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二十四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2
第2节：烈士事迹
1．印尼一位反苏哈多英雄梭菲安
红英说：“梭菲安（Sofian）笔名赫鲁（Heru）、大哥，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十多岁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组织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天网恢恢还是让他溜走，梭菲安侥幸地躲过密密麻麻的侦探，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睡在坟场里、树林、草地上，甚至在市区被军警重重包围下，华族群众把梭菲安装进木箱里，在王明的护送下，安全转移到较安全的隐蔽地点，在街头巷尾贴满了抓捕令，抓到的有可观的悬赏，但是华族群众还是站得稳，不被高赏利诱。梭菲安把被苏哈多摧毁的党组织从新整顿并领导着转入地下活动，从黑暗中艰辛地摸索前进。
九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梭菲安忠心耿耿刻苦耐劳，根据他过去省委的领导经验，结合苏迪斯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作为重建组织的理论根基，灵活地实践到复杂错综的西加革命斗争中去，以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领导新的白区工作，从没有群众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的群众，他经历了无数次惊险。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决定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经过与黄汉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讨论结果当时一致认为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在领导人周密筹备下，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袭击华莪飞机场，打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顺利地夺取飞机场军库，获得大批武器。加强了战士们武装斗争的信心。
1967年10月中，梭菲安和黄汉带领部队到达苏葛佐（Sukoco）和云端搞的地区万诸界，到此的目的是联系北加革命党主席林和贵，他们是火焰山联合部队的最高领导人，必须非常谨慎，他们的安全是整个革命斗争的保证，怕有不侧。领导上事先已安排了秘密行程，与林和贵见面时间已过，可是林和贵还没出现。10月12日突然接到报告说敌军已朝他们驻地移动，他们很奇怪，这地区是安全区，又如此秘密的行动，敌军怎么很快得知情报？必定内部有鬼。
10月13日凌晨3点，约两连印尼军已开始有目的的向黄汉和梭菲安驻营方向行动。7 点火焰山部队领导留下一小队阻击敌军，大队向侧面撤走。9点多阻击队与向山上包围的敌军碰上驳火，敌军另一连队从另一方向包围过来，阻击队在驳火中一人脚上受轻伤，然后静悄悄地安全撤走。
燕林是梭菲安的警卫员，2012年我们见面时他激动地告诉作者，他也是见证者之一。他说：“大概四十多人的火焰山部队，与领导人在一起躲进石缝里。留下来的阻击队与敌人驳火后撤退，这时敌军另一连队赶到，他们把对面的作战部队误作是游击队，于是密集的炮火迫击炮、手榴弹等一直打到下午一点，双方进行激烈博斗，最后可能才意识到打错对象，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们才扫兴地撤退。当他们撤退后，火焰山部队战士到现场侦察，还捡到不少枪支，据称他们死伤二十多人。”
1967年终，火焰山基地附近60英亩的稻芭生产地已被军方发现，便搬到基地后面较高约一千多公尺的山叫长凳=岽，就在长凳=岽挖战壕。听说敌军已来到老基地，离长凳=岽已不远，这时在领导人的鼓舞下大家士气高涨，都跳进挖好的战壕里，若敌人来就已准备迎头痛击它。
新年已到，领导上为了让战士们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年，便破例地煮大锅南瓜饭，虽没酒肉青菜，但那是几个月来最好的一餐，因为已好久没吃白饭了。
梭菲安、黄汉等上级领导上台讲话，分析国际形势、印尼和北加形势以及以后任务，梭菲安还公布一个消息，他决定把西加队员撤回沿海白区，从新整顿党组织工作，新年过后梭菲安告别黄汉和北加同志，从此火焰山联合部队就宣告结束，黄汉带领北加部队辗转北加边界。梭菲安则分派小队潜入白区，1968年梭菲安回到白区领导工作，重新洗牌。
梭菲安潜入白区后得到革命群众的保护，召开过几次会议：蕨兰坪第一次研讨会、移公山第二次会议等，群众工作得到迅速发展。1970年移公山会议后，接着改组领导，把林平提升为滨委会领导人，领导沿海工作，王明为卡委会领导人，领导卡江一带干部搞达雅族工作。从武装斗争中梭菲安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地作自我批评，他认为必须做好落后农村工作以作长期武装斗争的准备。可能梭菲安因语言上的障碍，因西加革命干部大都是华族不大会讲印尼语，况且以他的身份出入非常危险，不能出门，因此不能客观展开实地调查，只听取几个领导人的报告，造成工作上作出较主观的决定。
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缺乏谨慎考虑在当时形势下执行贴标语运动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在革命运动即将遭到全军覆没之前，梭菲安与他的两个助手王明与林平企图挽救即将崩溃的组织，领导层展开两个月的讨论，作出一系列决定，但是外强中干的组织骨干与缺乏客观的决策，已无法阻止叛徒的出卖而把多年来在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心血，功亏一篑，全付之流水。
1974年1月13日，梭菲安第二次失去干部和群众的情况下，自己的警卫班长老兴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梭菲安被枪杀牺牲了。
2．八·三0部队领导人陈武侠
陈武侠笔名陈礼夫、老钟、三哥，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籍民学校即国协（Baperki）学校校长，苏哈多政府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一直受群众的保护，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它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三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汉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八·三0”部队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撤回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它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他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比较高，由他领导指挥“八·三0”部队，拥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艰险困难。因一篇文章组织把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表面上看并没有悲观的情绪，组织安排他领导出版《劳动报》，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彻底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提出要为他平反。
