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索菲乐美儿（Sophie Lemiere）直截了当地表示，“帮派就是被纵容的激进分子”。

这些跟当权者有共谋关系的帮派是“有系统的政治演员”，扮演着建构和维持威权国家的角色。

刚在巴黎政治大学考获博士学位的她，是昨天在槟城理科大学人文学院，发表有关大马族群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运动的研究报告。

研究PEKIDA等卫星组织

索菲乐美儿（左图）专注研究所谓“共谋激进活动”（connivance militancy）的帮派团体，而具体研究对象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及宣教组织（简称伊宣会PEKIDA）及与其同质的卫星组织。

她是从2008年至今年4月，在马来西亚半岛进行此研究。

她希望，描述相关组织在最近两个大选（2008年3月和2013年5月）的行为，以及如何配合整个政治气候和获得到的机会，调整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忠诚度。

动员群众与暴力承包者

索菲乐美儿指出，在马来西亚的脉络和境况中，帮派其实是一种由政治参与者或政党外包合法或非法活动，以满足本身利益的秘密政治安排。

其中包括了宣扬理念、示威，甚至是针对个人与团体的暴力行为。

“这些帮派人士是动员群众和暴力的承包者。他们提供服务来换取金钱或好处，因而成为政治的参与者。”

“一旦在行动、运动、示威和某些争议上面对政敌的挑战，政党需要展现影响力和人数。”

称伯拉为赞助人和教父

尽管索菲乐美儿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分享了她对帮派创立所谓的非政府组织，以力挺某个政党，尤其是巫统的研究。

但她提醒，这不代表每个帮派都支持巫统，有一些帮派因其它理由转而支持反对党。

她说，跟她沟通的一些帮派成员经常披露，前首相阿都拉（右图）是他们的“赞助人和教父”。

“但是，阿都拉未必知道伊宣会涉及帮派活动。让我们姑且相信他是无辜的，他们或者借用其名。”

后老马时代换策略壮大

阿都拉在政治海啸后逐渐挥别政坛，一般人会以为伊宣会等涉及帮派活动的组织，将因内部领导危机而相继消失。

但索菲乐美儿指出，与预期相反，这些组织在改变策略后，反而更加茁壮。

由于后马哈迪时代赋予公民社会及非政府组织全新的空间，一些非政府组织把握机会，吸收并将这些帮派纳入体制。

“面对这一波民主化，执政党须正视日益加剧的不满，替代媒体的传播和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正是此时，一些领袖觉得需要跟激进分子串通，以展示所获得的支持。”

政府施行一套免罪系统

索菲乐美儿点出，宗教和政治争议提供机会给帮派参与公开的辩论，同时向执政党展现效忠。

她说，有关帮派正是利用类似的情况，宣泄他们潜在的暴力倾向，而且通常逍遥法外，不受到对付。她以2009年发生在沙阿南的牛头示威风波为例说，一些案件似乎更获得政府领袖的撑腰。

索菲乐美儿说，政府实行一套豁免（被惩罚的）系统，默许帮派的扩增及可能模糊了非法与合法的分界线。

她说，由于不显而易见，如帮派成员在集会潜入群众中挑衅暴力，此策略近乎未遭到质疑。

巫统以恐吓破坏和谐治国

索菲乐美儿表示，相同的策略也运用在选举活动、牛头示威风波、以及数间基督教堂和清真寺被袭击的阿拉字眼风波中。

“帮派成员从免罪系统中收益，所以他们多数没有被逮捕。如果有，针对他们的审讯也所闻甚少。”

她说，帮派人士常精心策划某个暴力事件，以争取最高程度的媒体曝光率，确保有关事件能够成为辩论的话题，或合理化某项严苛法令的论述。

“巫统目前治理的这个国家，把施政基础建造在一个以威胁破坏社会和谐为导向，如爆发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冲突的政治文化上，导致政治讨论围绕在种族关系日趋的课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