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 7
(96) 1959年 李光耀搞新加坡独立的 “transit” 站但却坑了沙砂
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反殖、左倾社会主义为竞选纲领，在左翼力量大力支持下，取得压倒性胜利，成功组织了第一届自治邦政府，李光耀任政府总理。可是，李光耀执政后，反左、亲英的真面目迅速暴露，日益引起党内外不满。1961年，李光耀政权已陷四面楚歌中。为了寻求摆脱困境，李光耀使出了脱困之计：“通过合併取得独立”。这个合併是要与马来亚联合邦合併，企图通过吉隆坡政治势力，对新加坡左翼力量“赶尽杀绝”。
但李光耀的“好意”，却被吉隆坡政权拒绝。原因是，新加坡人口结构，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超过70%），若与半岛合併，完全改变了马来亚联合邦人口结构，华族成为最大民族。巫统认为，这对他们保持统治权力是极大威胁。李光耀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使出了另一个计谋，打北婆三邦的主意，要将北婆三邦也纳入合併“行列”，於是“五邦合併计划”的想法由此萌生。五邦组成联邦的人口结构，马来族仍占多数，安抚了巫统的担心。李光耀的主意获得英殖民当局认可。李光耀在1990年代末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隐瞒的说：“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个属地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英国专员）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直接交给东姑，而是交给拉萨，… …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医生，由他转交拉萨”（伊斯迈是时任联合邦内政部长，拉萨是副首相）。
人们或许会质疑，当年李光耀为什么要那么热衷于要推动新马合并和五邦合并？读者若熟悉当年新加坡政治局面，就可揭开这个历史谜团：
新加坡在1959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席立法议席中取得43席，以绝大多数议席执政。可是，仅仅二年间，其政权就陷入风雨飘摇中。首先，1960年6月，社会发展部长王永元因不满李光耀执政后不释放政治犯和推动独立议程的竞选承诺，与李光耀对着干。结果王永元连同支持他的立法议员黄庭坚、林甘（S V Lingam）被李光耀开除。接着王永元辞去立法议员，以示抗议，并再参加补选，结果取得压倒性胜利。
1961年4月，安顺区议员病逝进行补选，行动党候选人又输了；党内左右两派公开分裂，最后，李光耀仅以一席多数继续执政。这时，新加坡行动党比谁都迫切需要通过合并来解困。
另一方面，在冷战思维“诅咒”下，李光耀自认为，在左翼力量包围下，新加坡这个小岛若不与马来亚合併，很快就变成第二个古巴（李为了劝诱东姑接受合併，曾对东姑说，在马来亚半岛南端出现一个古巴式政权，马来亚必不安宁）。
李光耀由始至终将“通过合併取得独立”视为是行动党（李光耀政权）的命运攸关大事；亦企图通过合併作为反击党内左派的武器并准备与他们决裂，这就是李光耀迫不及待的要推动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成立的直接因素。
在李光耀的卖力游说下，促使麦唐纳的“两步路”缩为“一步路”。1961年4月18日, 英国殖民地政策委员会（Colnial Policy Committee）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推行“五邦合併计划”。一个月零8天后，东姑阿都拉曼 在“主人” 授意下，将“马来西亚计划” 公布于世。
“马来西亚计划”公开推出后，李光耀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新加坡一吉隆坡一伦敦之间活动之外，还游说、力诱北婆三邦政客“入瓮”（尤其是对北婆和砂拉越的反“大马计划”政界领袖）。最显着的例子，李光耀诱惑北婆罗洲反“大马计划”中坚力量，嘉达山民族统一机构领袖唐纳·史迪芬。诱促其一夜间改变反马立场，转为大力促成合并的重要力量。可是事成后不到两年，却弃砂拉越、沙巴於不顾，他自己先“溜之大吉”。这就是李光耀极端自私和无耻的真面目。近年历史资料显示，李光耀是马来西亚计划始作俑者——东姑与巫统是“受益”者（可参考：傅树介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林恩河《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出台》）。
李光耀放下总理棒子前，在新加坡国庆献词还曾表白：“和马来西亚合并那两年，激发了新加坡人民……。如果新加坡不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而是以其他方式独立，新加坡可能便搞不成功。”因此，新闻界人士曾怀疑李光耀搞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原因是搞一个新加坡独立“transit”的站，但却坑了沙巴和砂拉越。
(97) 1959年砂拉越首个政党—人民联合党成立
1955年，古晋数个社团主要负责人在王其辉住宅举行一项非正式座谈会，参加者有王其辉、田绍熙、王钟元、陈桂春、陈木林、李子钧、沈济宽等人。讨论主题针对翌年殖民政府将举行市议员选举，是否必要组织政党参选。讨论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1956年，在古晋开设律师馆的新加坡籍礼帝（Reddi）律师和顿巴（T.G. Dumber）律师提出组织多元民族政党的建议，获得王其辉、杨国斯认同。但是，马来民族协会和达雅公会不认同。结果这个意见没有进一步的后续行动。
1958年砂拉越国会通过OMO《石油与矿业条例》（Sarawak Oil and Mining Ordinance 1958）（见《砂拉越法律汇编》第64章，但未标注OMO通过具体日期）
1958年到1959年初，砂盟领导人文铭权和黄纪作，在一些社会上之左翼人士中开展团结工作，游说组织公开政党的主张。
