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马来西亚正临一个历史的抉择，民联必须选择，是要留在体制内推动法律诉讼，以达到胜选或重选目的，还是要走体制外道路，利用群众力量向国阵施压，以达到上述目的呢？

若选择前者，在司法权长期遭行政权压制的情况下，民联要用这途径来厘清选举弊端，无异于缘木求鱼。走这条路的同时，民联及其支持者必须要做好无法在当下执政的心理准备。而为了要在未来达至执政目的，检讨此次大选民联不足的票源，恐要拟出一套吸引乡村选民的价值与政策。

或需承担宪政崩坏恶果

相反，若民联决定，在此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体制外抗争来达到执政的目标，就必须承担一旦宪政体制遭破坏后的可能后果，尤其从选举的结果来说，国阵在乡间（除疑似做票外），仍拥有一定数目的支持群众，所以即便民联透过体制外抗争的方式获得执政权，也不代表不会激起国阵在乡间支持者做同样的事情来翻盘。

过去数年泰国爱泰爱党与民主党的例子，早有前例可循。那还是较好的结果，体制外政治两极化的结果，有时也并非理性可预期的。

由此观之，最终无论民联决定采取何种策略，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如何争取乡村选民都必然是无法逃避的棘手问题。

现代化的城乡政治差距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最早系统地提出后发展国家选举城乡差距问题，在其早年著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在讨论到两党政治的竞争时，提出政党发展过程，该如何面临乡村化的挑战的问题。

虽然这套理论描述的都是60年代以前新兴独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现象，然将这理论套来分析我国当前的政党政治的困境，还是相当贴切的。

亨廷顿指出，大多数新兴国家，由于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大量从乡村流向城市，因两者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不同，而形成城乡的政治差距。通常城市会变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不断起来反对现存政治制度，而政府的稳定则依赖于它动员起乡村的支持。

正因如此，发轫于城市的新政团，在其迈向执政的过程，需要透过政党的组织，将乡村选民吸纳进体制，来达到执政的目的。

所以说，理想的政党“应是农民与市民的大熔炉，它要把前者（农民）从与世隔绝中解放，并让后者（市民）克服对乡下人的骄傲”，当城乡差距被敉平，大多人民才会在一起分享共同的政治愿景。

但亨廷顿也指出，这种透过政党体制来敉平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并非完全没有代价的，由于乡村选民在价值上相对市民来说，经常是较传统保守的，因此在吸引乡村选民的同时，城市政党也必须适度的乡村化，也就是说，城市政党有时必须放弃一些现代化的思维，来响应乡村选民的需求。

不过，崛起中的政党领导人，若能适度的解决这城乡价值的两难挑战，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因为在现代化国家中，成功的政党诞往往生在城市而成熟在农村。”

若将上述观察，放入实际的事例来讨论，我们将会对政党乡村化对政党轮替的重要，有更容易的理解。

台湾两党有效动员乡民

台湾政党轮替的经验经常为亚洲华人社会所称羡，但究竟台湾的政党轮替是否肇因于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提出的，经济增张，提高了人民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于是在外部压力下（例如美国和欧洲支持民主化），财富导致社会快速变动形成文化变迁，民主制度认同普世化；统治合法性出现危机及邻国示范作用（如菲律宾的推翻马可仕的人民力量）等等因素下，执政者在压力下进行制度松绑，开放报禁（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反对党派兴起），解除戒严（解禁街头运动）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虽然可解释造80年代末台湾社运狂飙运动和90年代初台湾政党政治明星崛起的风潮。但仅依这些促成民主化的因素，真的能解释为何短时间内，政党轮替与台湾两党制得以顺利成形吗？却不无疑问！

牵涉到台湾政治民主化最终能历经几次政党轮替，并确立两党制，其关键成因则不得不提到，台湾朝野政党为因应选举，如何先后竞相在农村推行本土化运动，有效的动员了乡村选民投入选举及其最终促成“变天”效应。

民进党倡地方包围中央

直至1996年以前的民进党，其实是个较倾向城市支持者的反对党，政治明星的产生，也多以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为主，而辅以党外势力延伸的传统农业县。如当时的民进党地方执政的代表人物就是台北市长陈水扁，辅以以廉政爱乡土为名的宜兰县长陈定南。

而当时大部分的农业县市，则由执政的国民党，透过有效的乡村组织，如农田水利会、农会与地方政治派系为桩脚，有效的控制。尤其当时总统李登辉为了1996年台湾首届的总统民选，用台湾人出头天，与政治本土化的口号，在乡村席卷了选票(在城市则以经济稳住基本盘)，导致以台独为号召的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输得连民进党的在农村的基本盘都守不住。

因此那次的总统选举后，民进党时任新主席的许信良与党秘书邱义仁，就确认了民进党要和国民党竞争本土化的政策，参照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喊出“地方包围中央”的口号，成功建立了比国民党更本土，更照顾乡村的利益的形象。

即便如此，随后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即便有白晓燕命案凸显李登辉政权的无能，让民进党执政县市大跃进，传统农村政治版图（彰化、云林、嘉义、东台湾）仍是属国民党的，唯一例外是曾发生议长郑太吉杀人与前县长伍泽员贪污的屏东县。

不过，县市长选举在乡村票的失利，并没有影响民进党本土化的政策，反而进一步的去强化这一政策，尤其陈水扁在寻求市长连任失败后，在1999推出的《台湾之子》自传书，更将其本土政治继承人形象推向高峰。

自此，台湾南部传统农村政治版图，全归于民进党，不过民进党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原来民进党在城市支持者，因民进党乡村化支持度滑落。但2000年总统选举时，泛蓝出现两组候选人，弥补了民进党城市地区支持度滑落的危机，实现了政党轮替。

马英九与农会建立联系

政党轮替后，陈水扁的头号幕僚邱义仁有鉴于城市支持度没有明显好转，在2000年选后就积极寻求传统农村地方派系的倒戈（如嘉义县陈明文），进一步提升民进党乡村票的占有比率，这才稳住了2004年陈水扁连任时的选情，让民进党体制健全了，也形成了台湾如今稳定的两党制。

事实上，2008年台湾政党再度轮替，国民党马团队的农村战略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自2002年农运在台北游行起，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团队便和台湾各地农渔会的中高阶干部（非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实际上让他成了国民党内与农会联系最深的人，有这个优势，才能让他在2005年国民党首次党员直选党主席时，竟能在中南部党员投票中，大赢被视为国民党本土派共主和有南霸天之称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同时，利用这一联系，马英九在2008年的选举最后的阶段，发起了“爱乡前向行”（Long Stay）下乡选战策略，虽无法完全撼动民进党的乡村票，却能大幅缩小双方的差距，以将近60%的选票，大幅度领先民进党。

有了台湾这一实例，我们就能参照亨廷顿的理论，更进一步论述政党如何整合乡村，推进执政目标。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