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以积极形象示人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又完成了一项“重要成就”——会见埃及艾资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目艾哈迈德·阿尔塔耶布，双方以“友谊之吻”部分化解了十年前本笃十六世时期教廷与伊斯兰世界结下的仇怨。继今年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会面、开启天主教和东正教和解之路后，教皇在促进各宗教和解的道路上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截止目前，梵蒂冈教廷在同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和解对话进程都取得重大进展。梵蒂冈还同世界上绝大部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只有中国和梵蒂冈之间还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和梵蒂冈教廷，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宗教团体的首脑部门，双方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关系，本身就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教皇方济各自2013年上任以来，对梵蒂冈教廷的内政外交做出大胆的改变，使梵蒂冈教廷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这种新面貌也似乎给了中梵关系正常化一个实现的可能。

“叛逆”的教皇给中梵关系带来的新变化

2013年3月13日，经过115位枢机主教在一天的闭门选举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戈利奥当选天主教第266任教皇，尊号方济各。教皇方济各在天主教历史上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来自拉美的教皇，第一个耶稣会出身的教皇，以及额我略三世之后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他自己将尊号定为方济各——这个来源于天主教圣徒亚西西的方济各的尊号从未被以前的教皇使用过。作为顶着众多“第一”的教皇，加上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部传统的革新派，教皇方济各的上任似乎就在向全世界传递着他将不走寻常路的讯息。

他也这么做了。

作为教皇，他没有选择传统的宗座宫殿，而是选择招待所性质的“圣玛尔大之家”作为自己的官邸，坚持在那里主持清晨弥撒，在世人面前放下作为教皇的架子，展示谦卑。他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解和对话，提倡男女平权，宽容同性恋者和堕胎妇女，承认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的正确性。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和“致富神学”（即你有钱是因为你是个义人），谴责经济不平等和奴工现象，声称依靠剥削劳工致富的人是吸血虫。他宣布将所有黑手党员自动绝罚出教，自己站在同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斗争的第一线。

他这一系列主张和作为显然与天主教会传统保守的思想和作风大相径庭。2016年3月29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纪录片《叛逆教皇方济各》，片中介绍了教皇方济各在阿根廷独裁时期保护左翼神父、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迹，还揭示了教皇对一位女共产党员鲜为人知的爱慕历史。或许，正是早年对女共产党员的爱慕和同独裁政府斗争的经历，使方济各在天主教的保守传统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叛逆”特点，也是这种“叛逆”，使他和天主教会给了世人耳目一新之感，无形中提升了天主教会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天主教徒中的声望。  

这位处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叛逆教皇”，在处理中梵关系上也一反常态，多次向中国示好。

2014年3月，教皇自称与习近平主席“有书信往来”。2014年8月，教皇在飞越中国领空的途中根据教廷礼仪向中方发去问候电报，回程中再次向习近平主席发去电报，称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梵蒂冈没有附加条件，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被认为是中梵关系走向缓和和改善的重要积极信号。

2015年9月，教皇在访美结束返回梵蒂冈的飞机上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愿望，称其“热爱中国人民”。

2016年春节来临之际，教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习近平发出春节祝福。熟悉天主教历史和教义的人都知道，虽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对教徒过春节的禁令就已解除，但对曾经视过春节为“偶像崇拜”并严厉禁止中国教徒过春节的天主教会来说，这样的祝福仍然是极为不寻常的，这些都表现出这位教皇对中国的友好姿态。

除了姿态外，教皇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态度。2014年12月，教皇拒绝会见当时在罗马窜访的达赖喇嘛，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希望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表示。2015年8月，天主教河南安阳教区祝圣张银林为助理主教，而教皇认可了这一任命。这次成功祝圣，部分化解了2012年上海马达钦助理主教祝圣风波给中梵关系带来的尴尬局面。据香港媒体2014年底报道，中梵双方在神职人员任命问题上达成重大突破，这意味着中梵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可以这样说，教皇方济各即位以来，中梵关系一直在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发展，双方关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这除了归功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中梵关系改善抱有诚意之外，新任教皇方济各的积极推动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中梵关系正常化，动了谁的奶酪

中国同梵蒂冈至今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梵蒂冈在全世界天主教会推行“圣统制”，在全世界基督教会推行“与圣座共融”，即全世界天主教会服从罗马教廷的一元化领导，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应当统一于罗马教廷统治之下。这一基本国策和我国“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活动不受境外势力支配”的基本原则存在结构上的矛盾，使得中国对同梵蒂冈的建交要求明显高于对其它国家的建交要求（其它国家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即可与中国建交，而同梵蒂冈建交则还要使其保证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这种矛盾显然不能单单靠双方领导人释放善意就能在一朝一夕解决。

更棘手的是，一些人利用中梵两国长期没有建立正常关系的现实，通过反华活动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这些人在梵蒂冈教廷内部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首当其冲的便是天主教“台湾主教团”。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因为间谍活动被依法驱逐出中国大陆，“教廷大使”便开始改派至台湾当局，“台湾主教团”认为其在理论上有“管辖全中国教会的权力”。随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梵蒂冈方面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无可取代，便长期不向台湾派驻“教廷大使”至今。

作为目前与台湾“建交”的唯一欧洲国家和政治大国，为了不使梵蒂冈抛弃与台湾“邦交”，更为了有机会兑现“管辖全中国教会的权力”，“台湾主教团”不遗余力地支持梵蒂冈的反华活动以证明自身的利用价值。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梵蒂冈册封了120名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当中死于非命的传教士和教徒为“圣人”，其中诸如马赖、郭西德、刘方济之流是西方列强不折不扣的侵略帮凶，使中梵关系正常化倒退数年。这一恶性事件正是在“台湾主教团”的提议和怂恿下进行的，“台湾主教团”为了维系自身的既得利益做出此种数典忘祖之举，着实令世人齿冷。

天主教某港教区也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非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