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辉 

砂罗越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有系统性的反帝反殖斗争始发于1950年代初,60年代初激化成武装斗争,1974年前后的斯里阿曼行动引致重挫,之后一路走向消亡,终结于90年代,历时40年.

我尝试从当时砂罗越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阶级成份、国际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解读40年革命斗争的兴衰史砂罗越人口主要由三大民族组成: 达雅族及各ULU少数民族占约40%; 华族约30%; 马来,马兰诺及各回教徒民族占30%. 此人口比例状况发展至1990年代有少许的变化,主要是华族人口的比率呈下降趋势.

    A)达雅族(包括各ULU民族). 五、六十年代,此民族多数散布居住在各大河流中上游靠近森林地带.他们从事落后的农耕和依靠大自然的半原始生活,文化、生产力处半原始状态.95%以上非常贫苦,但却拥有土地、部份地拥有大自然资源的权力. 属于半原始的贫农阶级. 这个民族拥有勇敢抵抗外来侵犯的传统和历史,但因处半原始社会阶段,不易接受及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在同现代殖民主义抗争的 百年中可谓惨烈而又都在短期内以失败告终. 50年代后,有少数已逐步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培养了少数具有现代思想的优秀份子,如当年人联党及革命组织中的达雅族干部,不过,无论如何,自身的社会烙印 是很深刻的. 70年代始,多数青少年接受文化教育,青年人逐步涌向城镇和木山. 至90年代大部份青壮年都从事各行各业的劳工和小职员,有少数攀上权贵成为大小官员或官僚财主,也有部份当上军警人员(在各族比例中是较高的). 几十年来,他们的多数在文化、经济、政治地位都有所提高,但整体上还是较为贫困和低层. 要特别一提的是,他们当年的贫困不主要是阶级剥削所致,而主要是生产力和文化落后所致,他们同60年代后的统治阶级矛盾不甚尖锐. 他们对现代革命运动表示一般性的认同和支持,但不积极参与,经不起利诱及威迫. 这是这个民族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毕竟当年他们的社会属性与现代社会间隔了几个时代,能有如此的表现已是跳跃性的进步.

    我们当年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的相当部份和时期是在这种群众基础的地区进行的.

    B) 华族.华族都是近代移民及其繁衍的后代. 1950年代前,大部份是持客居的心态,不什插足本地政治. 之后开始落地生根,自认是这个土地的主人之一. 五、六十年代,其中的70至80%是小农,居住在靠近城镇周围的农村,多数拥有土地,从事小农经济. 其余居住在城镇地区,大部份从事体力劳工,如码头工人、 店员、 建筑业、 小工业劳工和在籍学生,小部份则从事小商、小工业主与文化、 教育工作者. 有极少数是资本家或大小官员或统治者的爪牙. 华族非常注重文化教育,文化水平较高,较快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理论; 生产力较高,非常勤劳和节俭,善于累积资金与生产资料. 到70年代,纯粹的工人或农民家庭已大量减少,多数转化为半工、半农或半商的经济成份. 从50年代的贫困小农或劳工逐步转变成70年代后期各行各业的小资产拥有者,大部份的文化、生产力与经济水平都在逐年提高与增长,因此造就了90年代后, 众多的有小康水平的小资产阶级、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与少数的大资本家.

    华 族居住在统治势力较强的地区,在五、六十年代较多、较直接地受害于殖民统治的经济剥削与政治文化压迫; 又由于是近代从外移居来的民族,因此较多地受害于不公平的民族政策; 由于注重文化教育,又生活在资讯较发达的地区,因此较快地接受国际革命浪潮的冲击,接受现代社会革命理论的熏陶. 所以一经引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在华族中爆发了革命的火花,很快地组织起来站到革命斗争的前列,逐步形成了当年领导各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先 锋队.

    当年产业工人阶级未形成,实质上的无产阶级几乎没有,参与革命斗争的华族,绝大部份的家庭背景是较为贫困的小资产阶级,都深烙着小资的特性,极大地局限了革命斗争的彻底性、持久性、制定斗争政策的客观性,局限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长远视野.

    70年代后,华族凭其特有的勤俭,往上爬的冲劲和较高的文化、 技术,在经济地位上持续提升,80年代后更有规模性和突破性的成长,持续到21世纪. 许多当年的革命者也在这经济大潮中转化成了大小资本家, 有少数甚至转变成剥削阶级的一份子.

