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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 4:厦门大学学士论文《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4
第四章 印尼西加华人反日斗争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政权对西加华人的残杀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死亡。
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八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他们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为了达到其完全统治的目的,1943 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开始向华族和印族首领以及偷收外国新闻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1944年1月24日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统治会会长华侨首领之一的黄叶纯先生以及各侨领侨贤商人,大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天刚好是大年夜即阴历12月29日。命令被捕家属不准哭,不准和外人接触,不准声张。当时大家都认为被逮捕的人还有生还的希望,因为日本人肤色和中国人相似,所以都认为他们不会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中国人,被逮捕的人不久便将放出,对日军存在着幻想,直到有位被捕后逃跑出来的人名叫廖亚洲的山口洋人,向大家叙述他的亲身经历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些被捕的人,日军如何处理他们,他们在何地被杀害。
东万律是一个历史史迹,历来已有华人居住,内地大部分是达雅人,过去有过坚强的华人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依然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埋葬华人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了。
第二节 证人的叙述和证据
一、证人的叙述
廖亚洲是山口洋瓷器工厂的主人,赴死宴逃脱者,根据他的叙述,大家才下意识到被日本逮捕的人是一去不回头,都被宰了。以下是廖先生和记者许行先生会谈的一席话:“我是去年1944年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的,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被捕。13 日掳到坤甸来,当在山口洋坤甸途中时,我就下决心跳车逃命,因为我在被捕的那刹间,我断定此去必无生望,如果不是同伴多方劝阻,早就在那时逃走了。虽然逃得脱或逃不脱还是个问题,但我认为比束手待毙比较有一线希望。
使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全车数十个被捕同胞,竟没有一个赞成我逃走的主张。他们一方面缺少勇气,一方面却是见事不精,以为自己并没有错,不至无故丧命。当我禁在监狱里三天当中,歇力鼓动同房的人叛监,因为那时手足还自由,如果要叛监机会是很多的,但大家始终不听。十四日、十五日两天有许多‘钉链子’整队经过我们的门口,到外面工作,当他们低着头走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不时向我们偷看,我立刻断定他们是为我们掘坟墓,我对同房的说,我们的死期到了,他们仍半信半疑。
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佳节,特警拿了一张白纸,叫我签号,我立刻签了。晚上十点左右,天色朦胧,风雨凄凄,突然各处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我心里明白死神降临了,那时灯光明亮,数百个人头在钻动着,每个人只准穿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缚着,各有号码,我进监号数是十五号,我上死车号数是[101]排队点名清楚,已是午夜了。
约有十多辆车,我的那辆车恰巧是最后一辆,车里数十人,大约行了一小时,我觉得还没过港,无疑是向榴莲港飞机场前进,我开始挣脱绳索活动了,但头部被帆布紧紧压住,上面有三个特警坐着,动弹不得,车突然停止了,大概是前面的车坏了,前进不得,我轻轻地用手向上撑,帆布松了,但我还不敢冒昧,我用多方面试探,觉得特警并没有坐在上面。我立刻打开帆布,从车旁溜了下来。刚下车时看见一个特警站在车前,背向着我,我从朦胧的月色中决定我应走的路向。等我跑到一位老妇人的“亚答”屋时,天已发亮了,以后他们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曾在许多被捕的同胞面前郑重宣誓过,如果我廖某能够逃出,一定要设法为大家报仇。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被捕的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战后南洋华人概况》)
二、东万律埋人坑的证据
1945年9月26 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说: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骸骨无数。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徐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处发现骨髅无数具,他们把古楼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当时徐行演说:“这是日本强盗对毒杀我们华侨侨胞最明显的证据,事刻不容迟,这不是一个地方,相信还有许多地方还未发觉,这是从山猪啃出来的,是极小的部分,相信每个窟窿里面,还埋藏着无数侨胞的骨髅……被捕侨胞毫无生还的希望,在我们面前是铁一般的事实,实在太悲惨了!明明都已变成野外枯骨,然而日军当局还是一味地造作空气,一味的欺骗,说多几天大家都会安然回家,亲爱的侨胞们,我们不要再上日本人的当了。现在日本虽已屈膝投降,但这样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雪耻,日本人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
(《战后南洋华人概况》西婆罗洲之部)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三节 西加华人组织“反日同盟会”
1941 年12月19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派9架飞机轰炸坤甸市后, 1942年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六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西婆罗洲有几支抗日军:
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一) 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二) 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三) 北加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领导的抗日组织。
以上组织于1942年底正式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其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
二战时期,印度尼西亚全境仅西婆罗洲一地有华人武装抗日活动。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
徐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荷军卷土重来,华人与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日反荷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员们,他们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作出了伟大贡献。
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反荷反日斗争比较有组织性、有纪律性、尤其是他们保存着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传统。如反井根斗争、象嘴山战斗、鹿邑和顺公司的抗荷游击战、东万律兰芳公司领导的袭击喃吧哇荷军等反荷斗争。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日本军屠杀西加华人的证据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五章 结论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从西加华人反荷反日斗争的史实中,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
印尼的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8年印尼西加华人已跨上了新时代,西加省长是马来人,副省长是华人;山口洋市的华人也当选为市长,副市长是达雅人。这就是印尼华人落地生根最明智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