。我负责联络、撒网，其他全由他负责。他欣然同意。由于我什么都不懂，划船撑船不会，撒网捕鱼也不会。在去之前，他非常耐心地教我如何张网、撒网，我试了几次，觉得勉强可以，反正意不在捕鱼，于是分头准备。隔天，我们两人乘着深夜的降临，他轻悠悠地划着轻舟，我提着渔网，装模作样在捕鱼。真是“天从人愿”，我们一切顺利，完成任务回来。后来议论此事，还乐呼呼地说，若还有下次，可别忘了他。
李太太，名叫范友爱，1941年生，我们都尊称为亚嫂。她是一个平凡而又有伟大母亲胸怀的女性。她虽不像其他女士般锋芒毕露或滔滔不绝谈政治，但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在丈夫的引导下也拥护革命、支持革命，但更确切地说，从心理更是无怨无悔地支持、协助丈夫的革命工作。比如丈夫因革命工作，有时早出晚归，甚至几天没回家，她不但不埋怨，对丈夫除了担忧，便是更多的关心和怀念。为使丈夫无后顾之忧，她天天要下地把丈夫的菜园工做完，回家后还要照顾家婆和儿子。家婆常责骂儿子“不务正业”，整天在外“东奔西跑”，作为媳妇的她总是从旁劝慰，用伟大的女性柔情感化他们之间矛盾，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是后期丈夫被捕三年来，她也是强忍泪水和内心的煎熬，把整个家撑起来。
那是1972年4月22日凌晨三点左右，李思旺与往常般挑菜到市区马克律街菜巴刹卖菜，一放下菜篮，便被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军警逮捕了。
他被捕时，第七个男孩刚出世一个星期，太太还在做月。他深知，自己的被捕，定给妻子打击很大，特别是七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是他的心头大结。初时感到彷徨、无助、凄凉。但他深知妻子的为人，是一定能撑住这个家的。因此，他决定为了坚持信念和人格，绝不写悔改书，绝不做叛徒。警方无奈，在诗巫牢房关两个月后被转到古晋集中营。
来到古晋集中营，他又见到过去一起战斗的战友，特别是战友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他乘机把外面的所见、所闻，统统转告给狱中同志，特别提到顺溪美禄1971年9月17日的伏击仗，缴获一支卡宾枪，给牢中同志鼓舞很大。这可都是第一手资料，真材实料。狱中同志都鼓励他坚持战斗。
不知不觉，他在古晋集中营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却逢1974年传来“斯里阿曼行动”。他见大势已去，便随同狱中一批战友，放下思想，走出牢狱。
“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我们拜访了他，他对现实，对当时的政治还是很不满的，但他也对砂革命局势感到悲观。对我们留少数精干坚持武装斗争，表示尊重和敬佩。因此，在漫漫低潮岁月中，他仍在各方面给我们帮助。
回到家园，他凭着自己努力和拼搏精神，使生活、经济状况大大好转。1989年，他偕曾带老母亲随旅行团到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畅游。由于办理太太的国际护照出现问题，因此亚嫂没有去。无论如何。他们后期生活是美满的、幸福的。
2000年12月24日，清晨的一宗交通意外事故中，我们的好朋友，李思旺同志，因伤治疗无效，与世长辞。噩讯传来，我们都表示万分的疼惜和哀悼。
为表彰他曾对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特以此文表示敬意和怀念！
(三)二哥二嫂
二哥，名叫吴庆昌，1933年生。二嫂名叫许月娇，1932年生。
吴庆昌夫妇，家住诗巫百花河，福州籍，务农为生，属于中等小康之家。吴庆昌有个胞妹吴庆英，是我第四军分区百花河民运组的群众宣传员，因此我们也跟着她呼叫吴庆昌夫妇为二哥二嫂。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也显得亲切。后来凡我军同志见到他们时，都亲切的叫庆昌夫妇为二哥二嫂。拉士贡政治部也知道共军在群众中有对“二哥二嫂”的地下人物。二哥二嫂因此出名，叫出“名牌”来。
基于四分区的地理位置关系，二哥二嫂一家恰在我军活动的中心地。由此出发，向东北可抵达木杰而姑、顺溪美禄、泽洛邦河；向东可达英基罗、达山、光华等地：向南可抵达王士来、下坡等地：向西可直抵木桂兰、罗马安、马拉山等地；向北可抵巴拉术和广阔的沼泽森林地。因此他家成为我军武装斗争时期的重要集合地点、联络站。在60年代70年代我军分区领导机关相当长时间就设在此地，运筹帷幄，通过公开、地下的交通网，调遣、指挥四分区的各项工作，并作出成绩。而其中之一的功劳便是二嫂一家。二嫂当时就成为义务的交通员，她与坡中几位优秀的革命群众，组成了家家相连的交通网，只要任何一家得知什么情报，就能很快传达到我军中。