1958年底，诗巫左翼知识份子黄增霆到古晋约见田绍熙，提出组织公开政党的意见。田绍熙即与文铭权、陈绍唐、古春辉商谈，决定成立一个中间偏左的各民族联合政党，目标是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并由田绍熙出面找王其辉、杨国斯，并委托王其辉联络土着族群协商。结果，王、杨表示十分兴趣，王其辉也去咨询了和他关系友好的艾贝尔总督。
之后，王其辉对田绍熙说，总督讲英国有意逐步终止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统治，所以砂拉越迟早会被英国放弃，目前是砂拉越人民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时候了。因此，总督不反对我们组织政党。
於是大家便积极地开始了筹备建立公开政党的工作。王其辉以立法议员身份联络土著立法议员和土著领袖；田绍熙联络华族市议员、社团领袖、工运领袖；杨国斯先后两次去诗巫联络黄增霆、赵松胜等社团领袖。
1959年4月1日田绍熙的朋友，古晋马来青年Safri Awang Zaidell（留学纽西兰，曾任副州务秘书）在砂拉越论坛报发表了标题为《民主、国民团结、人民政党的基本要素》的文章，探讨土著参加多元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主张通过国民团结来争取砂拉越独立。这应该是砂拉越第一位土著在公开报纸上发表的关于组织政党，争取独立的文章。
1959年6月4日出席人联党发起人会议的有：第一省：王其辉、杨国斯、田绍熙、古春辉、刘意礼、朱云辉、宋天祝、杨清河、徐锦炎、陈永骢、王源清、查力士南（Charles Linang达雅族）。第二省：翁比蓝台（Francis Umpi Rantai达雅族）。第三省：邱炳农、张桂生、赵松胜、陈招发、黄增霆、佘锦成、吴仰贤、张大纲、张守卿、陈高明、周怀武、陈仁中、万高（Jincent Bangau Ak Renang伊班族）、万通（Vincent Gerkard Bandong马兰诺族）、威廉哈丁（Willinam Hardin伊班族）、德利士孙（Senaun马来族）、旺莫查（Mohmud马来族）、布拉者（Blaja伊班族）等，合共35名各界人士在杨国斯住宅正式进行发起人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命名为“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简称联合党，较后称人联党）中间偏左(即社会主义)，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政党；制定党的宗旨：以宪制斗争手段争取砂拉越自治独立；争取和维护议会民主制，建立民主政府；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改善劳动者的经济条件；维持民族和谐团结。同时，推选产生筹备委员会即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即提呈当局注册。
人民联合党成立后，砂盟就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去领导组织群众，各支部、分部迅速在全砂各地成立。这样到了1962年6月，短短的3年里，党员人数达到5万名之众，除了多数是华族外，另有相当数量的达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部分马来族以及马兰诺族。在全砂成立了18个支部和36个分部。成了真正有群众基础的、有影响力的政党，极大的动摇了殖民统治地位，在全砂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浪潮，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1959年6日18日（6.4建党会议的14天后），由秘书长杨国斯在诗巫环球书局宣布：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已经获准正式注册。
1959年6月21日人联第一个支部—诗巫支部成立，主席：万高（伊班族）副主席：邱炳农，秘书：赵松胜，副秘书：佘锦成律师。第二个支部—古晋支部於8天后的6月29日成立，主席：宋天祝，副主席：Charles Linang（比达由族），秘书：黄纪作，副秘书：古春辉。杨国斯秘书长和发起人之一田绍熙多次在公开演讲中都重申，人民联合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1975年正式将社会主义写入党章。后来在黄顺开任党主席的1985年，党员大会取消了这一社会主义的条文。
1961年5月中央宣教处发出了《宣教工作计划大纲》的指示，责成全党各支部、分部贯彻落实。在宣教计划中指出，党的任务是争取早日实现砂拉越独立，组成一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人民政府。要完成这项任务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因此，我们的运动是一项全民运动，必须团结、动员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起来参加我们的运动……。
1961年5月27日“马来西亚计划”即“五邦合并”被提出。7月8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表公开声明，反对未独立就谈“五邦合并”，主张要先独立后，才谈合并事，因而联同新、马、汶、沙、左翼力量发动了空前的群众性反对“大马计划”运动。1961年10月27日发动“追悼民主死亡”的一系列活动，来反对“限制居住地法令”。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砂盟在全砂各地公开进行筹备、成立支部和分部工作的活动机会，迅速而全面地，把各地华族群众大部分组织起来，特别是把各省的各土著民族组织起来。并在引领砂拉越人民进行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华族和各土著民族的政治觉悟，出现了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局面。这也为1963年强行成立大马之后爆发的武装抗马斗争增添了一些可靠华区，尤其是土著民族区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