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2：
第一篇，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1：第一章．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的渊源
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第一章．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的渊源
在婆罗洲南部，华人的贸易活动在砂劳越整个所谓“黑暗时代”（1580年—1840年）里，仍然持续下去。到了19世纪中叶（1850年后），有数千名华人已散居在三发和坤甸一带。关于这批华人，他们就是来自首批移居砂劳越的现代华人。
婆罗洲Borneo包括现在的砂拉越（Serawak）、沙巴（Saba）、文莱（Burnai）以及印尼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西、东、南、中四个省份。
与北加里曼丹交界的是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称之为西加省），根据2004年登记，西加人口约4.073.304人，占全印尼人口1,85%。华人人口约一百万左右，坤甸潮州人为多，卡江梅县客家人为多，山口洋多为河婆、陆丰客家人。
加里曼丹名称的来源，在亨特（J.Hunt）的文章中记载过加里曼丹的来源是一种土生的酸果叫Kalamatan，因之称之为Pulo Kalimantan。但是有位名叫马勒（S.Muller）说婆罗洲的马来文名称Borneo，是原字梵文的Bhurni，意思是“土地”或“国家”，这就是外国人意识中的婆罗洲（Borneo）。
在中国的《梁书》（502年—566年）最早提到婆利；《隋书》二十四史（589年—618年）和《旧唐书》（618年—906年）也提到婆利（婆罗）之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知晓和提及婆罗洲，已有人踏上这神秘之洲了。（在坤甸市博物馆至今尚存有一口直径约60公分的花纹铜锣，据考古专家指证，是中国在三世纪的古物。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来婆罗洲只是经商，直到六世纪才有人定居，据悉，远离西加海岸线四百多公里外的彬路（Nanga Pinoh）早在十世纪就有华人定居。）
《东南亚华人史（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作者Victor Purcel在其书中论述引起华人移居南洋的各种历史问题。他认为下南洋的华人都是来自广东、福建和广西省。大都是客家、福建、潮洲人，迁移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压力、经济困难与战争所造成。
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从1371年开始三十年海禁，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以防外国的入侵。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永三年）明成祖放宽海上禁令，命宦官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以和平使者环航行东南亚，在下西洋期间已与印尼爪哇岛（Pulau Jawa）、日惹等有商业来往，这说明了15世纪初，中国丝绸之路便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等地的华人为了实现富财梦想，挑战非常危险的海洋航行，终于到达东南亚的新陆地即南洋群岛，人稀物产丰富的新发现，吸引中国内地华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婆罗洲。
荷兰人于1595年才第一次派远征商船队赴东方开辟商场，1602年3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成立，1608年，荷兰人在婆罗洲设立第一商站（factory）并以殖民者姿态征服和占领各国各苏丹王国。
18世纪期间，婆罗洲与中国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丝绸、印花棉布（Chintz），白棉布（Calicoes）与印尼胡椒、香料等大量进行交易，华人来到文莱、马辰（Banja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
商贸方面集中在马辰（Banjarmasin）和坤甸（Pontianak）二地。荷兰人和华人之间因贸易利益发生激烈的竞争，1712年荷兰人与马辰苏丹签订的胡椒合同，却被华人船只运走了，因此说明华人当时在贸易方面的优势。
三发苏丹发现西婆罗洲广阔的森林地带，隐藏着丰盛的矿产资源，虽然本地的马来人（Orang Melayu）和达雅人（Orang Dayak）已先开采，但他们缺乏先进技术与方法。（最先由喃吧哇土王（Penembahan，地位比苏丹略逊）招请华工在百富院开采金矿，获益颇丰，消息传到三发苏丹）三发（Sambas）苏丹了解到华人对开采金矿业有特殊的能力和较先进的技术，于是便通过文莱商人雇来了有经验的华工开采金矿，苏丹从中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这消息传开了，很多中国人追求南洋寻金梦，最初他们来到婆罗洲文莱（第一位三发苏丹名叫黄刚，明朝大将，出使文莱后不返，后来娶了文莱公主，做了驸马，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改名苏莱曼，得到文莱苏丹首肯，寻找新疆土，辗转到了三发境内，决定在三发河汇流处开疆拓土，奏明文莱苏丹并获得加冕后举家迁徙正式立国。从此，每一位三发苏丹登基，必须千里迢迢到文莱，得到文莱苏丹加冕，才能正式登上苏丹宝座。迄今为止，三发苏丹后裔都知道他们的远祖是姓黄的中国人，而且还提拔姓黄的华人当宰相），后来他们必须跟招引他们来的三发苏丹老板干活，因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携带家属是不适宜的，因此都是男人只身先来闯天下，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就定居在靠近达雅乡村的工作地点，久而久之便同当地达雅女人通婚同化了。
1740年前，中国下南洋的华人，对这块人稀物产丰富的西婆罗洲的优越性产生兴趣，他们跨越砂拉越水路直达三发市属下西宜宜（Seminis）、移民也有直接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西婆罗洲，沿着百富院（Sungai Duri）、载下港（Sungai Raya），来到山口洋（Singkawang）海岸的尾栅（Mui cha）、寨面（Pangkalan batu）、文岛宜（俗称温肚泥Selakau）登岸。泊岸地点有的在邦戛（Pemangkat）、木关（Mukuan）、沙泊（Sebauti）、义罗（Ledo）、哇哩（Sebalau），沿三发（Sambas）河向各地区登陆，山口洋一带来的客家人大都是揭阳市隶属的揭西镇河婆客属区来的。
在鹿邑（Montrado）曾发现一块基碑，上面刻着“乾隆十年”（1745年）的文字，证明在这时期那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了。
1761年因为三发苏丹的税赋日渐加重，并且还强制华人矿工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都必须向苏丹采购，经过多年奋斗，公司员工觉得自己的力量已逐渐强大时，开发矿场的华人便摆脱三发苏丹的控制，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团结和组织从中国来的华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挖掘金矿和种植地，由新客组成的华人社会，脱离中国王朝统治也不受本土国家的控制，形成独特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法制体系政体。
1652年至1654年，荷兰的海上贸易与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发生冲突。一连发生三次战争，第三次荷英战争爆发于1672年至1674年，荷兰获得胜利，英国被迫停战。1799年12月3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布解散，由荷兰政府直接参与侵略活动与殖民统治。
《1824年迎合条约》，又称《伦敦条约》，英国与荷兰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目的是解决这两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此条约大致上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与印尼二国领土的范围，也决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命运。造成荷英两国的管辖权互相调换，在爪哇英国的总督莱佛士爵士（Gubernur Jendral Thomas Stanford Raffles）迁徙到荷兰管辖的新加坡、马六甲；爪哇管辖权交由荷兰的高级海军将领督波托（Pieter Both）接任，英国将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及苏门答腊（Sumatra）交给荷兰管辖。荷兰乘此机会扩大管辖范围，更深入婆罗洲进行财富掠夺。19世纪把殖民势力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当时不叫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尼西亚。
19世纪，荷兰殖民政府踏上西婆罗洲，他们对西婆罗洲金矿公司产生兴趣，高延（JJ.M.de.Groot）著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和梵雷斯（Van Rees）先生的《打劳鹿》书中，荷兰学者和政府官员，以他们自己的角度评论和证明了这一事实。“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华人从中国迁徙而来，一路上与生命作赌注，西婆罗洲华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们以艰苦朴素殊死搏斗精神，维护华人村社制度，融洽团结当地民族，它讲述一段华人从中国迁徙来婆罗洲的坎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