二哥二嫂与我们建立这友好关系，这也因为百花河吴氏家族很多都是活跃于政坛的。诸如60年代被捕入狱有堂弟吴庆利。胞妹吴庆英是北加人民军成员，活跃于三四分区，与丈夫吴敏贤于斯里阿曼行动中出来。还有吴良光和吴良莺兄妹也是北加人民军成员，良光于斯里阿曼行动出来，良莺坚持一分区战斗至1977年尾出来：还有跟当年当地活动的杨祖华家也是邻居关系，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坚持工作，因此就培养了二嫂一家对革命具有很深厚的革命感情。
二哥二嫂家后面是橡胶园，屋后有个水井，他们都在那里取水饮用、冲凉等，因此地面清洁光滑、阴凉又干燥，容易灭迹。在平静时期，我们常常就在那里吃饭、休息、过夜。
1970年，政府在该区实施了全日24小时戒严长达74天。政府兵活动频繁，如果没有一定的胆略、理想，那一定是会很快搬家迁移了。当时后山很多家群众都在这紧张局势中纷纷搬离。但二哥二嫂一家却能在这动荡局势中坚持，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二哥二嫂家附近有条红水沟，来来往往驻扎过好多拨敌兵。74天戒严期间，百花河民运组，王士来民运组，达山民运组，在危极关头，转移到二哥家时，都是通过他们的帮忙，安全与东方红特工队取得联系的。
曾有好几次，都是我们前脚跑，政府兵后脚到，抑或是政府兵前边跑了，我们紧跟就来，可算是惊险万分。二哥二嫂一家人自然是非常紧张害怕的，但为了我军的安全，他们还是坚持帮我们了解敌情，掌握情报、送信、煮饭等。当我们要离开时，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我们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群众热情送饭、捐钱、捐物质那也算是支持革命斗争，但更难能可贵的是，敌兵来去无踪，随时面对驳火、牺牲、被捕等情况下，他们还是大胆支持，热情招待我们。有一次，敌兵就在附近，为解决我军吃饭问题，他们大胆的挑锅送饭，来到我们接头处，叫我们吃饱了把饭锅等藏在指定的草丛中，然后等兵撤离后，又自己冒险去取锅了。他们甚至可以在革命需要时，深入兵营或敌兵活动区或戒严区了解情况。提供情报，让我们安全突围转移。这些都是他们，包括百花河许多优秀保干群众，爱兵如子的伟大革命胸怀和崇高的革命情义。
由于当时革命斗争，敌我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逃兵叛徒，加上长期的革命工作，二哥二嫂已有一定的曝露，敌之魔爪已逐渐转向各地有怀疑或已暴露的群众。
1973年8月18日早上，敌一批武装军警直奔百花河后山，并包围了二哥二嫂的家。早上九时正，二嫂在住家被逮捕了。家婆年纪虽大却勇敢坚定，她嘱咐媳妇安心跟着去，带家中几个小孩，她还能胜任。因此，二嫂就较镇定地跟着敌兵走。
二哥在板厂做工，惊闻妻子被捕，立刻匆忙赶回，在半路也被敌兵拦截逮捕了，那时是早上10.30左右。
首先，他们被关在诗巫警局，政治部官员不断在审问、恐吓他们。二嫂也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与政治部官员争辩，由于她的讲话，字字句句在理，加上当时的翻译官是二嫂的亲人，在他的周旋帮助下，6天后就安排关在“京林乐”监狱，饮食起居、招待等还相当周到。二哥关9天后，便先回去。二嫂关了33天，于1973年9月19日释放回家。
二哥回家后不久，我们就去见他，初时显得较害怕，甚至不想见我们，他说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们，而是你们内部有些软骨头，会出卖自己人。因此他要选择对象，点名谁谁才愿意见。
二嫂回家后，显得较镇定，也较老练，她叙述被捕的前后经过，痛骂逃兵叛徒的无耻，也对我军内部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斯里阿曼行动后，我们少数同志坚持留下战斗，二嫂表示万分钦佩，并承诺仍积极支持我们。事实也证明，在漫长低潮的斗争中，二嫂出钱出力、坚守工作岗位，继续给予我们积极支持，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1990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后，我们几次通过友谊协会的名义，拜访了百花河几家群众，他们发出豪言壮语说：“只要你们还能坚持斗争，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