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民族工作回忆 4 ：泗里街民族区战斗经历
泗里街民族区战斗经历
斌口述
锋整理
在50年代后期，革命组织就开始派地下同志开展泗里街县的伊班民族工作。当时，在泗里街河尾一带是由刘友光、龚友能等负责，有时邱亚陶等外地同志也有来作短暂的逗留，进行指导与配合。在砂厘这一向则由卢文明与陈品华等同志负责。
1964年我从华区民运调到民族区组学习与工作。
同年卢、陈离开之后，朱兰光带领我、黄厚桃与朱孟蜜，去开展这一带工作。我们住在保皇港（S.Paoh）英本长屋的地区，在英巴林（Empalin，他是泗里街人联党支部的秘书）的橡胶芭里，建一间简单的茅舍，割他的树胶。我们民族工作重点是搞保皇港的英本长屋和砂厘（Sarik）的阿丁长屋（RH Adin），这两间长屋各有20多户。
我们以人联党员的身份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宣传反帝、反殖和争取砂拉越自治独立，获得这两座长屋居民的普遍支持与拥护，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也是人联党的党员。我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关心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有时我们到他们的稻芭帮助拔草和割稻；有时帮忙他们理发；我们种的菜分给群众；群众有疾病，我们用割胶赚来的钱买些药品送给他们服；长屋有什么丧事、喜事，我们都参与其中，可谓融入伊班社会里。这一段时期的民族工作不难搞，群众跟我们的关系很好。
但花无百日红。我们在这里活动了一年多引起敌人的怀疑。某日，泗里街林头目带了一些士兵来查问，他们直闯我们的住处。除了孟蜜，我们三个都外出刚好回来，被他们截查要查看身份证。我说身份证放在水沟那里，于是我转向水沟走去，有两个兵士跟着。到水沟处遇上了孟蜜，我们只好倒回，我们的茅舍是建在山丘上，要用梯子爬上去。我们四个都爬上去，士兵在底下没跟上来，刚好有5位伊班群众打猎经过此小路在住处底下被尖兵（化装）查问。进入茅舍里，底下兵士见不到我们，于是我们乘机从后山疾行溜走。向英巴林借来打猎的一把猎枪放在席下也没有带走，我们养的鸡、猪等更管不了。我们这一走，几乎肯定了我们的身份。他们逮捕了英巴林与保干群众，有几位群众也被调去盘问。
发生了这一事件后，我们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了，我们只能转入秘密活动，只跟少数可靠的伊班群众保持联系，工作的困难就明显的浮出台面。
泗里街是一个红区，有些反动势力与特务分子也很猖狂，为了压一压敌特分子的威风，长革命同志与人民的志气，革命组织决定在泗里街华区开展一场有计划、有部署的镇压敌特的斗争。这场斗争在1967年4月29日进行，金山路的黄钟如和玻璃港的蒋元良被革命同志处决了，其他要处决的特务正巧不在，成了漏网之鱼。这场斗争之后，地下同志就开始以自制水龙管枪进行武装自卫，实际上也是掀起拉让江武装斗争的序幕。
这场空前的对敌特的斗争，对敌特分子来讲是个撼地掀天的斗争，他们立即纠集与调来大批的军警进行“围剿”，宣布戒严，大派传单，5月份分别通缉两批地下分子，我们8人当中有6位是被通缉的。
开展了镇压敌特分子斗争之后，我们原本4个加上兰强、兰美、木容和赛娇，我们8个一起转到砂厘一带。我们被通缉的相片到处散发，我们的出现难免引起群众注目。才来到2、3天，兰光并不避嫌、公开碰一些群众。我们也注意到军用直升机在附近飞着，感觉情况不妙，但不知道直升机正运兵在距离我们不远的阿丁学校降下。
我们大家探讨、议论着，为了预防万一，大家认为改换住点、转移一些较为妥当。
我们是住在两座山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是种着水稻。“朗高”前面是一片稻芭，稻芭的前面是座山，“朗高”的后面，经过一小段稻芭，也是一座山。
