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阿曼行动发生至今已37年了，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行动。37年来，对此行动正确与错误之争，始终未能达到基本共识。笔者应一友人要求，写一份个人见解文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作为从另一角度去认识当年的相关情况，希望能让关心历史者，掌握多些事情以作研究和参考。

 

回忆斯里阿曼行动的前后

向东

一、引言

斯里阿曼行动发生至今已37年了，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行动。37年来，对此行动正确与错误之争。分歧不小，始终未能达到基本共识。看来还需要更长时日去做探讨。

近日，《斯里阿曼行动始末》一书面世，在引起新一轮的争议“高潮”，笔者应一友人要求，写一份个人见解文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作为从另一角度去认识当年的相关情况。希望能让关心历史者掌控多些事情以作研究和参考。所以，我就提笔试图做较详细的叙述。

二、突来的消息

收到斯里阿曼行动的消息，对我来说是突然的消息。但虽是突然的消息，却不引起我的愣然和惊讶。

因为较早的约在1973年6，7月间，我依约到拉让江下游第三军分区与郑会合后，一同到东南坡后山森林洪楚廷驻地开会。会议期间，老洪谈到了领导上曾收到一封来自州长的信件，献议“和平谈判”。洪说，目前的敌我形势，没有和谈的条件；不过他也征求我们的看法。我们说“和谈”是在整个政治斗争过程中存在的，中外历史都是如此，问题是和谈条件和产生利弊问题。

与此同时，老洪也介绍了第二省的斗争坎坷情况，分析了敌我双方关系和力量，以及可能发展的局面，特别强调在强敌进攻下，内部不可避免会分化淘汰事件（第二省的情况），革命会走向新一轮的低潮，老洪要求我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做好准备面对更艰苦，更尖锐的斗争和坎坷考验。

就是因为有上述事前消息，有了思想准备，当传来“和谈”消息时，虽是突然，但不愣然，惊讶。

三、接到和谈消息和相关情况

1973年11月上旬，我再次依约到老洪驻地开会。约在11月中离开老洪回第四军分区。刚渡过拉让江，对面岸的交通群众送来一封急信。打开一看，是郑超台受老洪之托写来的，信中简略的谈及了人民军总部已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要我立即再渡江到领导中心面谈。

当我接到这紧急通知时，即刻安排再渡江。渡江后，在交通员带路下，第二天晚到达东南坡群众区，碰见了郑超台。由于郑正忙于处理联络工作，与我只作简短面谈。隔天一早我在老洪警卫队两位同志带领下进入森林，去老洪的驻地。

到达驻地后，被通知老洪已经出去见黄未回，要我留住下等候。期间，警卫队同志告诉我，OMT领导人王连贵也已在此等候（但我们接原来的制度规定，没有组织关系者不见面）。约三几天后，通知说，老洪回见了黄已倒回，到一群众家。当时王广清已在此等候，他就骑一辆摩托车载我到曼光坡群众家后，由砂洲同志带我到老洪的临时驻地，当时已接近中午时分。

我在老洪临时驻地逗留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听取了老洪关于和谈的种种情况，指示贯彻“出多留少”政策。至于具体人员安排，由直属领导人黄理生与我商讨决定，交待回去后，就有同志，等待具体安排。

翌晨，我再由王广清载我到东南坡，后进入森林驻地。接着立即动身回第四军分区。

四、众人反应

回到第四军分区后，一方面通知出外活动各民运小组到指定地点集中；另方面召开了组长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和谈情况下，需要做的相关工作。

当我们一一向同志们传达了和谈的情况后，大家基本上都很冷静，没什么异议，只有个别人私下向我询问说，就这样解除武装出去，会中敌人之计吗？我想这种疑问是正常的，包括自己本身也有存有类似疑问。但是，由于我们我们对党，对领导一向信任，特别是看到中央二局领导人和第三省主要领导人，第二，第三军分区领导人都赞成。这些疑问，很快就消除了。

可以说，从始至终，我就接触到众人（包括四分区，三分区和部分二分区），没有发觉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或反对。所以，在整个执行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为什么没有反对声音呢？我的分析是：1，对党领导一向信任；2，受大家认识水平所致；3，斗争坎坷艰苦，敌我斗争日益尖锐，大家都意识到，不能打破困境，有感路途遥远，有恶劣，前途不乐观。有机会缓和矛盾，符合大家愿望。当然，这也提供少数人本已“骑虎难下”的下台阶。总之，执行斯里阿曼行动时中下层干部，成员，没有人考虑和谈政策，对与错的问题。

五、如何执行“出多留少”政策

首先是在老洪的指示下，执行大约25%留，75%出的原则办事。关于谁留，谁出，是在与黄理生商量定下来的。

选择留的条件是：身体基本健康，立场相对稳定，有决心和信心坚持长期斗争考验。

选择出的条件是：身体有毛病体质较弱的，有家庭或配偶已在外面，和一些立场不稳定者，等等。

当决定了上述两者后，我一一与之个别交谈，征求意见。若有缺乏信心者，我就让他出去。

在公开上宣布，分批先后出去。要留一部分则保密。

到了1974年1月中，本单位已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本身是领导上决定留者之一。当时，我有信心留下，再带领四分区坚持斗争。主要动力是：相信党，领导的决策，即通过斯里阿曼行动达到缓和斗争困难，减少内部压力，提供公开合法斗争机会；留下少部分人，作为公开斗争战线下的后盾，和武装斗争火种，待机而动。

1974年1月初，是我与黄理生进行最后一次联系。随后只保持与三分区的郑超台联系。2月后，接到郑最后一次联络信件。他说，3月4日《谅解备忘录》将公布，公布后一星期内，他将与最后要出去几位同志一同出去（之后第三省就不出人了）。

六、《谅解备忘录》公布前后

1974年1月到3月4日，我们单位仅留下9位同志（另一位调往第二分区），大家情绪都稳定。我们做好备粮和隐蔽工作，只选择性的与一部分群众联系。

3月4日《备忘录》公布，5日下午我出去约见了一些群众，征求意见。一般群众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有一位较有水平的谢氏群众说：不满意，你们奋斗几年，牺牲了那么多人，结果只承认你们是公民……斗争是失败的。

不久，我们从《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听到文铭权的声明，第一时间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开始有“骚动”，个别人开始闹“情绪”，有一位私下找我提出要出去，没有信心支持。为了安定大家情绪，尽力进行说服工作。自此，大家开始怀疑党和领导的正确性。

这期间，我们继续采取低调和隐蔽活动，同时在等领导的联系和指示（自从郑超台出去后，我们都未与外地和组织上有联系）。

约在6月间，收到老洪和杨祖华的来信，鼓励我们坚持斗争，相信党的领导，要求我们多学习研究路线问题，争取早日搞清路线问题等。

上述就是我个人在斯里阿曼行动全过程的亲身见闻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