    这是当年革命斗争主要赖以产生、 生存、 发展变化的华族群众基础的半世纪来其经济成份的演变事实.          

    C) 马来、马兰诺族. 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多数是较为贫困的农民,属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低层小资产拥有者,也不同程度受害于殖民主义统治. 少数是上层的封建官僚和政府的大小官员,听命于殖民地政府. 马来西亚成立数年后,因被赋予民族特权,相当部份有文化的青中年当上政府大小公务或军警人员,吃皇家饭. 少数因特权转化成官僚财主. 70年代后,大部份丧失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意志,基本转化成统治阶级的阵线.     

    他们对华族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有很大的误解,产生很大的排斥性和敌视性.     

    他们的多数是住在沿海地区、 各大河流的下游地区和城镇. 对我们较小规模的主要在华族农村和中上游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未形成大的破坏力,但已注定了砂罗越革命斗争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缺陷.     

    从 以上的民族结构与各族的阶级成份与经济地位中,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砂罗越的多数人民是贫困的小资产拥有者,都受殖民政府及后殖民时期其代理人政府 的不同程度的剥削、压迫和迫害,因此这段时间较具反抗性及较有革命性. 然而70年代后期的政经演变持续向着不利于武装革命斗争的方向发展,阶级矛盾持续缓和,人民暴力革命的意志持续削弱.     

    这种群众基础及其变化,注定了革命的三大法宝: 党、 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有天生的缺陷,不能持续建设和完善,以及70年代后一路走向消亡. 除非阶级矛盾持续激化,人民的经济走向破产,例如菲律宾,就有条件逐步完善三大法宝的建设,能够生存及发展.     

    2)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及其政策.     

    砂 罗越在1963年前为英殖民主义政府所统治,是英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帝国霸业中的一个小殖民地,推行其典型的掠夺性政策,成为其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和其工业 商品的高利润市场. 在政治上采取高压野蛮政策来对付反抗阶级,因此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在其统治的后期,在全球反殖民浪潮冲击下,开始引入真假民主俱有的 “议会民主”制,以图缓和阶级矛盾,摆脱困境. 然而在其统治利益受根本威胁的情况下,还是尽显其野蛮残暴之本性,例如先是拒绝移交权力予选举中产生的汶莱议会,而后法西斯镇压起义的汶莱人民,更籍此同 时大逮捕砂,沙两地合法参与反殖斗争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把民族阶级矛盾推向暴力对抗的程度,而后引发砂罗越人民的暴力革命斗争.     

    1963 年前后,英殖民主义不顾民意,同其在马来亚和砂,沙的代理人策划了以其代理人统治的半殖民主义的加入大马的 “独立”计划,以延续其在砂、沙的军、政与经济利益. 此举严重地激怒了满怀期望要独立当家作主的各族人民，激起了新一波的反殖、反大马，要求完全独立的斗争浪潮，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统 一战线。     

    然 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从殖民统治转变至半殖民统治，也是一种俱有进步性的改革，它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满足了部份人的愿望，极大地满足和符合了其原来 的代理人和大资本家争权当官和掠夺经济利益的欲望，并使之成为殖民主义的附庸，起着了收买，分化反殖统一战线中的动摇阶层的作用。同时削弱了部份人的反抗 斗争意志。 无论是在1963年殖民主义政策的转变，还是70年代后联邦政府对砂罗越政策的转变趋向，都起了这种作用，而且随着斗争演变逐年突显其作用。 1970年，人联党参组砂州联合政府既是明证，是半殖民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砂罗越社会矛盾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自1970年砂州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在联盟政府后东姑阿都拉曼时期，在政治上转向较温和性的统治政策，在经济上最大地发挥了砂州具有丰富天然资源的优势， 大力开发天然资源，制造条件予各阶层人民发展经济的机会，尤其是1974年国阵政府成立之后大力鼓吹的 “发展政治”。 其杀鸡取蛋式的资源开发确实促进了短中期的经济发展。 然而在军事上从来没有放松其对革命武装力量的围剿和对革命群众的暴力镇压，明显摆出：坚持武装革命者，坚决消灭；放弃武装斗争者，给你发展个人事业的一条 生路。 政府的 “发展政治”的政经政策在70年代未取得显著成效，在国际经济成长的有利环境下，这种经济成长基本上持续至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此种经济政策虽然 在资源的分配上，在生产关系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有极大的贪污腐化，大部份利益为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据，然而其产生的大量财富，既使只有一小部份业不同程度 地造益了中下层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族，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转化成中小资本家，少数人暴富进入大资本家俱乐部。     