当天上午，我们收拾行李开始转移。6位同志都走到后面山去，有的正走在山边上，我跟兰光作了最后检查后在“朗高”边正起步走时，却骤然听到枪声。子弹正从我们对面山打来的，稻芭光秃秃的没有好隐蔽。兰光跟我匍匐起跃向芭边冲去。我们俩被拆散了，也没跟上其他同志。
看来有坏蛋去告密，当敌兵来围捕我们时，在还未部署包围好，看到我们跑了，才匆忙就远距离扫射。
撤离火线后，我不敢乱闯，一来地形不太熟，二怕附近有兵，先找个地方潜伏起来。我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什么用的，饿了只能喝点水。我可以听到附近有兵说话与活动的声音。晚上只能坐在树根上靠着树打盹，蚊子的侵袭，特别下半夜，冷得龟缩一团，根本不能入睡。有时天公不作美下着雨，淋得全身湿漉漉的直打颤。就这样煎熬了3天2夜。第三天下午，听不到兵的声音，周围也显得寂静。我决定摸出去，找砂厘通往毛洛冬（Meruton）的大路，我只会走这条路。我摸到兵走的路，跟着这条路到砂厘一毛洛冬大路。我真幸运，一路顺利，原来砂厘的兵当天全部撤到码头，而在毛洛冬路那一向的三处兵点也都在当天下午三点撤离了。三天来没有一粒饭之类进肚子，我感到疲惫不堪，走几步，都得停下歇一歇。当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总算给我走到了毛洛冬的华区。
其他6位同志都安全地撤到金山路。
而兰光，凭着他言语通、地形熟，撤出后他就去找伊班群众。这个群众表面上很热情，说周围都有兵活动巡逻，就叫同志躲上小茅屋里，不可下来，他要出去看看，了解情况。谁知这个伊班人利欲薰心，去找坡内有个坏蛋分子，通了风。这样，兰光就像在瓮里被捉了的鳖。
回到华区后，我们对工作进行了探讨与总结。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对敌特分子进行镇压，我们就很难在民族区立足，也很难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在民族区开展镇压敌特的斗争。
我们先到砂厘地区，在群众中去调查那里发生的一些事件，找出出卖兰光的那位主谋。於是我们就找到他的住处去。深夜时我们上他的家，原本想把他引向屋外秘密解决，但他死也不肯下来。事前，某同志说，他有功夫,只要用水龙管枪用力捅他心脏就可以一了百了，不必花费子弹。行动时，他果真在床前捅他一枪，但并不能致命捅中他，坏蛋反滚到床底下摸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又长又锋利的“巴冷刀”，向同志们一刀挥斩过来，某同志用枪一挡，水管龙枪被砍中几分深。情况危急不能再迟疑，我们当机立断，只好开枪，两把枪同时开火，才把他打倒。瘫倒下来的刀锋刮伤了孟蜜的虎口，血流如注。
打了砂厘的坏蛋伊班后，我们又接着去找保皇港另一个伊班坏蛋。这个坏蛋，平时注意侦察追踪我们的活动秘密，一有情报就向当局报告，我们找上他，也让他向阎罗王报到。
除了砂厘、保皇港之特后，随着友光被捕接着我们也活动到巴洋河和Ulu Sarikei一带。
1969年，下游武工队在泗里街宣告成立，黄理生当 DR 武工队宣委，沈耀彬当武工队队长，付队长是朱传容。民族工作队第一队由我与兰强带领，开展泗里街河右边一带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队第二队则由卢春星与武民带领，开展义郎（Nyelon）、如楼（Julau）、巴干（Pakan）这一带的民族工作。
朱传容乘电单车在椰甲一带跌倒出事后，付武工队队长则由王世良（武辉）代替。