革命斗争是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世民是陈武侠的前警卫员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
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原因陈武侠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他在出狱前夕无缘无故死去，是否有阴谋企图置他于死地？
3．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钟志盛笔名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支队队长，个子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的支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沉重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小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游击队员们说：“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就中毒而死了。”在碰到敌人危险时他将安排如何应付等等。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战士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儿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地点附近，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敌人，队长会警告大家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
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战友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战友们到地瓜园，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战友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如果火柴已用完了怎办呢？他们还是有办法，他们的经验就是一直保存火种。火种是用烧过还燃烧的一两块火炭，上面加上火灰裹着，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战士们经常背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在队长艾芬迪的带领下，战士们即使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把队伍缩小即化整为零。
1968 年在小营房我们与艾芬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射击而牺牲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敌人逮住，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
4．苏拉民（Sulamin）是八·三0部队好书记
李松源笔名苏拉民，高瘦个儿，脸上总是推满笑容，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上了被军方追捕的黑名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未婚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 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苏拉民的领导下把农村的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以陈武侠为领导成立“八·三0”西加武装部队，苏拉民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 年9月19日，敌军来这一带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的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文队长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我还有事，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非常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战士的安全，苏拉民不走，阿文队长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阿文队长命令部队赶快跑回高土家协助苏拉民，但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部队队员赶到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战友们很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由上级领导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同志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4．勇敢的女战士——小梅
雅梅笔名小梅，是个漂亮的年轻又活泼的姑娘，两个酒窝儿，脸上笑嘻嘻的，曾参加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激战。老刘同志来不及穿衣服就跳进战壕，当时战斗已开始，阿影说就是小梅把毛巾和衣服传递给指挥员刘晓，老刘同志边穿衣服边指挥战斗。别看她身体娇小，她却是勇敢的女战士之一。
小梅在火焰山基地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运输队也有她的份儿。1967年某一天，艾芬迪队长分配他们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火焰山基地出发，来到储藏稻谷的地方磨谷，磨成米以后便各背着米准备回营，这队运输队有十多个队员，队员们边磨谷边开玩笑，以为在大山中平安无事，排队要出发了，向导还在开玩笑，还没人当向导，小梅背着士登不暇思索上前就充当向导，向大家说“排好队，出发！”她走在最前面。
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不警惕，刚走下坡，没向四周张望侦察，以为军人不会发现此隐蔽地点，完全失去警惕性，低着头往前走，他们不知道正巧遇上军人巡逻队，已先在山下埋伏他们，小梅等来不及开枪，已被军人开枪先扫射，小梅第一个被打中头颅而牺牲了。
