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9.30”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帝国主义搞强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统治与所能驾驭的范围之内。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在国际上跟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跟国内共产党也是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甚至考虑到在他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他们狼狈为奸，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颠覆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他们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

    苏加诺当时因病卧床不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地和印共共商对策。印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来击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他们还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来取代现有的内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只是打算在军队中下层作一些争取工作，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中下层军官便可能站在印共一边，挫败右派将领的阴谋。

    然而，就在此时，总统卫队查克拉比瓦营营长翁东中校却抢先行动了，他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将领委员会”、保卫苏加诺总统的兵变。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他召集了总统部队和有关部队总共有3000多人，在雅加达市郊一个叫鳄鱼洞的地方集中，他把部队分成7个袭击小组，奔向不同的目标。

    在这次突击行动中，击毙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雅尼、陆军总部将领苏普拉普托少将、哈尔约诺少将、巴尔曼少将、素托约准将和班查依丹将军共六位。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却给他机灵通过隔壁的一条地道，溜到几步远的伊拉克大使的住宅。虽然他在翻过围墙时被发现，士兵在黑暗中向他开枪，但没有命中。

    清晨，翁东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大楼。

    但死里逃生的纳苏蒂安却指令苏哈托组织反攻。苏哈托是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他的部队担负的是防御马来西亚部队入侵的任务，他也是右派将领的一员。他立即命令西利旺义师的坦克和装甲部队配合一支伞兵突击队向雅加达挺进。

    10月1日下午，翁东的二支小部队经不住压力与威胁，终于投降了，空军部队也在总统训令下，为避免流血冲突也被瓦解了。首都被苏哈托、苏纳蒂安部队占领了！

    右派将领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指责“9.30”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认为“印共要为这一谋杀事件承担责任”。他们乘机制造印尼现代史上最凶恶、最残暴的白色恐怖！

    他们唆使穆斯林学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共产党” “美国万岁！”的口号。这些暴徒袭击和焚烧印共总部，攻击印共领导人。他们部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几十万印共产党党员、非党人士和普通男女群众，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婴儿也惨遭杀害，真可谓血流成河，到处是腥风血雨。这些数以万计的尸体被抛到河流中，再飘入大海。当海潮来时，又 把尸体冲到岸边时，这些腐烂发臭的尸体堆积得像一道海堤！

    除了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也蛮横无理的捕捉监禁几十万人，不经任何审讯的进行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印共总书记艾地在事变后，曾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9.30“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共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

    艾地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却在意料之外，被贴身警卫中的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出卖了，而遭到杀害。

    随之，右派将领集团篡夺了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建立了法西斯军人政权，把印尼人民推入深重苦难和黑暗历史的深渊。

    事件发生所产生的影响

    震撼国内外的“9.30”事件，不论是印尼本身，还是亚洲和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是即深且远的。

    1945年印尼独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像巨人般开始崛起，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领袖声誉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却急转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和各军阀利益的苏哈多右派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它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充当它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马前卒，执行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国内，它们执行极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与反华的政策，对共产党人与革命同情支持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连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也不放过。它们对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进步的社会倒退了几十年。

    尽管印尼共产党拥有几百万的党员和上千万的支持者，而其对当时的苏加诺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它在采取和平斗争一手时，没有准备武装斗争的另一手，因此在敌人疯狂的武装进攻面前，还是抵挡不住，而遭到血腥的屠杀和彻底的失败，这一惨重失败对印尼革命产生极深远的不利影响。

    我们北加里曼丹的边界跟印尼是有着毗邻的密切关系，印尼局势的变化对北加里革命武装斗争牵动影响巨大。印尼“9.30”事件对北加，首先是砂罗越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大打击，是起着极为不利与恶劣的影响。

    首先，印尼对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转为充当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府和镇压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可恶可耻帮凶，共同“围剿”我们北加革命武装力量。这样，我们的敌人由最初的英帝国主义一个敌人；到了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我们又面对第二个敌人 – 马来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到了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右派反动势力成了我们北加革命第三个敌人。这样，三个敌人加起来更加强大了，我们的革命力量就显得更孤立弱小，敌强我弱的对比更加悬殊了。

    在“9.30”事件之前，我们得到印共与左派的很大和多方面诚意的援助。我们原想在印尼边区建立牢固的革命武装根据地，并以此为起点和出发点，然后循序渐进地把革命武装斗争向北加境内推进展开，但却已设下了层层的障碍与严重的困难。我们再想得到印尼的支援帮组已不可能了，我们以往在印尼境内所享有的合法斗争地位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原来作为后方的却变成了前线。我们已经实行了二年多的战略退却方针，不得不继续下去。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敌、友、我的三者关系，对革命的兴衰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关系。由于我们在“9.30”后没有正确认识与谨慎处理好以上的关系，没有制定与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左”倾冒进的政策，结果造成还有一线希望争取的盟友，却变成了直接头号的敌人。西部最强大的第三支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直接战斗的对象不是伪马反动派，而面对的却是印尼右派反动军队，结果西部的这支部队被印尼敌方所消灭！而边区原本会同情支持我们的伊班民族群众，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也反过来变成敌人的耳目与帮凶，配合敌人一起来进攻与消灭我们人民武装力量。

    再说，在印尼局势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北加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却去了中国，而回不来北加，造成我党我军没有一个统一、团结的核心领导，不能强而有力地领导全党全军与人民跟敌人作斗争，造成恶劣的影响与严重的后果。

    一个寡民岛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没有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没有周边邻国的理解与支持，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