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武装篇 5：略谈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武装斗争失败后的新策略
略谈砂劳越人民游击队
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
作者：雪飞
革命局势的转变，在马印联合围剿和当时的领导意见分歧，以后第三支队走进更艰苦、困难的战斗生活了。后来再加上火焰山部队攻打了华莪机场的军事基地，对第三支队的影响甚大。从此第三支队同志面对更加严重的印尼军事“围剿”，军人派更大批军队上宋公基地，首先用军机去轰炸第2号和第3号芭（当时第三支队有四块芭）。
轰炸之后，大批军队就向第四号芭（即巴拔山）三支队的据点展开进攻。当时第三支队的同志在巴拔山据点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战斗，坚守了三天三夜。之后，叶存厚、杨柱中及有关干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宜坚持下去，所以忍痛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据点放弃，留下小队在原地进行骚扰站，其余的全部转入森林。
自从1967年中，第三支队从巴拔山撤出转入大森林后，同志们的反围剿战斗生活就更加艰苦困难了，主要是没有粮食来源，以前的第2、3号芭种植的稻、番薯、木薯、菜类等，都完全不能收割了。他们储藏的粮食也没法拿到，还有过去火焰山部队供应给他们的米、盐（尤其是盐）都断绝了。
火焰山部队的同志也撤走了，从此就无法联系到。之前民运工作组还能在宋公山搞群众工作，在伊班长屋还能搞到食物，之后转入大森林，以上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和得到了。从此以后，第三支队的生存全靠在深山里寻找。67年下半年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好，因为是果子季节。他们走到一个榴莲山就驻扎附近捡榴莲吃，也能找到竹笋、木薯叶、巴古菜等。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住太久，一有情况，他们就要转移。
从67年中至69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第三支队的同志一直在森林里，印军一直在追剿他们，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艰苦，到后期，榴莲、竹笋、巴古、木薯叶完全找不到，他们就吃榴莲叶、树头酸（一种长在树干上的果子，又酸又涩），山蕃薯（一种有毒的果子，要经过煮漂水等去毒过程后，才能食用），山香蕉芯、榴莲核，树枳和锥子等。凡是可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又加上没有一点盐，同志们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他们的脚脸浮肿，导致行动很困难，本来只要走两个钟头的路，他们要多走两倍的时间。
同志们面对饥饿又面对印军的追剿，可是这一切险恶困境都没有动摇他们革命的决心。他们饿着肚皮还是坚持继续前进，每次遭军人追杀的时候，军人一直在高喊叫他们投降，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下枪支举手投降。只有那些被打伤走不动、或饥饿到不能走动的同志，才活活被敌兵抓去。这些同志有：刘月兰、曾云锦和李雪娇等等。
在68年中，在一次军人追杀中，当时共牺牲了7位同志，因为这组的同志多是病弱的，另外有一位女同志的小腿被子弹打到流了很多血，身体又虚弱没有办法行走，杨柱中叫她暂时躲在一个竹丛里，待情况较松时才倒回来接她，其他同志就从水路撤走。过后不久印军又来这里追剿，发现有血迹，就开枪扫射，又再次打中躲在竹丛里的女同志的脚，那位女同志受伤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而暴露了。但随后她也昏迷过去，被军人逮捕。
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同志又打算想撤回附近的边区去，当时还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但是有半数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困难。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坚决的不同意，决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这样大家就一起再坚持继续前进。
到68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剩下来的同志体质也越来越弱。在前进的路途中陆续遭到陆军追杀，同志们陆续的病死、被活抓的，有的被印兵打死，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危亡处境，他们还是不愿意投降，宁愿坚持战斗到流下最后一滴血。
到了69年3月，只剩下了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阿水、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把这条反围剿的道路走下去，不久又遇到军人的伏击，这场战斗中，第一个中弹的是杨柱中，王美銮在他身后，看到他倒下去，没有动，就伸手去拉他的脚，可是已经没有反应了。王同志就把杨柱中的AK强拉下来丢给她身后的曾永光，而曾永光原先拿的是射击速度较慢的来复枪，当曾永光接过AK枪马上就向印军扫射，使同志们顺利撤退。
与此同时，叶存厚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压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叶存厚的背包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叶同志有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所遇到或做过的事情，都会写在日记簿上，所以，在几年来的反“围剿”战斗中的许多千辛万苦、有血有泪的史迹记载下来，因此，他在临死前一直望着他的背包，希望同志拿走他的背包。后来，叶存厚的这本日记给政治部拿到，曾经在保安行动委员会公开展出。
1969年3月间，两位领导同志牺牲后，剩下6位同志，他们不但没有去投降，还在森林里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遇到印兵袭击，又再牺牲了阿水、秀妹和梅枝同志。
最后只剩下曾永光、王美銮和余秋兰三位同志了，他们仍然在坚持突围，某日，一位女同志去寻找食物时，又被敌兵发现，又被追杀，在这过程中曾永光失散了，另两个女同志向一方向，他们已饥饿到几乎都没有力气走动了。不能走就半走、半爬、半滚。后来她们无意中爬到印兵驻扎附近一个斜坡就倒下来，听到军人讲话声，她们实在太疲弱了，全身都软下来，根本无力再走了。这时她们心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昏昏沉沉一倒下去什么时候才苏醒过来也不知道。她们醒来时想去找食物充饥，哪知道她们一滚就滚下河边，那时恰好有几个军人在河边冲凉，突然看见两个人滚到他们面前，军人也吓了一大跳。这两位女同志也吓到惊叫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印兵抓走了。
摘自砂劳越友谊丛书《风雨年代》2002年12月3日出版
武装斗争失败后的新策略
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下山。梭菲安、王明、陈武侠他们重新检讨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决定退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9年2月在横平山的格兰坪举行第一次研讨会议，当时参加者梭菲安、陈武侠、王明、老马、陈福意、林英、东方红、展明、向黎、朝黎、小雁等十多位干部，进行激烈的讨论和总结多年来的错误路线，重新安排工作和决定新策略。
会议决定：
1.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建立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C局
3.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第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时，批判了陈武侠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把他下放到群众工作单位。
1970年在米仓的移公山举行第二次干部会议，
1.决定革命对象和斗争方向；
2.总结群众工作经验；
3.建立滨海局和卡江局。
从讨论中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必须推广到卡江上游去，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梭菲安重新调整领导单位，建立宾海委员由G负责和卡江委员由Z负责。成立以梭菲安为首的三人最高领导委员会。
红旗党报由梭菲安主编，老马执行编辑，以进行思想教育和报导组织内部消息。
会议结束后，大量群众工作者，下放到卡江上游搞达雅族以及其他族群中工作，真正做到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
1971年在瓜兰的农场举行第三次全体滨委、卡委干部研讨会议，学习和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并且讨论和执行“贴标语”运动。这是革命彻底失败前召开的最后一次研讨会。
和平
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于1966年最后一次领导人民两项任务内阁会议上演讲[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