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口述 青云整理

攻打18哩警署

我是人联晋连路10哩分部的执委，负责公开政党的工作，又兼负地下工作。我是参加温俊国、韩家顺、杨景放和赖世炼的小组工作，工作范围是晋连路10哩到17哩，到古晋的亚答芭。那时我经常上上下下肩负交通工作。韩伟平是直接负责我们这个小组工作的。

1963年，印尼宣布对抗马来西亚，从此时有派军队到边界和越界到砂、沙境内，攻打警察署和军事哨站。

1965年初，一支由6位北加曼丹国民军和20多位西爪哇的Berawai Jaya兵种所组成的队伍，活动到西连县一带，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晋连路29哩。在出发之前，这支队伍的上级交代了一项任务-炸飞机场。他们曾多次去飞机场侦察，看到机场主要是民航机，军用机只有个别架，而且有一定的戒备。同时，还要考虑到开展行动后，从飞机场到边界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在撤退过程面对围追堵截会有较大的艰险。另一方面，炸飞机场的机会遭到砂拉越地方同志的反对，我们同志认为这一行动影响较大，后果也不一定好。伟平也分配我去10哩警察署侦察，我去了两次，细心观察，发现警署周围挖有战壕，筑有沙包，且只有6位警察驻守。我打了一份调查报告，绘画有图案和说明呈交上去。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若没有完成任务回去没法向上交代。於是，他们进一步商量策划，后来还是决定去攻打18哩的警察署。

当时这一攻打行动有没有得到砂盟第一省领导人的批准，我不清楚。当时陈传淦是省内最高的领导人，整个月的部署行动他不可能不懂，韩伟平也应该会向他汇报，。不过，有一部分本地区同志表示反对，但这些印尼兵执着顽固，一意孤行，我们阻止不了，为了减少损失，只好给予协助与配合。

在行动之前，我们向陈文殿油站买了20多珍的润滑油。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是倒润滑油，阻止军车截兵上去支援。6月27日晚上10点，听到18哩枪声一响，埋伏在晋连路8哩、9哩、12哩和13哩的各组同志（一处有4个人一组）就在公路上倒润滑油，并且扫帚均匀。当时，我是在9哩埋伏，有人上来说8哩翻了一辆大型军车，阻止了后续之车。后来当局动用罗里车载了几车的沙石倒在公路油上，车辆才得以畅行。听说，17哩与22哩公路也有倒油和放铁钉板，而且在24哩还有炸桥，炸坏了一部分，以阻止西连上面的援兵。

攻打了18哩警察署，使宁甘政府极为震惊恼怒，接着他就开展“铁锤”行动，把15哩到25哩的居民赶进新生村、来拓村和大富村。

参加Riam一带民族工作

“新村”建立之后，我在晋连路10哩一带潜伏一段时间后，就被调到廉（Riam）一带跟黄尼盛一起搞民族工作。这一带有几十座甘榜，西向有埔哥（Bungo），南向有斯邦丹、斯国以至到安拔梯头。我的工作重点是在Riam。我的任务是以公开政党的身份，住在长屋，跟他们搞好关系，也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建立友谊，就要入乡随俗，白天跟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跟他们一起聊天。我还跟甘榜的人讲，若发现有同志经过这里去边界，或从边界回来这里，不要去报、而且还要给予必要的协助。每逢丰收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Riam的甘榜头苏能（Sunam）会用舢舨载了我去跟他们一起欢乐。

若古晋党部有开展什么较大规模的活动，我们会发动几百名的甘榜人搭巴士下去参加活动。

在那一段时间，我在石山的洞里贮藏了好多珍干粮之类的食物、药物、锅等，准备给路过此地的同志们用。但一年多他们都没有经过此地，我后来去检查时，发现有的珍被老鼠咬开，一些药物被他们吃掉。

在甘榜活动时，我能得到达雅族群的保护。若有士兵来到长屋巡逻、检查，能得到个别民防队的通知，屋长也要我躲进谷仓避一避，等士兵走后又叫我出来。

在我到安拔梯头一带时，曾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早期这一带达雅人有猎人头的事件发生，他们砍头不是仇杀，而是跟你太好才杀你。因此，去那里被人告戒，好友要离别时不可实现告知主人，否则，当晚主人就会把好友头砍掉。他是认为，好友离开了看不见，要把头砍下，可以陪伴自己，而且天天还能看到。

