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缝衣針当手术針；意外的意外；蝎子毒人记；注射鸡血的经历与反思
缝衣針当手术針
毛挥进口述
雁飞整理
1973年4月10日，我们OMT一队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千里迢迢到民都鲁格闽那河活动，可是在渡河时遭遇到敌兵，当时六位同志不幸牺牲，毛揮进同志（原名黄声盛）肩膀受伤，伤口不但大，还深可见骨，最可怕的是血流不止，一撤出火线，同志们就紧张地張罗着要缝合伤口，可是卫生员胜意同志已牺牲，药品和手术器械也都沒了，情况紧急，在三明（吴松美）队长帶领下，同志们只好找来缝衣針，并将之燒热扭弯当手术針，穿上缝衣线，在沒有麻药的情况下，二号(王銀銀)硬生生的把伤口缝合起耒，后来也只找到693药粉敷之。
毛揮进到现在提起这事，还是滿心的感激王銀銀同志，可惜她已不在了。
意外的意外
雁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武装斗争小高潮時，有一次出外执行任务很久的海燕（郑珠英）与同志们一起回到营地来。
她告诉我臀部生了一粒大疮，我检查后发现这瘡长得有点怪，中心呈紫黑圆形，外围一大片红晕，看起来瘡很熟了。于是准备第二天为她开刀切除。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准备消毒器械，海燕却跑来告诉我不用开刀了，“瘡”已自己爆了。我看了才发现根本不是生什么瘡，是颗子弹头！原来几个月前她在一次与敌军驳火过程臀部中弹，但子弹没有穿透出去。 在几个月的活动后，子弹終于从另一个方向被“挤”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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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在林中行军，来到一处，横在面前的是一根非常大的倒树幹。这棵树幹已有些腐朽了，在我们准备越过去的地方，旁边有一丛极为罕見的浑身长着又长又密又尖锐的硬刺的藤丛。当我好不容易被拉上“马丹”时，“马丹”却被我踩破而脚陷下去。拨出脚后发现脚板与小腿的交接处已红肿一片，而且还有伤口，我估计是被那藤刺所伤。
之后一个多月伤口不愈，疼痛红肿依旧，我想大概是那藤有毒。有一天行军休息时，我无意间用手拨弄疼痛处，惊奇的发现，距离伤口一吋远的地方竟然有“东西“在动！ 这时我才意识到那天跌倒时，藤刺是整条横插到关节处的。
必须手术取出来，可我周围没有一个卫生员，没办法只好自己来，消毒了仪器后，我自己打麻药，自己割开皮肉，所幸这根刺非常坚硬而且呈完美的三角形，所以不必切开太大的伤口；当看到刺后，我从另一端向伤口处推过去，露头后用钳子拨出。呈三角形，一寸多长，十分尖硬、尖銳的藤刺就出现在眼前。真让人傻眼！
意外实在很难预料，这也是之所以叫做意外吧。
我们在森林里活动几十年，后期生活能力提高了不少，比如说行军后扎营下来一定要找烧火柴；犹记得初期我们只懂得撿乾柴，这一来，晴天还好，雨天乾柴吸收了水份十分难着火，何况乾柴並非随时随地都有的。后期我们已不撿乾柴，同志们（尤其是男同志）学会认几种生木是炊事的好帮手。这一来，行军休息后找木、锯树、劈柴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有一天行军扎营后，姚同志拾起斧头就劈了一地的生木。由于没收拾好，再一斧下去，先前已劈好的木柴竟弹了起来，打在他的额头上，就像是刀砍的一样，这一来，免不了又要缝合几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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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我们在烏驿河（Sg Oya）的支流建小基地。一天晚上半夜时分，轮到守岗的我，抱膝坐在会议厅的長桌旁，会议厅是靠着一棵"柏拉旺"大树旁建的，突然间，听到"啪"一声巨响，我只感到手腕一陣难以忍耐的剧痛，天旋地转，当我回过神，原来一条大腿般粗約3米长的乾树桠掉下来，正打在我的左手腕上，手断了！如果砸在头上，肯定又多了一个烈士。