第二天就在她牺牲的地方火焰山战士阿拉去埋葬了她，战友们痛心地失去天真可爱、勇敢的小梅同志。
6．歌颂——乌拉
乌拉是假狮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他对工作很热情又负责任，白区工作危险性很大，但他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8年，乌拉被叛徒出卖，在假狮被捕了，他经受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联系人，但乌拉没被吓倒，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自己的同志，结果军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刑具，都无法让这位坚强的革命者屈服，为了再逼问审讯，用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于是军人用船载回邦戛，在船上双手还被绑着，受到严密监视，他机警地避开军人的注意力，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他一声高呼，“印尼…万岁！”迅速毫不畏惧地跳进大海，军人吓倒了，因为一个政治犯不见了，他们将面临被开除或受到严重处罚。他们被逼也跳进大海拼命捞，拼命找，乌拉已下决心不让自己浮上来，沉、沉，终于沉入海底为革命牺牲了。
当时有一首歌颂乌拉的歌，歌名为《歌颂乌拉》，赞颂乌拉是英雄人民的好儿子，为印尼自由民主而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希望全体革命者向乌拉致敬，学习乌拉为人民服务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继承乌拉的遗志。
其歌词是：亲爱的乌拉同志，党的好儿女，为了人民利益，你艰苦奋斗，反动派逮捕了你，严刑拷打你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把敌人的威风一扫光。你啊……，啊……永远活在人民心间。歌词由阿凡、阿娜整理。
7．张添献出一颗丹心
张添是华莪革命民兵，他非常痛恨苏哈多的排华和挑衅种族事件，眼看自己的家人和乡亲遭受到砍杀，于是决然进山参加武装斗争。在七月十五日抢机场事件中，他积极地投入战斗，他和一些参加战斗的群众一道，背了几支夺来的枪支到火焰山附近。他忠心耿耿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没第二句，他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越是困难的工作他越走在前面。
因为他是当地人，对那里的山路非常熟悉，所以组织经常交给他护送战友的任务，去接要上基地的新队员或各站领导人的护送工作。
1974年，他一直坚持在山里，后来联系到蔡兰花，并接受领导一小组的任务，路上碰到敌军巡逻队，在战斗中张添的队员全部牺牲，他也子弹打完了，敌人叫他投降，他拔出锋利的刀在咽喉一抹，张添光荣牺牲了。
8．一位普通战士国平
矮个子圆圆的脸上常挂着笑容，18岁左右的小伙子，是山口洋属下丁加邯村种=沙葛（Bengguang）的农民，每天都忙着种作，涂满着泥土的身体，然后跳进屋前淌流的清澈见底的小河流水，顽皮地有节奏地用手打着水花嬉戏，这是作者最初对他的印象。
时间对他非常宝贵，作者很少看到他空闲下来，不是忙这个就是帮那个，他永远朝气蓬勃，永远给人带来春天的感觉。
当去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有时作者也参加他们运输的行列。因为非常危险，必须特选人员，国平、世民和我个别从山市运载同志们要上山区的行李包，必经过军人的守岗站，我们尽量保持镇定，若无其事地穿着农民服装，带着草笠帽，在军人的监视下踏着脚踏车穿行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国平吹着口哨悠闲地度过险关。其实我们只一个希望，别被他们阻止停下来检查，若被检查就麻烦了，上面用草或其它东西伪装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背包，里面尽是军服、军帽等军用品，那这条上基地的秘密线就将受威胁，好在当时都非常顺利，国平、世民是好胆量的，他们是出色的运输员。国平的乡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往基地的秘密站，他们要上基地各写好名字的背包，必须经过我们的检查，因为太多东西太重了怕半路背不动，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带的东西。
在乡村群众站我们也搞印刷，为了让国平等运输员能够尽快发送出去，晚上我们就在一个昏暗狭小的紧闭着的印刷室里不停地印刷，热气腾腾的小室里豆大汗珠不断往下滴。过去的印刷机不如现在现代化的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上百张，我们用古老的印刷方法，把一张张的纸放在印刷版已刻写好的蜡纸下，然后用印刷筒沾了油在纸上滚动，小心地印，一篇篇文章夹成一本本较薄的刊物。苏哈多禁止中华文化，但是禁止不了我们学习中文的热忱，国平等也非常认真地学习。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国平一家与村里的难民群众到山口洋集中，而他却坚决走革命道路，进山跟着队伍走。他非常积极地参加运输队、做向导，他对山路很熟悉，钻来钻去都没问题。
1968年，有一天，王明叫他当向导带队转移地点，因为老地点已经被围剿军侦探到了，若不转移一定会被突击。我刚好从火焰山基地被护送下来，因病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二十多个人转移的时候，向导第一位我排第四，刚走出营房十多分钟和军人巡逻队正面相遇，当向导的国平马上开枪向军人扫射，并大声喊“冲锋！冲锋！”军方被国平洪亮的喊声吓退了，以为战斗队真的要冲锋了，军方一边扫射一边撤退。乘此机会我们转移的队伍马上跑得无影无踪。
我因体弱脚完全无力，踢到树根便跌倒站不起来，其它人都已经跑了，国平发牢骚地说：“仅仅听得枪声就丢下重要的东西跑了，真是不负责任。”他牵着我的手拉我站起来，还背起同志们丢下的一大篮米和书马上跑。我们钻进=芦枝卢姬草丛中，=芦枝草茎细长，叶像=芭菇叶，一大片草丛，钻进里面看不见，国平在外面做好伪装后，放下米和书竟若无其事地躺下。
不一会只听得军人在搜山，就在离我们四、五米处敲树干铛铛的声音，我看看国平，那么镇定，毫无惧色，我从心里佩服和称赞他。
过了好一阵，这森林中击树声渐渐地平静下来，没一点声响了，我小声地对国平说，没听到敲树声了，他说，先睡一觉再说，他真的睡了。大约下午四点，他背起米和书说：“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小心地弄开隐蔽地点的卢姬草，侦察了一阵说：“走！”我们马上出发回营。
在靠近营房边缘，刚好碰到阿世（我弟弟）等一队人马，他们说看到我倒下，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我弟弟和同志们伤心地哭了，正要去收尸体。路上碰巧遇见活生生的我，他们高兴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自那次驳火事件后，部队开始化整为零，我被调回沿海区搞地下工作。不久听说国平接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接一位领导同志回来。结果路上碰上军人发生驳火，木青被打到手臂和阿生侥幸逃脱，国平壮烈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