1968年中，林和贵他们回到国内的海口区。当年年底，我也离开民族区，被分配到海口区参加领导中心的工作。

海口区反“围剿”的经历

来到海口区后，我参加了领导中心的医药组工作。当时组员有叶碧珠、潘瑞汉、雪萍、杨文武、爱娟等，到了怒诺营寨时，包括实习卫生员在内，医药队人员已达约18人。医药队正常一星期召集一次，大家谈体会，交流经验，并讨论如何解决所出现的疑难症。这个会议通常是由潘瑞汉主持。医药队还关心同志们的健康和疾病，传授些保健、急救、医药知识，鼓励同志们锻炼身体，治疗他们的一些病痛。我们还出版与翻印一些中医草药、医药刊物等。

在海口区期间，我总共参加了维持好几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 班，弄懂弄通一些基本观点，也比较能够用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学习能够拿来用，这是学习的根本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收获。

1970年2月24日，统治当局向海口区发动了第一省史无前例的军事“围剿”，我参加了林和贵那一大批的突围队伍。我们向南突围，过山马拉汉河时正是潮汐来到，河阔约整百尺，流水湍急，怎样渡河呢？讨论结果，决定做木筏过。我们砍了10多条香蕉茎，做成木筏，把枪、背包、吊带放在上面，会游泳的用绳子绑住木筏，一边在前面游一边拉，其他同志一手抓住木筏，一手划水。就这样，利用木筏，分成二批安全渡过大河。到了第七天，过了巴都工河，就到了晋连路17哩。利用一个晚上，从后芭出到大路边下到14哩。在此做小逗留，我们想用罗里车进行突击转移。我们找到一辆宝光石场的“加央”盖住，就进行冒险突击转移。车驾过10哩的警察署和8哩兵营（当时兵未驻进）到巴都吉当路，过了右手港，抵达甲港。

我们这一批30多人胜利突围后，领导上派亚昌、万里、亚弟和我四个回到海口区去接应未突围的同志们。我们利用一位姓林的公开同志的哥达船从石角驶到青山，再由青山驶到靠近亚沙再也（Asajaya）河口的海上。我们装扮在海上捕鱼，在海上一直观察了一天，发现有几艘船在河口，要从河口驶进是不可能的。万里认为，情况不明硬硬要闯进，是比较冒险的。於是，他主张倒回向领导报告情况。

参加两场战斗

自有关当局开展“巨网”行动以来，不断地通过电台、报纸等传播媒体宣扬其“战绩”，宣称“海口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已被消灭了”，云云。为了反击其反革命的舆论，证明我武装力量没有被消灭，领导上决定派万里、阿末、杨祖国、民华和我五个，去海口去打一场骚扰战。

在中秋月圆的晚上，在民华的带领下，我们用船来到了青山的对面岛 – 木良，再搭群众的船到三密（Sambir）上岸。我们向南走一段后，就向诺怒警署方向去。一路上，见不到一个群众，“围剿”后的海口区是一片漫荒野地，苍痍满目，许多人都搬走，人走楼空，有的蔓草爬进屋内，菜园变成荒芜，椰子跌满地无人捡。听说，戒严期间，有马来人在屋外采椰子被打死，一位13岁的小姑娘没米吃在稻田里割稻也被打死。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到达怒诺警署的附近。在摸近侦察后，我们估计有10多个警员在里面。我们决定天暗时才行动。警署是隔了一条河，我们摸近靠在河的这岸打它。行动时间到，大家同时向着警署的目标射击。顿时警署陷入一片寂静，过好久才有一些零星的回枪。我的LA来福枪一共打了整10发，才罢休。

骚扰目的达到后，我们基本上从原路倒回三密，又回到青山。

另一战是在海口区会议之后，在晋连路32哩所进行的埋伏。

我们选择一段弯路,呈现“L”形，我们29位战斗员就埋伏在“L”形路的右边。总指挥是黄汉，战地指挥是李光，他的位置是在中间，能观察两边、照顾两头。

某日上午约11点，在投入埋伏、屏息静待的当儿，终于等到两辆来自西连上面的连古舍兵车，载了10多个士兵。

兵车正在我们面前驶过，个个战士手握钢枪，瞄准目标，等待指挥枪一响，就一起扣扳机，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转眼间，兵车驶出了埋伏圈，怎么没有开枪？我们都感到纳闷不解。后来，才知道是指挥员在打盹！稍纵即逝，错过机会。