虽然我自已是卫生员，可是痛得快背过气了，无法自理，也沒有其他卫生员在场。后来一位同志去剝片树皮，帮忙包扎后吊在颈上，没有矫正，也没任何跌打药敷，只吃止痛片而已。
蝎子毒人记
雁飞
“阿德哥”历来身子骨单薄易病。这次长途艰苦的撤退更是把他累倒了。
清晨五点多，炊事员已起身炊事，身为卫生员的我想乘机熬些草药给病人服用。才走向廚房，就感觉到脚外踝给什么叮了一下，下意识地踢了踢腿，用手电筒一照，只见是只大蝎子，找來药油搽了一下，觉得不怎么疼（以前被咬感觉很疼），也就没多加理会。可是没过多久，感到舌根有些麻痹。到了七点用早餐时，发现以舌根为中心，麻痹感正向四面八方反射开来。意识到中毒了，我站起身想拿一颗猎枪子弹，请男同志帮忙掏出火药来，可还没有站直身子，整个人竟晕倒在地。
由于太慢服用火药[註]，以致毒发至全身。在将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全身每一寸地方都像蹲太久腳麻痹般刺痛酸麻，又像千万只蚂蚁在身上不停地咬噬攀爬。最严重时连吞咽都困难。 由于神经系统受到干扰；我在这二十四小时内走路成了耍“醉拳”，我明明是迈步向前走，可身子却莫名其妙地东倒西歪。
在森林里活动，我被蝎子叮过多回，每次伤口都剧痛难忍，但对身体无大碍，这回并不怎么感到痛，结果却中毒。
[註] 火药里的硫磺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凡被毒蛇，毒虫咬后，快速服用一般就没事。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火药都能服用，我们通常是服用原装的猎枪子弹的火药。而当时为防我们制造火药，硫磺是被当局列为禁品，没得好买。
注射鸡血的经历与反思
新苗
大约在1969年至1971年间，我参加革命部队后，只上过几堂简单的卫生课，可以说当时的卫生与医疗知识十分肤浅。自小常听祖母讲“路边草皆可为药”，家中也种有一些中草药，用来医治常见病症。因此，我一直觉得老一辈积累下来的智慧与经验，若能学上一点，用来治病救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深受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思潮的影响。那时曾看到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所谓“鸡血疗法”，宣称通过向人体注射鸡血，可以增强体质、治疗疾病。出于朴素而单纯的救人愿望，也带着几分盲目的热情，我们产生了尝试的念头，并在向领导请示、获得批准后，开始逐步实践。
当时，我用活鸡，从鸡翅膀的血管中抽取鸡血。由于鸡血一旦离体很快就会凝结，若不能迅速注入人体便无法使用，因此只能“快抽快打”，直接将鸡血注射到人体肌肉中。最初，我们选择在营内的同志身上进行尝试，大家都抱着“敢于实践”的态度，没有退缩。
然而，注射之后，多位同志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轻者注射部位红肿、疼痛，重者伴随发烧、全身不适，有的需要好些天才能逐渐恢复。这些反应，当时并没有得到科学解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我还兼做一些福利与医疗辅助工作，将针灸与打鸡血结合使用。在一个红坡，有部分群众听说打鸡血可能有益健康，便主动、积极要求注射。后来逐渐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并没有科学依据，风险极大，于是“鸡血疗法”才慢慢被停止和取消。
如今回望往昔，这种出于主观热情、缺乏科学认知、又草率付诸实践的行为，实在令人捏一把冷汗。
这段经历，既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一堂值得汲取的教训。
注：
人体注射鸡血具有严重危险性，甚至可能致命。异种血液进入人体，会引发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并伴随极高的感染风险，完全不具备任何医疗价值。所谓“鸡血疗法”，纯属于严重的医疗误区。
20世纪70年代初，在拉让江地区革命内部，曾一度出现为内部人员及部分群众注射鸡血的现象，误以为其有益于身体健康。所幸当时未酿成重大人命事故，但其风险与危害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