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美国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不足5%。利润的大头都给了企业，企业财产特别是金融资产越来越大，首先受益的是企业主。个税减少，主要好处落到富人手里。通过减税，年收入73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税后收入可增加8.5%，即每年13万美元。而收入排在后95%的家庭，税后收入平均只能增加1.2%。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7年全美80%家庭的税后收入将减少0.5%。而最富的1%家庭将平均少缴税约20万美元，税后收入将增加8.7%。更重要的一点，《减税与就业法案》取消了遗产税，致使富人财产不致减少。
美国贫富鸿沟加深说明了什么
当美国参议员沃伦不久前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时，她还言称要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2月19日，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在经历2016年大选失败后，再次宣布将参加新一轮大选。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还提出应该对美国富人征收70%的重税。这些声音背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当前贫富差距鸿沟进一步加深表达出的不满。而这个问题，在美国和欧洲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资本带来的两极分化
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祖克曼教授新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占美国全部家庭0.1%的最富家庭，差不多拥有全国20%的财富，这已接近上世纪“咆哮的20年代”。这一比重，曾因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而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降到大约6%的谷底。但自80年代起又开始急剧恶化。
报告发现，2016年，占全美总数1%的126万个家庭户均拥有财富2680万美元，合计占全美家庭财富的40.8%，超过全美平均水平40倍，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其余99%的家庭平均水平26.3倍。如此贫富悬殊的发展，日益形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必须看到，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即靠资本收入和靠劳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揭示了资本运动过程中无产者的相对贫困化。因为资本所有者占据支配地位，其所得源于利润;劳动者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其所得仅是前者的成本。随着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资本市场的获利更多虚拟化，与劳动成本直接关联减弱。从而依靠资本增值积累财富的速度，更加快于依靠劳动收入积累财富的速度。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字，200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按2009年不变美元计算，增加了23.8%。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内，85.1%的增长额落到了1%的家庭手里。
在资本运动下贫富差距悬殊不是天然合理的，或应该被保护的。恰恰相反，资本运动虽然客观上带来收入差距巨大，但最后贫富差距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政策，即二次分配的结果。丹麦、荷兰、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及亚洲的日本也是资本主导的经济，但贫富差距却比美国小得多。有英国学者认为，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即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维护富人利益。
减税加剧了贫富差距
2017年美国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初看起来给人以积极印象，即通过降低公司税提高企业投资活力，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但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法律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不足5%。原因是利润的大头都给了企业，企业财产特别是金融资产越来越大，首先受益的是企业主。
至于个税的减少，据美国无党派机构税务政策中心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一份初步研究显示，它的主要好处将落到富人手里。通过减税，年收入73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税后收入可增加8.5%，即每年13万美元。而收入排在后95%的家庭，税后收入平均只能增加1.2%。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7年全美80%家庭的税后收入将减少0.5%。而最富的1%家庭将平均少缴税约20万美元，税后收入将增加8.7%。更重要的一点，是该法取消了遗产税，致使富人财产不致减少。
在这种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自然引发了“社会主义”主张在美国的回归。比如，2016年桑德斯就提出了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主张，并得到美国年轻人的广泛支持。与两年前相比，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有了沃伦以发动“阶级斗争”的高调口号宣布竞选2020年总统，民主党众议员科特尔兹则提出应对富人征收70%的重税。
公平与共同富裕是关键
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当前发生的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同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以市场为基础实行公平竞争，却依然存在资本主导和社会主导两种不同机制。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必须通过税收和其他杠杆，实现社会二次分配，节制资本、扶助弱势群体，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实现这个目标，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最高个税率。有人说这不公平，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成功，“富人税”高了他们就会跑。前几年法国奥朗德政府打算对最富者征税70%，造成一些富人恐慌和外迁而最终放弃。今年达沃斯论坛上也有此惶惶议论。当然，具体提高到多少需要论证，很可能远不及70%，但提高富人税乃属必须。这并无不公平，因为富人财富的积累离不开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离不开劳动者的付出。富人的财富实际上是企业主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
另一个重要杠杆是遗产税，高额遗产税有助于富人减少财产传承欲望，而部分地以捐赠避税，从而惠及整个社会。当然，除了税收政策外，政府还有多种工具可以使用。
也有人会问，对全体人民的高福利会不会养懒人，致使社会发展进入疲态？这也是不少欧洲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社会政策的另一个难题。这种政策体系，必须建立在与劳动付出和经济增长相挂钩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同样不符合公平原则。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目标。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精神实质。从实现全面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直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彻底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收入水平，不断扩大社会福利，使所有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作者是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