兵车才过约半个小时，我们发现东西、东北面和东南面都出现有敌兵，我们意识到情况突变，意识着我们已暴露了，正陷入敌兵三方面包围之中。总指挥就下令撤出埋伏点，向西南方向转移。正当队伍转移之时刻，敌军就发起了攻击，投来的手榴弹在埋伏点爆炸。我跟另一个同志负责狙击，我们俩退下一点，选个地方，就向枪声响、草动的地方开枪。转移的同志约走了半公里多，打算突过路的北面，见路上面有二个士兵在站岗监视。杨同志是个神枪手，他自告奋勇干掉这两个，掩护同志们过路。他举起捷克制的来福枪对准其中一个，“砰”一枪，只见他在半公里外倒下，另一个见伙伴被打倒，则慌忙而逃。看到同志们安全突过马路，我们俩跟约整百名敌兵在对峙，坚持了半个小时，一共打了9枪，才撤下火线，从后面跟上大队。

我们为什么暴露？根据后来了解，埋伏点旁边有一个爪哇妇女割胶。当时埋伏的两头都有同志守岗，一头守岗同志发现那个妇女割胶，没有及时向指挥员报告。本来规定若暴露要把人扣留住，等打了战才释放。可能 那个妇女发现这一“情报”，赶快搭车上西连警署去密报，才引来了敌军的包围。

之后，敌军在这一带进行搜索，并在山马拉汉路的半路设下埋伏。兵士在埋伏的前面路上放了很多的树枝干叶，若晚上我军从这里经过，踏到枝叶发出响声，就发起进攻。讵料，第二天晚上，他们自己巡逻兵经过那里，误以为是“共军”，双方厮杀了一阵，死伤有整10个。

海口区会议

海口区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会议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党军问题、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问题，研究国内外形势问题，等等。已经有7年了，国内高层领导人的会议还未召开过。大家都希望能见个面，商个议，求得共识，解决一些迫切问题。

1972年中，林和贵带了10多名人员从马当出发，用水路来到三密，先进后山驻扎下来。过不久，李江带了黄纪作及陈虎、立国、恩端和东华等身边工作人员来会合。

会议是黄纪作来后的第二天就召开。出席这次会议有黄纪作、林和贵、谢嫣素和黄纪晓四位。东西部领导人在中间开会，两边是各自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我们周围的同志会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谈话声，听不到内容是什么。会议是上午九点开到11点左右，下午是1点开到4点。第一天散会后，看到与会者面带笑容。第二天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感觉。第三天散会后，气氛不同，与会者的脸色难看。第四天虽然没有召开，看来有开与没开没有两样。

会议开完，林和贵等就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叶碧珠与黄纪晓留下，黄也要求我留下帮忙其兄治疗痔疮。我们大伙离开会议地点，转移半天的路程驻扎下来。

在这10多天的时间，主要是为黄纪作医疗痔疮。未来之前，我去石角找一位姓彭的老中医，他配了治痔疮的秘方给我。

在治疗痔疮尾声期间，范国强、黄赛莺带了江先芳、蔡细妹等一批人也前来集合。

范、黄来到的第三天上午10点左右，一股巡逻兵在森林搜索时，正好闯到我们的营地，跟站岗驳上火。大队在撤退时，黄纪作的特制右手套遗漏了（纪作曾试炸手榴弹、右手指受伤、中指与无名指被锯掉），暴露了纪作的踪迹。在撤离3个小时左右，有个战士阿末建议，他带个同志倒回敌军已占领的那个营寨进行骚扰，让他们不得安宁，睡不好觉。黄汉批准他的建议，并要他打了再倒回大队。

当晚当局就从三密、诺怒和霍若港采取三角度轰迫击炮进森林。一般上，若森林里面有自己的军队，炮弹不会轰向森林。这次当局可能联络不好，森林里有驻军仍轰个不停，甚至一颗炮弹在很近兵营处落下，森林里面的敌军不得不向空中发射一颗红色讯号弹，轰炮的敌军看到才停止发炮。停了一天，第三天又开始炮轰森林，连续轰了约一星期才停止。其实，轰炮的作用主要是起一定的心理作用，有时他们一个晚上於20点到0点轰一次，凌晨3点到4点又轰一次，让我们同志提心吊胆的，彻夜难眠，疲惫不堪。要说轰死人在国内还未听到。不过初时听到炮声会有些紧张，听多了也习以为常，只要没有听到“波咯波咯”（洛在近距离的声音）的声音，我们自走自己的路。其实，我们掌握对方轰炮的规律，待对方轰时（说明森林里无兵）我们就动（转移）无轰时就静（停止转移）。晚上休息的地方，最好选择有大树之处，尽量争取找轰炮相反的方向，在大树的背面休息。一般上，炮弹先打到树梢就在上面爆炸。

大队到了如毛涧，在此黄兄弟分手。黄纪作带了10多人向西连路方向转移。我跟黄汉等留下在海口区约整个月。

时光如流水，30多年不知不觉在流逝中，但战斗的经历仍铭刻在记忆里，激励我在人生旅程上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