下游武工队成立后，就以整装的形式大力开展混合区和民族区的民族工作，活动的频繁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与恐慌，加上叛徒的出卖，敌方早就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69年8月8日，当局宣布在泗里街开展“双网”行动，出动几千名兵力进行海、陆、空大扫荡。活动在Ulu Wuak的沈耀彬由于长期习惯边区的部队生活，来到国内后缺乏应有的机警与防范，住点较公开化而引起了暴露。“双网”行动宣布后，首当其冲的是Ulu Wuak这个住点。当天，敌兵从小河进来，发现我们布的岗哨，并开枪射击，在岗哨的陈金兰与刘忠东不幸中弹牺牲。敌兵人多势大，直迫住点，一位来自诗巫的知识分子也不幸被击中。当时点内人数较少（有一组外出联系武辉未回），挡不住敌兵来势汹汹的进攻。同志们从后山已侦察过的一条山路撤退。才爬上山头在下山时沈耀彬的脚本来就有点毛病，此时不小心又跌伤了。我们停下，小叶还帮他推擦，但还不大会走。才撤不上半公里又跟敌兵接火。我方占据不利地形，战斗力又弱，敌兵人多又居高临下，火力强，显得咄咄迫人，并逐步围下来。沈耀彬不能走，他说不要因为他而影响大家，他叫我们撤不要管他。我们放心不了他，只退下一点。看到沈武工队队长扔出了他的一颗手榴弹后，就没有动静了，估计在那时他被雨点般的子弹打到。
沈耀彬的爱人一小叶（莫静兰）被打散了。据说，她突围到RH Asun一带，遇到一个坏蛋活活被刺死。
我们三个撤到实曼归（Sebankoi）一带，再转到金山路，幸好驻兵也刚撤走。
1969年底，据说黄纪作会到第二省某处，我们要过去设法跟他联络，顺便在经过的途中兼搞民族工作。在卢刹坡时我们在一个广东华族娶第二省伊班妇女的家里遇到他的内弟。我们跟他说，有去第二省时会去找他。果真去第二省时碰见了他，但感觉他很傲慢，甚至言行表现藐视我们。我们问他能不能帮忙购粮，他说很简单、很容易。他说，听说外面有兵，但很远，也只是在大路走走。只要我们留在“朗高”里，就没问题，而且很安全。在民族区工作几年，我学会听其言、观其行，我感觉对他不踏实。他临走之前，我交代他，购粮回来时若我们不在“朗高”，就会上“朗高”边的山上，上去找我们时要打联络暗号。
当天傍晚，他购粮回来,没有打暗号，就把粮食背上山找到我们。我跟忠民队长讲，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退一点为好。当晚我们立即把粮食收拾好，从这一头的垄转到另一头的垄去宿营。凌晨5点多，有些同志就下到山边取水炊事。看到了炊事的柴火，印证了人民军还未离开。顿时响起了枪声。所幸枪弹打的方向是对准接粮的那个扎营处。我们稍微转变扎营处，就避过这一劫数。
沈耀彬牺牲后王世良就接替武工队长的职位，卢春星提拔为副武工队长。接着下游战斗队宣告成立，王世良当上战斗队队长，叶富盘（活用）当上副队长，并积极部署开展杀敌夺武的战斗。
1970年2月25日，我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战斗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埋伏战终于在巫叻（Bulat）路一哩处打响。我们通过贴标语、挂红旗来引兵。果然傍晚将近7点，一辆小车在前（政治部头目在里面，当时我不知晓）一辆连古舍兵车在后，在正付战斗队队长指挥下，三组战斗员对准后面一辆打,成功地打上了，而且打死2个，打伤一个，还缴获一支史达林手提冲锋枪和100多粒子弹。
在下游民族区，除了“双网”行动遭受较大损失之外，另外，还有两次我们遭受较大的牺牲。
一次是卢春星带了4个同志去第二省想联络黄纪作。到了Sg.Wuak 与第二省的交界，那天提早扎营。同志们去稻芭挖了木薯就在芭边山丘扎下。4点多稻芭主人也来稻芭发现木薯刚被人挖掉，回到长屋就把这一事讲开了。长屋里的民防队获得这情况，就即刻来到稻芭一带侦察。同志们的活动，扎营、砍树和炊食的声音被侦察到。当晚刘扬振、朱孟蜜和李彩合三位先下河冲凉，上住点时，卢春星与另一男同志才下河冲凉。正在这时，住点同志遭到民防队的袭击，三位同志都遭到不幸。
