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烈士篇 8：一位女革命者对爱情的评价；春祭；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一位女革命者对爱情的评价
这是一位朋友在1972年瓜拉农场学习期间，看到蔡兰花的笔记里的一段有关对爱情的评价，他从记忆中重新整理出来的。
同志，我们就要告别了，在学习期间，我们没时间在一起畅谈，因此就让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了。
爱，不是占有，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人民的，因为在我们的斗争中，那份私人的感情就会在工作中慢慢地被遗忘。
我从小就不喜欢娇生惯养，我是一枝野花，只需朝阳和雨露，我不敢梦想人们给我施肥和浇水，也不希望人们的供养和欣赏，我只希望能永远陪伴着这大自然，与它扮演着平分角色就满足了。它能使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愿我永远属于这大自然，属于祖国。
我们就要分别了，走向各自的岗位，从此我们可能不再相见，但，只要我们始终走在同一战线上，我们永远是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你在欢乐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让我也和你们一起欢乐，如果你遇到痛苦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那里也有我的一份，你大喊一声蔡兰花，也许会给你增添一股力量，减轻你的负担。
局势的发展看来会越来越恶劣，但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如果有一天，自由的旗帜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愚公山”，若我不能如愿以偿和你们在一起时，请你告诉祖国——我亲爱的母亲，蔡兰花也曾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斗争！
老刘供稿
春祭
作者：山英
2006年12月31日晚，坤甸市大街小巷热热闹闹，正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国际新年的降临。响亮的爆竹声接着天空迸发出漂亮的烟花，让人沉醉在欢乐的喜悦中。
我和文多罗夫妇已有我们的计划，于临晨四点从坤甸市出发，乘着文多罗的一辆轿车去郊游三十多年前武装斗争的前线—孟加影。我们想去悼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朋友。听说那个地方现在已变成旅游区了。
出发的时候正刮大风下大雨，但阻止不了我们春祭的意念。天亮了，汽车路经松柏港向亚洋岸、万诸介直奔而去，一棵棵椰树、一片片稻田，一座座高山从眼帘擦过，眼花缭乱，享受着自然景色，自由的天空，好不痛快！
我和文多罗夫妇一路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往事，其实过去这一带是华人住宅区，现在已换了主人。三小时后我们已到达孟加影市，我们找到当地一位我们的老战友金碧兄，他殷勤地招待我们，还陪我们参观西加第一间从政府手收回来的华文小学，听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名流彭云鹏就是坐在这间教室的后面桌子的。以及西加最美的五层楼县长办事处，办事处靠着山，第五层就是给游客们瞭望观赏令人神游的美丽景色。
金碧兄问我，你仔细观察这间神庙是否你还能认得些什么？当我认真地观察时才发觉原来就在这美观雄伟的庙旁，使我记起过去一个事实，在这里不是曾经有一座四米高，四周是铁丝网的监禁所吗？我和同志们曾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禁所呆过，这里的青年骨瘦如柴，墙壁上写着激荡着人心的诗：“砍头好比风吹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在这里蹲过的人，经过多少艰苦历程，他们挨饿被辱打，甚至被折磨而死，大多数是在饿死之前被枪毙了，和我同房的当我睡醒的时候已不见了，也被枪毙了，地上墙上留下许多血迹。我是幸存者。
下午两点我们从孟加影出发来到华莪区，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踏着青青草，望着从山上直泻的瀑布，微风伴着细雨，多少往事像奔驰的野马。我们的同志在跳双崆河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深渊，红云就是其中之一，因跳不过声势浩大的大崆而被冲进瀑布牺牲了。想不到现在这里已变成一个美丽的景点，人事皆非只留下辛酸的回忆。
我们为了悼念她和为革命牺牲的或因红头事件死在冤魂下的成千上万的乡亲、同志们，我们当天烧了香，默默地为他们哀悼，我们念了一些我们认识的同志的名字，红云、周淑芳、苏拉民、鸿义、李燕、小梅等，虽然直到现在我们不能像砂拉越朋友那样为牺牲的同志做纪念碑，但最低限度我们活着的，还能在洒满鲜血之地纪念他们，愿他们的忠魂得到安息！
2007年1月1日
苏哈多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苏加诺总统在遭受软禁、隔离，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接见的情况下，忧心忡忡，他的病情加重了，在没有医生和药物的照料下，一代伟人，竟无能为力地任苏哈多摆布，躺在病床上。16-6-1970年，在茂物在茂物Gatot Subroto医院去世，苏加诺家属要求葬在茂物Batutulis王宫，被苏哈多拒绝，并把他草草地葬在苏加诺家乡Blitar。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原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原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根据林英、阿因、阿真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1998年5 月，在雅加达人民协会大会堂，苏哈多军队正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