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 4
(81) 1953年 砂拉越解放同盟诞生
1953年7月砂拉越解放同盟（砂盟）在马共抗英同盟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成立时，由张荣任和文铭权领导。
1954年3月张荣任从新加坡前往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与文铭权接头，他秘密潜回了古晋与文铭权一同领导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吸收了一些原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比如张荣侨）入盟。同年10月，张荣任离开砂拉越到印尼（张荣任到印尼后,曾在马来亚共产党党刊《觉醒周刊》的编辑部工作）。此后，文铭权单独负起砂拉越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砂盟成立后，即开展统一进步教师会和同学会的工作，及后来的民族工作。砂盟建立的初期，有出版机关刊《民主》，后改为《民族独立》。砂盟规定干部和盟员必读的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与组织文件。砂盟还进行定期秘密小组学习会，也有举办大组学习班。文铭权就曾亲自在大组学习时，对整十个学员讲解哲学课程，参与的学员都认为获益不浅。 盟成立后，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学运和培养干部，并输送到工、农等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中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盟”于1955年3月30日，在古晋中华中学发动并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有六百多位学生参加的，反对不合理教育制度的长期罢课斗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场罢课斗争的胜利，对盟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此盟的工作得到了新的有力发展。从1953年盟成立后，在盟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从学运到农运、又到政党和民族工作，砂拉越的革命运动开始全面而蓬勃的发展起来。
砂拉越解放同盟是砂拉越先进青年的革命组织，它的最低斗争目标是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和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最高的斗争目标是为了实现砂拉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砂拉越解放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盟员必须服从铁的纪律，也有个人的自由民主。
(82) 1955年全砂拉越华商大罢市
1955年1月1日全砂拉越华商大罢市，抗议殖民地政府大幅度提高营业税。
事件的缘起是1954年12月，英殖民政府突然宣布从1955年1月开始大幅度提高商业牌照税。这将给华商和广大消费者带来沉重的打击，因为增税的比率，诚足惊人，有的超出五倍、十倍，更有者达两百倍。各地华商、商业团体，包括古晋中华商会、树胶出口商公会、京果商公会、联商公会等市内各商号，联署上书总督请愿；诗巫各社团、古晋马来国民协会、林梦、成邦江、民丹莪、泗里街等地中华商会，纷纷要求取消增税。
当局接到来自各地要求、请愿后，却不做让步或减税。因而各地华商对政府态度甚为不满，纷纷发出要以罢市抗议的舆论。
1954年12月末，各地商会决定发起罢市斗争，1955年1月1日至10日古晋、诗巫、泗里街、民丹莪首先掀起罢市运动；美里、民都鲁等地于1月7日到9日罢市三天。一时全砂各地市面萧条，交通中断。迫使当局无奈而取折衷办法，相应削减税务，以平民愤。
(83) 1955年3.30反殖民教育罢课斗争
1955年3月30日第一省古晋中华中学展开全校约七百名学生的罢课斗争，教师们也同情学生，宣布罢教三天，反对英殖民主义教育和反对反动校长黄中廑无理压制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公开领导罢课斗争的代表是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负责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支持；杨柱中、黄纪晓、洪楚廷、蔡珠娥、陈金美，则暗中团结和协调各班同学。由于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三个月的坚持不懈努力，相关当局接受了学生们的要求：解雇了反动校长黄中廑，全体同学无条件复课，这场3.30罢课斗争取得辉煌的成绩，为砂盟培养了大量干部。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立，使左派学生势力一改“10.29罢课”后的颓势，在校园内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师生间的大小冲突事件，也渐渐的频繁起来。这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使得师资短缺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当时的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与殖民当局教育部的华校视学官胡熙德便直接从香港征聘教员前来执教。