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第五章：西加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第六章：7·15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
第五章：西加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领导人梭菲安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陈武侠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
梭菲安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它黑名单上有名字的朋友都尽量躲了起来，完全失去自由。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三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是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完全失望。华人社会的工作经济生活也无法逃脱这种被威胁的包围中，尤其是对被上了黑名单的人，为了找活路，因此醒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以枪还枪，这最后决定是苏哈多逼出来的，逼到穷途末路只能背水一战，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这是传承了西加华人勇敢捍卫自己的历史传统。
当时九卅事件后，领导人之一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是彭任能过去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它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暂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在群众家病逝，他的计划就此搁浅。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尼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斗争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抗马分子进行大规模围剿，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7年1月12日印尼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准将被捕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它劳役。华莪华人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游击队宣传下，不少华莪群众参加砂拉越游击队。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作出若干基本决定。准备展开人民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基地”（Basis Gunung Bara）。
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映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第六章：7·15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映，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原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修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越压反弹力越强，走投无路的华人被迫秘密地掀起了反抗苏哈多斗争。1967 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映、华莪一带群众斗争热情高涨，6月西加各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指导下训练一批新兵。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
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火焰山联合部队领导人考虑到游击队缺乏枪弹，这是武装斗争的关键问题，为了补充枪支，必须从敌方获得武器，刚好火焰山武装部队获得新的有利情报，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知己知彼是武装斗争最主要的环节，经过周密侦察仔细策划，经过领导上对情报分析的结果，认为军方收起武器深藏在仓库的时候，飞机场完全没有武器，正是夺取武器最好的时机，他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7月14日黄汉、梭菲安、刘晓三位游击队领导人傍晚到达华莪，15号下午3时亚礼带来三位当地向导，正巧在15号到16 号早上是掌握军火库钥匙的值班员，15号下午5点开始袭击准备，印尼方面参战的有：梭菲安、海涛、阿文、艾芬迪、海洋。亚礼找来八十多位地方群众，至于行动计划为了保密他们并不知道情况，他们在乡间田野上紧急行动，在不平凡的黑夜中迅速按计划埋伏，等待命令。
第一阻击组剪断敌方电话线，埋伏在路旁，准备给援军痛击，第二阻击组向敌方营房移动，准备卡住军营与军火库之路，另一组已经在破坏军方的全天候操作的无线电台。凌晨1点30分传来了一声枪声，讯号枪打响了，灯光熄灭整个飞机场一片黑暗。
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执行任务的群众找到值班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打开牢固的军事仓库，缴获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特意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
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挑战印尼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