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20：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11：第十七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第十八章、山口洋政治犯集中营；第十九章、道房流放集中营
第十七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政治犯集中营（M房）铁丝网内的大合唱
军人监视下的“自由”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设在坤甸Sungai Raya约六公里处的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 A、B、C、D、E、F、G、H、I、J、K、L、M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一个囚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 x 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没有放风时间。
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王明、林平、Pak Kestan中校，监禁在A房， 1978年pak Kestan心脏病发作，在监狱去世，经他家属的抗议尸体才允许载出去。H房大多是前迪波尼哥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前总统的同情者。
政治犯中也有一部分他们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的，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神经不大正常的 Kartini还被提上法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多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过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政治犯Mandrung 担当。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掺沙和小石头的饭、几条咸鱼和一碗煮得黑黑的空心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食物不卫生，加上水土不服，初来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公里）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的年青人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映、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监狱里白天必有人被调去楼上受审问。1971年代被捕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捕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起初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只有60多人，被捕的越来越多，最后监禁人数达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有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等，后来他们因砂拉越领导人黄纪作与政府签订斯里阿曼和平条约，经砂拉越政府要求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并在砂拉越释放。
监狱里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从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老李说：某天晚上，他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事隔不久，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老李说：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他说： “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应许。通过这些活动，政治犯与监狱看守人员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老李的房，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华语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老李他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被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但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原因在监狱里去世，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
第十八章、山口洋政治犯集中营
1968年8月8日山口洋的巴士兰集中营，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山口洋监狱斗争事件，小平说：事件起因是1967、68年被逮捕的群众或武装人员被集中在山口洋军营，而在军营中也混进被扣留的民事犯。各房有房长，C房换新房长刚接位，由难友阿发担任C房房头。
早上大家有秩序地排队领饭，房长阿发在旁边维持秩序，民事犯名叫里果的不知阿发是新房头，看他不排队就推阿发，阿发还手推里果，马上几个民事犯围打阿发，阿发再大的本事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个民事犯，他的头被打出血了，当然政治犯难友们也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向民事犯发出进攻，民事犯件事不妙，他们赶快跑回自己的房自锁，政治犯也被赶回房里。
荷兰时期建造的监狱非常坚固，但愤怒的政治犯竟把房门推倒。监狱长马上要求军部派兵来集中营维持秩序，他们说政治犯造反。事件发生后民事犯就被调走，政治犯不再和民事犯混在一起了。
在那里集中了男女几百人，监狱里每人都有编号，如贝官明1968被捕后编为933号，成为正式犯人，狱中每天两顿饭，半饥饿。过去这里很严，吃不饱不卫生，每天都有几个人死。政治犯被监禁的时间有的较久了就较自由，他们在狱中可以种空心菜，早上采了后就在营前的店里卖。守得不那么严，要买东西向看守说声就行了，每星期两次让家人看望，送东西多大家开玩笑说榴莲掉得很大。集中营里开饭了大家就通知说领来路了，就准备拿盘领饭了。
每天下午看守带政治犯去尖山路边水沟洗澡，早上看着上百的难民们挑着柴到市上卖，下午又看着他们回家，要走几十里的路，他们很多是难友的亲人。集中营中大家闲着就会一堆堆坐着听讲故事、讲笑话，大家哈哈大笑，一时也忘了身在狱中。
第十九章、道房流放集中营
1974年政府给政治犯一些有限的自由，但从中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一部分调去新党作了五年的砍树工后，又把他们二百人载去道房县，贝官明是其中一位，他从山口洋巴西兰监狱载往坤甸sungai raya监狱，从坤甸载去新党做树，又从新党再载往道房流放区，辗转几个监。贝官明说，下午三点离开坤甸，第三天船在道房县的沙古安小镇靠岸，经过一整夜在海上摇晃，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出海，都有感到头晕，呕吐，躺着没吃东西，上岸后走路也不平稳，第二天，从沙古安走了十多公里路，最后到达一个沼泽喃地通过一个小区加纳KANAL，在那里难友们造一座桥还建造了四间房子，每间五十人居住，这里有讲课教室，军人守夜房，看守人住房，值日军人参谋部，这里被称为工作训练中心，营房离海边三公里路，是道房通往沙古安必经之地，因此被流放的政治犯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每天早上五点集合做早操，早上吃了饭就工作，做草场、除草，若几天没下雨，就会有一种红虱子，咬人廷疼，难友们每顿饭都吃不饱，所以有钱就自己买米，没钱只好把衣服当些米，最后军人允许他们去找吃的。当广场做好后，坤甸司令部人员来这儿举行开幕仪式，政府开始派农业、工业、园林、建设、渔业等技术人员来讲课，循化，学习班查西拉课、上宗教课，大家都喜欢争后面的座位，因为乐得后面睡大觉。两个月后，政府寄来了造房子的工具，他们开始造房子五人一间。随后坤甸又载来五十人，一共造了五十间房子。村里有什么热闹如演唱会、庆祝会、放电影等这里的政治犯都会走六七公里的路去凑热闹。
每天早上八点得点名报到，还叫一人上去读班查西拉，这政治集中营解散后，他们到难友的亲戚开的林场做散工，如修铁道、造铁道、做木桐等工作，但还不也允许到道房做买卖，他们在本地做糕饼业、晒油、打铁、裁缝、造船等等，很多人也开始耕种。
1979年得到释放但不准离开市区，只发给释放证。以后他们要求回山口洋，但每月都要报到，有时被集中训话，做了盖上OT的居民证。被监禁的人，不许出国，直到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才得到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