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革命工作者，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映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游击队领导人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
一．印尼抗苏斗争必须根据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压迫，而非以种族观点即原住民与非原著民来看问题。
二．华族应成为斗争的积极分子，反对排华斗争；
三．必须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四．配合全国与国际形势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积极支持北加人民的斗争与加强合作。
具体路线是：
一．尽快培养各地区的华族干部以领导华族反抗苏哈多的排华政策。
二．反对自发性和宗派主义
三．呼吁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游击队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 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Gunung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在火焰山部进行宣传教育。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巡逻、准备粮食、开辟稻芭自力更生等。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与梭菲安为火焰山部队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火焰山总部有：司令员黄汉（砂）、梭菲安（印；牺牲）、刘晓（砂；牺牲）
军事组组员：邓亚礼、鲁成、刘乔治（砂）
医务组：文军、胡阿山（牺牲）、蔡惠娇、红云（西加；牺牲）
火焰山部队西加队长：艾芬迪（西加；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
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党支部书记：林英
民运工作：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
西加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当西加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合作建立火焰山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息在华族群众中不胫而走，面对种族迫害下的西加华族群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反对苏哈多反动政权的情绪不断高涨，于是群众工作者在进行宣传时，他们热心地对人民游击队武装斗争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年青人更毫不犹疑地进山参加游击部队，武装斗争部队战士大都是被迫上梁山的，在昔邦经过训练筛选才上火焰山基地。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的森林，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除了火焰山部队，还有刘晓带领的武工队，乔志排的武工队，孟加映由陈武侠领导的830部队，以及王明领导下的昔邦三站等部队。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二百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张工作桌，一个收音机，打印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mar）以代灯。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三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劳动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战士们砍下横七竖八的大树，在广阔的大地上开劈一个大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大片的稻禾，不久后战士们开辟的生产地就能自给自足了。这儿头顶上才能看到蓝色艳阳的天空，脚底下踏着日益成长的绿绿油油的稻浪，战士们无限欣慰，大家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地带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过来的部队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它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头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昏迷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机枪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苏哈多围剿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稻芭和火焰山基地相继暴露了，部队只好遗弃战士们用双手和汗水培植的稻芭。
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部队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有一班队员的营房由老何负责。1967年12月新年已近，为了更安全起见部队再撤退到附近最高的山“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战士们就蹲在这儿准备迎接围剿的军队。
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部队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必须调整组织的领导，吸取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组织的建设是三项旗帜的重要一环，因此，梭菲安决定准备全军撤退，回后方领导工作，整顿组织和发展群众工作是迫切的重要任务。
1968年，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经过两位领导人的商量讨论，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1973年10月21 日，砂拉越中央领导人也是司令员黄纪作作出重要决定，走出森林与砂拉越成邦江省长公署会谈，签署谅解备忘录，“斯里阿曼和谈”内容是砂拉越领导的武装部队，放弃武装斗争毁枪出人，重返社会，可获得正常的公民权。黄汉及他领导下的部队成员，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结束武装斗争。
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于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在洪楚庭司令员的领导下，最后坚持到1990年后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8年5月梭菲安与黄汉砂拉越战友们告别后，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昔邦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西加仅存的武装部队队员陷入苏哈多军队重重的包围中，他们把整个森林踏平梳理干净。在此危险困难的情况下，其它个别武装小组被迫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重新化入白区搞群众工作。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经过长途跋涉，跨越重重困难，终于再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