另一次，钱秀光、黄厚桃、刘世火和武民（江先汉弟）4个（卢春星与黄同志回华区开会）在Wuak的支流 Unpik的 RH Ugas 一带活动。他们靠长屋的一位华人的帮助，他们也种稻割树胶。Ugas 的屋长是个坏蛋，假心假意，表现“积极”。有一天伊班群众打到一只很老的山猪，分一半给同志们。他们只有小锅，搞到下半夜2点才休息。原来林头目授计给当地坏蛋，扮装积极，伺机下手。坏蛋与当局联络、部署，从诗巫派下排长，结合当地边防队10多个。凌晨5点多，敌人直闯同志们睡觉地方，在近距离向4张吊床熟睡的4同志的头部开枪，过后又砍下首级去邀功请赏。
还有一次，在乌鲁泗里街，我们也遇上一次被陷害事件，只是我们有防范措施，避免了流血牺牲，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我们了解无敌情，到了一个木薯园的“朗高”，遇上一个伊班群众。我问他一些情况，他说的话不符合事实，表面又表现很热情，说这里很平安，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可以住这里，要采菜可以到稻芭里尽管采…… 。为了检验他，故意叫他去购粮，并交代他，回来时去“朗高”或是上山找我们。他一走，我们也转移了。第二天遇上一个群众，他惊讶地说我们没事发生？原来，那个伊班群众是被处决的特务之岳父，当天他的“朗高”被兵包围。他还被兵打得半死，指责他提供假情报。
用武工队形式搞民族工作后，我们在混合民族区、深入民族区进行广泛的流动宣传。
有一次，我们8个人第一次突击宣传Pakan的一座 50间的长屋。长屋的两头分别由4位同志站岗，这一头望不到另一头。为了更好的控制局面，避免可能的意外事故发生，我只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张声势一番。说长屋外面已被包围，埋有地雷，不可出去，必须集中在一起。借此，我向长屋群众做了一番政治宣传。
由于在民族区开展除奸的斗争，加上不断的广泛流动宣传，局面有所改观。个别次我们在巴洋河（Bayong）从下游起一路沿河逐座宣传到河尾，路经的长屋有7、8座，有时一个晚上突击宣传两座长屋。当然每座长屋都有我们的“情报员”，有什么情况，他们会设法通知外面。
在第三省战斗队成立期间，Ubong也有跟温贤定他们从中游来下游。我们带Ubong在下游民族区转了一圈。从毛洛冬出发，先到砂厘，再南下保皇港，再向东南巴洋河和 Ulu Sarikei 走一趟。一行 20多人，浩浩荡荡，我们很受民族群众的欢迎，特别是Ubong的出现使伊班群众受到不小激励与鼓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洛冬、砂厘一带的伊班群众都很好，有许多拥护我军的感人事迹。他们无私的物质支援我同志，黑夜帮忙带路，长途跋涉去联络，冒着危险去了解情况，……总之，无怨无悔地去做许多事情。其中我们有一个点，在半山腰有设个了望台，有个有点问题的同志，有时爬上了望台大喊大叫，都没有发生不幸事件。我们长期能在这一带保存下来,足以说明这一事实。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泗里街我们除了团结教育一批伊班积极分子之外，我们还吸取了两个伊班青年参加我们的民族工作队。
“斯里阿曼”行动之前，我被调到下游领导机关去工作。下游民族区成立沈耀彬民族工作队，由刘明耀、何可兰和xxx带领，负责泗里街河下一向的民族区工作。另外，武辉民族工作队则由刘华荣和赖学建（李山）带领，负责义郎河尾至部分加拿逸（Kanowit）河尾的一带的民族工作。黄国华则带一组搞第二省边界一带民族工作和部分第二省华区工作。
“斯里阿曼”行动出现后，下游的民族工作遭到很大的削弱。下游多年来的民族工作，我们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与代价，也有取得一些成绩，也有些可资借鉴与总结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