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州首长泰益玛目的前媳妇莎娜兹，最近在离婚分产案审讯中抖出泰益长子贝基尔逾十亿身家，尽管反贪会承认贝基尔受惠于国阵砂州政府的合约而致富，但碍于现有法律漏洞，无法证明泰益滥权。

反贪会副主席莫哈末苏克里辩称，这是因为泰益早已表明本身的利益，或在州政府颁发合约给贝基尔的会议上缺席。

“关于他（泰益）的孩子，和他（前）媳妇在庭上的供证是真的。他得到诸如伐木特许经营权的东西，他可以转售得到一大笔钱。”

“不过，他是经过申请才得到这些工程。他父亲没做任何决定，是由州行政会议所通过。这是法律的弱点。”

泰益缺席颁发合约会议

苏克里今日召开记者会，受询及反贪会能否利用莎娜兹和贝基尔的离婚分产案中的证词，成为调查泰益的证据时说，“是你说他（泰益）的名字，我没这么说。”

他补充，根据《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一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亲自决定颁发合约，那他就不可被控滥权。

“他可以（表明自己有利益冲突后）离开会议，或者他的名字完全没出现在会议记录中，因为他缺席（决定颁发合约的会议）。”

如此一来，他说，根本没有文件足以证明泰益涉及滥权。

难以鉴定下属利益关系

苏克里说，在类似案件中，颁发政府合约的决策者往往都是调查目标的下属，所以难以鉴定调查目标所涉及的利益。

“除非，调查目标说了类似‘请考虑’之类的话，会议记录也有记载，否则根本难以鉴定他们之间的联系。”

他更说，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下属，更是不可能会提供证据，因为他们拥有既得利益。

“如果有人悄悄告诉下属（批准这些计划），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因为没人会承认。”

“他们也要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有时也会担心（在往后的选举）不获提名成为候选人。”

虽认罪但仍须证据佐证

日前，反贪污特别委员会委员兼伊斯兰党古邦阁连国会议员沙拉胡丁指出，《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和50条文，阻碍反贪会的调查。

对此，苏克里纠正说，沙拉胡丁所指的条文应该是第53条，而非第51条。

他解释，在第53条文下，虽然贿赂和受贿双方都认罪，但他们的供词仍须佐证。

“这些证据可以是文件，如银行交易记录，或是一名可证明此事的证人。但是，贿赂通常是在秘密地方进行的，如密室，没有证人。”

因第23条文逃过法网

他也说，尽管反贪会在法令第23条文下，可以把很多公务员送上法庭供证，但很多“大鱼”亦因同一个条文，而逃过法网。

“如果法令没获改善，（“大鱼”）将继续用（第23条文）来躲避对付行动。”

苏克里说，反贪会效仿香港廉政公署，以录影作为嫌犯招供的佐证。

“我们同步进行3个录影，一个是给予录供的人士，一个作为呈堂证据，而我们也会保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