然而部分南来执教的香港教员，无论在私生活上还是教学态度上都极具争议，经常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加上校方不断推出各种措施，钳制左翼学生的校外活动，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达到了爆发冲突的临界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上任一年多以来便致力于募款筹建新校舍的校长林从周，被有心人扣上了亲左的“红帽子”，最终于1954年的第一学期结束时宣布辞职。校董会则委任从香港招聘来的教员黄中廑（其人为前中国国民党党员）接棒，然而在他才刚准备上任时，便因绯闻事件而在校园里闹得满天风雨。当时黄中廑的房东愤然向中华中学校董会主席王观兴和副主席郭锡逢作出投诉，指控黄中廑调戏其妻；不久后校园便出现打倒黄中廑，直斥他为“大色狼”的标语，但黄中廑还是在视学官胡熙德的力挺下登上了校长宝座。此时，一直试图透过学运来拓展社会运动的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层，原有意借黄中廑的丑闻事件发动罢课，但即将毕业的高三班级同学首先表示反对，而包括黄纪作在内的部分学生领袖，则以10.29罢课的前车之鉴，认为当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更援引毛泽东的理论，强调罢课应该在“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条件下展开，方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故砂拉越解放同盟最终对黄中廑的上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黄中廑在1954年下半年上任后，便大幅更换行政老师的阵容，大玩办公室政治，但其却对校内老师的教学态度不加治理，因此在左翼学生的带头批斗下，师生间冲突不断。而性格暴躁的黄中廑，渐渐也表露出他独断专行的蛮横作风：1955年3月刚开学不久，初二乙班投诉数学老师蔡永棋的教学方法不当，十分难懂，要求校方敦促其改善。校长黄中廑接到投诉后，便指示教务主任朱渊明前去处理。没想到朱渊明对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狠狠地训了学生一顿，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把事情搞砸的朱渊明自知众怒难犯，就在学生们的谴责声中狼狈地跑回了办公楼后向黄中廑报告称这班学生“目无法纪”，必须予以严厉处罚。黄中廑便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学生，宣布一口气开除班上四名被指“带头滋事”的学生领袖。
这一举动马上引起初二乙班的强烈反弹，他们除了集体坐在教职员办公室所在的民德楼前方的广场上静坐抗议外，还列队步行到校董会办公室，要求校董会出面指示校方收回无理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但是因为这些要求未获得各方的接受，初二乙班便首先开始罢课，随后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给予支援，局部性的罢课开始在校园中蔓延开来。
为了能让学生们有一个应急的准备，曾参加过10.29罢课的高三班学生领袖黄纪作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众人推选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作为学生代表，向校方和校董会提出交涉。同时砂拉越解放同盟主持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成员为文铭权、王馥英、黄纪作、黄纪晓、赖介元、陈金美）作为领导学生维护正当权益的斗争机构。孰料校方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学生的请求，还由黄中廑拍板决定开除黄纪作等学生代表。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在1955年3月30日，全校性大罢课爆发，是为三·三〇罢课斗争。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全校约千余名学生中，只有不到百人到校上课，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斗争。罢课学生在校外分几个地点分组自行学习，由高年级同学指导低年级同学上课。他们除了学习课本之外，还学习政治课，举办各种座谈会和体育活动。学生们还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组团下乡到晋连路一带的农村体验生活，在帮椒农采收胡椒等热火朝天的劳动实践中锻炼自己。学生代表们成立了罢课学生委员会，由黄纪作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另九名来自各班级的代表，统一指挥罢课行动。学生委员会下还设有两个行动小组，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人为首的小组负责与校董会和校方谈判，并争取校内本地教员、学生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另一个小组则以杨柱中、陈金美和洪楚廷为首，专门负责团结各班同学，安排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班学生在校外补课等事宜。
在罢课期间，由左翼学生组成的古晋中华中学篮球校队照常出征，并于第三届古晋篮球锦标赛中荣获亚军。
在三·三〇罢课斗争中，黄纪作等砂拉越解放同盟高层，吸取此前10.29罢课的教训，强调罢课行动必须在“有节”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制定清楚明晰的斗争目标，统一诉求并有节制地投入斗争；不可重蹈10.29学潮的覆辙，把斗争诉求无限上纲，甚至喊出“打倒英帝国主义”，“争取砂拉越自治独立”等政治口号，以致模糊了斗争的焦点。
