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籌赈
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创办《砂拉越日报》
上图：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黄庆昌致公函予诗巫华侨筹赈会，周知总会已决定为配合抗战，增强宣传，以利同侨之赤心为国事，决以文字公报，遂拟创办《砂拉越日报》。公函号召各地筹赈会热烈响应订报。
上图：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黄庆昌主席致函诗巫华侨筹赈会，砂拉越日报 将於孙中山总理诞辰纪念日正式出版，并邀请惠赐题词。
中小学生走上街头售卖“爱国花”
上图：诗巫中小学生拿着卖花队的小旗留影。小旗上清晰可见写着：“诗华籌赈会”，“卖花队”，左边一面里面还写着“胜利但求最快捐款必须争先”的豪言壮语。
上图：学生上街卖“爱国花”，筹募义款援华抗日。
抗日波涛越滚越澎湃，许多热血文章，号召了很多知识份子加入了他的行列，撰文声讨日本侵略者，其中就包括了左派学人伍禅等人，他们激发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感动各商号慷慨的捐出巨款，中、小学校发动了形形色色的义卖，尤其是华校老师更组织了学生，手捧着花篮，脖子上挂着募捐箱，走上街头向路人兜售“爱国花”。
上图：诗华筹赈会举办义卖会为抗战筹款。
“义卖救国 欢迎多买” 三角旗迎风飘扬。
＜诗巫新闻日刊＞，在1939年7月1日创刊，社长为刘子钦，所刊登的新闻重点，与古晋的砂劳越日报大同小异，主要在呼吁华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
诗巫新闻日刊副刊《奔流》编辑刘贤任
诗巫新闻日刊的特色，是拥有内容极其丰富的文艺副刊，当中尤以“奔流”副刊最为读者们所喜爱，她的编辑刘贤任（1899—1986），笔名雅痴、哑蝉，号止园，福州闽清六都角乡人氏，于中学毕业后投入教育工作，1926年应聘到诗巫任教，曾在诗巫多家小学担任校长，是诗巫筹赈会的宣传主任，积极投入抗日文宣工作，擅长于写诗、散文与小说，在日治时遭通缉，所幸得脱虎口，并写下了记录那段逃亡历险经历的小说——《苦杯》，战后继续于教育界服务，出任黄乃裳中学校长，对文教界的贡献良多。
上图：＜华侨日报＞是于1940年，由＜诗巫新闻日刊＞与＜鹅江日报＞合并而成，也是份号召民众起来抗日的报纸。
“奔流”副刊所登载的作品，以抗战诗歌最脍炙人口，其中有不少鼓动民众奋勇抗战的诗作，便是出自其编辑刘贤任的手笔，此外诗巫也有不少学生团体，在此段时间在＜诗巫新闻日刊＞内开辟文艺副刊，齐声讨伐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是“抗战文艺”最为蓬勃的岁月。
光南中学的校长丘絮絮
光南学生会是最先在＜诗巫新闻日刊＞开辟副刊的团体，她的“励志”副刊在1939年10月2日创刊，主编便是光南中学的校长丘絮絮，他在发刊词内，语重心长的写道：“……在动荡扰攘的大时代中，在艰难困苦的抗战过程，中国青年任务是双倍重大的。赶上时代，尽忠国家，必须充实学问，淬励品性，才能胜任，我所望于本校同学者在此，而＜励志＞的创刊，旨亦如此。”
丘絮絮（1909—1967）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的一个县城里，曾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后来加入教育工作的行列，1936年离开动荡不安的家乡，南来诗巫任教，并在1939年出任光南中学校长，是马华著名的小说家，作品计有“荣归”、“学府风光”、“在大时代中”、“变”、“房东太太”、“大时代中的插曲”等等，中篇小说则有“播种者”，同时尚出版有诗集“生之歌”、“呼吁”等等，是位才华出众的多产作家，他在战后移居新加坡，任教于华侨中学。
上图：诗巫筹赈会的第三届委员合照。
诗巫敦化中学的《敦声》和中华中学的《火花》
除了“励志”外，诗巫敦化中学学生自治会艺术股，也在1940年2月杪推出了“敦声”副刊，而中华中学学生会的“火花“副刊，则在1940年的4月17日创刊，这些由学生团体负责编辑的文艺天地，虽然名堂各不同，但内容皆以抗日为主题，而且文体则以爱国诗歌为多。
上图：刘贤任（中坐者）是诗巫新闻日刊的编辑，本身亦是抗日文学的多产作家，图为他在1938年与华侨劝募寒衣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合摄。
1939年至1941年杪，是抗战文学百花齐放的旺季，无论是诗歌、小说或散文，甚至于街头剧，它们都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在提高海外华人反压迫、反侵略的政治意识上，起着极其深远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战后的华社政治路向，特别是在反殖、反帝的政治斗争上。
