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城市选民的概念，会是更为普遍用作指涉我国特定群体的用词。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大概又跟中产阶级的概念，未必可以准确地说明我国特殊国情有关。所谓的中产阶层，过于凸显以符合特定收入指标，作为概括某群体的标准。

这样的划分，即不考虑收入来源所可能带来的限制，也不看重这批人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所具备的实际自由度，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现实。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过度空泛，而认定通过选举才是改变现状的关键，仍然是舆论界的主流声音，因此不少人便直接使用城市选民的概念，来开展论述。

政府的发展规划长期失衡，导致国内的工作机会过度集中在城市地区，促使找工作的人都往城市跑的现象出现。换句话说，在使用城市选民的概念时，除了需要区分在城市工作的人，不一定具备城市选民的资格，也应该注意到很多城市选区以外的选民，实际上也是在城市里工作。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进一步地追问，普遍上城市地区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究竟会产生哪一方面的影响，左右人们的政治自主权。

畸形三角结构阻碍改变

由于我国不曾出现政党轮替的结果，制衡当权者的机制始终缺失，失能的选举制度导致我国的执政团体，甚至是各大政党的主要领导，早已出现由世袭贵族后代把持的局面。上至首相，到各个重要部长的职位，州务大臣的人选，甚至是各大反对党领导的角色，都有由几个精英家族的后代，接替担任的现象出现。

上述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因我国长期缺乏健全的选举制度，以及正当的党内民主机制而巩固下来，值得深思。当我们习惯于用族群政治的角度，剖析我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时，也不应该忽略世袭贵族政治对于我国现状的牵制。上述的情况若无法纠正过来，今日的日本，将会成为明日的我国。主要政党都由同一批人及其后代所主导，选民选无可选，厌恶现实政治的情绪，自然就会得到深化。

世袭贵族主导了我国政治的上层结构，为了垄断现有的统治地位，他们必然会通过不断划分利益的方式，促成庞大臃肿的官僚或公务员集团，让为数众多的各级公务员清楚地意识到，与现任政府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进而成为坚决维持现状的强大屏障。这一点，只要观察我国近几年来架构越趋臃肿的官僚团队，还有每年比发展国家的经费还要高的各政府部门间的总开销等，就得以意识到，现今的我国，正走向印尼的老路。

把焦点放回到许多在城市谋生的群众身上，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地清晰。作为居住在城市的公务员而言，不见得有条件及理由，会对于改变现状持积极的态度。即使不是身为公务员，而是从事其他的行业，如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的雇主或受雇人士，也一样会受制于现实中各项不断加剧的生活负担，人们仿佛只要投身社会，便难以对现实作出实际的反抗。

中产未必支持社会改革

在城市居住的人，未必就是符合中产阶级收入的群体，举债贫困度日的城市人也不再少数。而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又是现有体制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者，背负着太多现实的考量，即便勇于选择反抗，通常也无法给予运动更为持久的支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更多需要大众给予实际声援的异议人士，从来乏人问津。唯有意识到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特殊性，才能解释得了，何以这一阶层的崛起，不一定会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军。

由于想要作出具体反抗却处处受制，现实的生活又还不至于到水深火热的地步——现有政府为了延续统治，总会提供各种得以让人继续苟活的待遇。所以，即使政府舞弊的丑闻闹得再大，人们依然愿意选择忍耐下去，认定唯有选票才能发挥惩戒政府的作用。不过，国家的崩溃已在酝酿当中，温水中的青蛙再不清醒过来，终须面对水沸蛙死的下场。

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切入，即可简单地总结出世袭贵族执政，庞大的官僚集团以及城市居民局限三方面，在维护现状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因此，当我们打算指责来自乡间的选民，出于各种原因，依然选择投票给现有的政府时，也应该回过头来认清造成现实如此，更为复杂的原因所在。

迷信网络宣传不再有效

吊诡的是，碍于各种现实中的打压与限制，许多抗争活动的发起人，或反对政党的文宣，依然高度依赖网络作为主要的宣传管道。对于人们迷信选票可以解决现有问题的状况，也不见得有人予以足够的正视，加以驳斥。反对阵营的各大政党，不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而选择孤注一掷，寄望来届的大选，选民必然会全民一心，以选票终结现有政府的统治。

当然，现在也有个别团体或组织，正在默默地经营走入普罗大众的社区活动。但整体而言，类似的尝试，要么仍处起步阶段，不然就是在串联群众方面，还未能取得更为瞩目的成果。总之，依赖网络作为宣传抗争的手段，大概只能吸引到在城市群众的注意，已是共识。网络的影响力固然强大，可是有其明显的局限。

相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我国的网络发展状态，无论是当下的情况或是未来的趋势，仍然呈现出差强人意的态势。不管是网络的全国覆盖率，抑或过于高昂的上网费用，还是手机用户极其有限的网络资讯下载量，无不成为进一步阻止资讯有效流传的明显障碍。

表达不满的不同途径

更何况，有关抗争运动的资讯，对一般人而言，大多会将之归类为严肃课题的范畴。再加上近几年来，对于抗争感到疲惫的情绪困扰，与网络上其他更为繁多的花边新闻趣味讯息相比，社会舞弊案件不见得可以轻易地成为群众关注的议题。由此，说明了网络的宣传，并不能取代亲自走入群众的作用。

现实确实异常严峻，以致几无出路可言。关键在于，碍于现实处境的限制，大多数人总在选择适应生活，而回避表达愤怒。反对政党不敢尝试重新改写现有的游戏规则，精英大多率先选择沉默靠边站，一般的民众也在努力适应了后消费税的高价生活。

要改变现状，认真思索表达不满的不同途径，依然是重要的起步。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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