为了达到“针对目标、打击要害”的“有节”战斗策略，从一开始砂拉越解放同盟所领导的学生领袖便定下了此场斗争所要争取的最低底线，即迫使校董会开除校长黄中廑、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取消学校压制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不合理措施与改善教学方法的四大目标，而在达到目的之后，罢课行动就必须立即停止。
因此，相比10.29罢课的杂乱无章，四年后的三·三〇罢课就显得更加进退有序。在罢课中学生代表们充分发挥统战策略，成功争取到校董会、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自三·三〇罢课爆发后，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部便不断向校董会施压，要求从速平息罢课。然而因为学生委员会和校方的互不让步，几次谈判皆不欢而散收场，但尽管如此，学生代表们始终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倒是坚持开除学生代表的校长黄中廑，不仅态度强硬，还不时指责校董会偏袒学生，最后更拒绝参与会谈，这使得很多校董渐渐开始支持学生委员会。
另外非常好笑的是，在学生们展开罢课行动后不久，黄中廑就示意校内的教员“罢教”三天，甚至集体跑到石角镇去观光，想要借此展示自己的力量。此举激起了华社的普遍不满，而校董会也因此召见黄中廑要其说明情况。毕业自中国着名学府清华大学的黄中廑口才极佳，他在校董面前慷慨陈词了一个多小时，怒斥校董会袒护学生，使校方无法维持纪律与尊严，应负起学潮恶化的后果。此次的会议自然不欢而散，校方与校董会间的裂缝，也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学潮初期，黄中廑还曾试图拉拢学生家长，游说他们同自己站到一条战线上迫使学生们中止罢课，但他没想到很多学生的父母并不买账，比如学生领袖黄纪作的父亲，他老远从晋连路29英里路段处的老家赶到学校，在家长会上质问黄中廑，他们家纪作究竟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如果是坏学生，为何能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但如果是好学生，学校又为何要开除他？本来打算拉拢家长的黄中廑，被气愤的家长追问得难以招架，只好草草宣布散会，这也说明在发动罢课后学生委员会向家长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比如印发说明罢课原委的传单等，已取得很大的成效，将他们争取到了与罢课学生相同的战线上。
转眼间三·三〇罢课斗争已持续近三个月，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承受了来自殖民当局与社会的强大压力，学生们也决定于5月13日到校举行大规模集会，将抗议斗争升级。于是校董会便求助于刚从英国考取律师资格回砂拉越的杨国斯，邀他出面斡旋。于是杨律师首先会见殖民当局教育部官员，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小组，深入校园调查学潮起因，再设法妥善处理各方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殖民当局停止以警力介入校园事务，避免再节外生枝。英国殖民当局采纳了杨国斯的建议，委任他出任调查小组主席。杨国斯召集了学生委员会的代表和校长出席听证会，学生领袖黄纪作等人准时赴会，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罢课的导因以及学生的诉求，倒是校长黄中廑的刻意缺席，使他居于不利的位置。调查小组接着召见教员来核对学生的说法，经过多番查证，他们确认学潮是因校长黄中廑在教务上处理不当所引起，事后其又拒绝和学生坐下来商讨解决之道，以致学潮恶化，在加上他的个人行为有欠检点，调查小组遂建议罢免黄中廑的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
而在1955年5月13日上午，约千名学生分三组从不同方向进入古晋中华中学，极有秩序地在操场集合进行集会示威；为了尊重校董会避免引来殖民地军警镇压的劝告，集会只进行了一 个小时就宣告解散。这次集会促使校董会采取果断解决办法，通过13个华团的力量，校董会宣布自行解雇校长黄中廑，取消其对学生的处罚。殖民当局教育部则无奈社会各界压力，只好就此作罢。5月16日，全校学生回校上课，三·三〇罢课斗争圆满落幕。而在这场学潮冲击后，很多学生都已参与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小组，校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学生们还先后成立了协助校董会建校委员会、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文艺研究社等各种文化活动团体。
经过10.29和3.30两次学运斗争，影响了古晋社会各界对殖民地社会的关注，促进了各界人士对政治的关心。而经历学运斗争锻练的许多学生在离开学校后，纷纷进入工会、农会、公开政党，深入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最后成为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的旗手。
(84) 1955年印尼万隆 第一届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会议中，公开呼吁海外华侨争取旅居地的公民权，纠正了东南亚地区华人把中国视为祖国的“侨民心态”（中国是海外华裔的祖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