让群众热血沸腾的抗日运动，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当时的华侨社会对他们祖居国投予无比的热爱，并对侵略者产生强烈的憎恨，很多青年在时代的召唤下，毅然赴华参与抗战，华侨社会则极尽了大后方的角色，源源不绝的给予前线物资上与精神上的无偿支援。
中日大战爆发后，＜古晋新闻日刊＞和＜砂劳越日报＞先后在古晋出版，诗巫则有＜诗巫新闻日刊＞与＜华侨日报＞，全是应时局之需而发行的华文报章，旨在报道中国前线战况，和大量刊载鼓吹抗日的文学作品，激励爱国救亡的民族情操。
诗华筹赈会六位代表出席南侨总会代表大会前留影
上图：诗华筹赈会暨各分会委员联合欢送 林开臻、陈树添、张宗罗、刘家洙、陈立训、刘贤任 六位代表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南侨总会代表大会前在诗巫留影。
诗华籌赈委员会文告
一百多名砂拉越青年挺身参加抗战机工队
日寇侵华的暴行，激怒了海外华侨，砂劳越的华族儿女皆挺身投入抗日行列，除了出钱出力，为筹募援华义款而疲于奔命外，有些更响应号召，报名回国参与后勤运输工作，为抗战史写下了“机工献身报国”的光荣一页。
筹赈会所主导的抗日救亡社会运动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便是一批热血青年，于大时代的召唤下，毅然放弃了工作与家庭，赴华参与抗战，在枪林弹雨蛮峦峭壁间，把军需物资源源不绝的从缅甸输送到中国。
日寇侵华的暴行，激怒了海外华侨，砂劳越的华族儿女，在国难当前皆挺身投入抗日的行列，他们除了出钱出力，为筹募援华义款而疲于奔命外，有些更响应号召，报名回国参与后勤运输工作，为抗战史写下了“机工献身报国”的光荣一页。
1939年二月间，中国政府向南洋筹赈会求援，征召机工自愿回国分担后方勤务运输工作，古晋筹账会在发出呼吁后，就有一批心系祖国安危的青年报名入伍，而于同年五月至七月卅一日，据长期研究砂拉越援华抗日机工史料的林韶华博士统计，前后有三批共一百多名爱国勇士慷慨赴华参战。
上图：李亚留是砂劳越第一批赴华参与抗日的三名机工之一，图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首长签发予他的卡车驾驶证。
上图：砂劳越第二批返华机工的队长廖平，戴有少校军阶，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曾入驻印度战场，光复后留在新加坡经商。
上图：许海星为砂劳越第三批赴华机工的副队长，他直至1950年才返抵古晋，定居于古晋的西连县。
负责招募机工的筹赈会，承担了所有赴华的旅费，且在他们誓师出发前，筹赈会理事都会到码头送行，特别是第三批壮士们乘坐布洛克号轮船前往新加坡时，由于总人数多达53人，临行前除了主席黄庆昌亲临码头向他们握手话别外，很多市民还守在朋岭码头，目送他们步向遥远的征途，有者还点燃起鞭炮，高声要他们珍重和互道再见。
就在乡亲们的祝福下，这三批机工先抵达新加坡，与来自南洋各地的机工会合，于南侨总会的接待下，在当地接受短期的驾驶训练，继而分批乘坐轮船前往越南的西贡（胡志明市）、河内，或缅甸的仰光，再继程到中国的昆明，向“西南运输处”报到。
上图：这批运抵缅甸腊戍的联军卡车，便是由砂劳越返华机工负责将它们驾入中国境内的。
上图：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刘亚昌遗照。
刘亚昌在抵华后，一路都追随廖平在前线与敌军作战，有一次在广西桂林的官山，遭受到大队日军的包围，双方遂展开肉搏战，刘君不幸被敌军刺伤颈后脊骨，当场昏死在沙场，敌人以为他已阵亡，还敲走了他嘴里的几枚金牙。几个钟头后，他苏醒了过来，当时交战双方都已撤退，就剩下战死沙场的军人尸首，于是他忍痛爬到对面山头向民居求救，而同袍则认定他已牺牲，发布了他的噩耗，其实他被好心的民众收留，养好伤后便在当地任修车工人，直至战后他才写信回乡报平安，并在家人寄上旅费后，于1947年重返家园，但不幸在六十年代因病谢世。
上图：戴有少尉军阶的冯增标（左）与同他一起返华抗日的同袍陈亚九合影。
上图：砂劳越第三批返华机工队长蔡三如（左）、蔡典欣与廖平三位战友在贵阳会面后留影，蔡三如队长后来病逝于广州。
除了上述所介绍，于战后复员时平安返乡的机工，尚有二十多人，他们在从中国返抵新加坡后，于黄庆昌的安排下，获得很好的接待，同时免费乘坐布洛克号客轮返回古晋，且有者获得黄庆昌透过联昌银行发予五十元的生活补贴，有者则每天获赠两张饭票，到安利酒楼享用午、晚餐，直至他们新的工作有着落为止。
上图：1941年9月24日，第三任拉者在古晋的法庭大厦广场前，举行盛大的布洛克王朝百周年庆典，英国海军还参与了阅兵仪式，只是三个月后，当日军进攻古晋时，却不见这些皇家大兵负隅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