    这种发展趋势逐步地把被统治阶级从尖锐的暴力革命斗争中引向了发展经济的方向，极大地、致命地削弱了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     

    70 年代中，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彻底失败后，逐步地将其军事势力撤离东南亚，同时也意味着其政治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削弱。 1981年，马哈迪首相上台，加大了经济发展的力度，大胆地削弱了封建皇族的特权，为推行其政经政策排除一大障碍。无可否认，这是有进步性的社会制度的改 革。 同时尽力维持各民族的生态平衡，维持社会的稳定，为巩固政权为经济发展创设有利的条件。在国际上逐步摆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续而摆出了反帝反霸的姿态， 而后发展成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代言人之一。 经济高速发展，国阵强势的政权、社会稳定、国际声望提高等，很大程度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对抗性的阶级与民族矛盾逐步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这是80年代社 会动向的主流方面。另一方面，丑恶面还继续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和发展着，对砂、沙人民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经政策依然存在，民族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着，但是已成为次要方面，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基本被控制在暴力对抗的安全线上。     

    3）国际环境。     

    50年前砂罗越是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小国，国际大环境对我们比一般国家有较大的影响。     

    五、 六十年代，反帝反殖斗争席卷全球，武装革命斗争在多数东南亚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阵营几乎覆盖半个世界；大邻国印尼支持砂罗越的反帝反殖斗争； 美帝在朝鲜战争的失败； 印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节节胜利； 中国大力支持东南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先进的革命理论一经引入砂罗越，既为在尖锐社会矛盾中被压迫的人们所接受，自然地爆发了革命的火花，并很快发展至武装斗争。     

    1960年代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继走入误区，内部矛盾、分裂持续了几十年，严重耽误了政经、文化、科学的发展。到90年代，与欧、美、日相比落后了几十年。 尤为不利的是，1965年，印尼左派政权失利，右派掌权，其后导致我们失去了退却保存的大后方。     

    1989 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更形成了资本主义西风压倒社会主义东风的强大阵势。中国在社会主义政经建设中，因严重失误，其落后的面貌在70年 代中后期相继显露，其对国际的负面影响延续到21世纪初，包括对砂罗越的影响。 期间，全球范围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砂罗越人民也不能除外。在国际范围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近半世纪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中暂时地败下阵来，这是 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砂 罗越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以至后来的反马武装斗争是在这样的国内社会基础上和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在这样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进行和发展的。革命 组织和其领导的队伍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成长的，至到1970年初。 砂罗越的社会基础是革命斗争的基础，是砂罗越革命的内部条件、是内因。 国际环境是外部条件、是外因。国际革命的外因通过砂罗越具备革命条件的内因起了作用，发展至爆发武装革命对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     

    在 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20年，非武装和武装革命斗争中曾有多次的挫折、起落，然而经过政策调整或力量重组，3几年后，即能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既使 是1965年印尼政变、右派上台后，印马军、政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依然能通过政策调整、战略转移而生存并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内社会基础依然有 利于革命，人民依然需要革命以求突破当时的困境。       

    70年代后，社会矛盾开始向缓和转化，人民逐步感觉不需暴力革命也能生存与发展经济和个人事业，革命意志因而开始削弱了。革命队伍来自人民、干部和领袖均 来自人民，这种社会变化，这种群众的思潮不可避免地反映到革命队伍中，加上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威迫与利诱，通过革命分子中遗留的小资思想的固有弱点，逐步起 了作用，革命意志逐步动摇了。在面对强大、连续的军事围剿压力下，在面对不断的困难与险境下，小资思想的动摇性开始占了主导地位，信心动摇、怕苦怕死了， 因而严重发生离队与叛逃事件，以致1974年前后大规模放弃武装斗争的事件。     

    在 70年代初始显著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中，革命组织没能恰当地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或符合以后的社会斗争规律走向，而在初期犯上左倾冒险的错误，例如 70年在统一战线方面对人联党的政策；在军事上把国内的武装斗争逐步升级，例如提出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类似 “杀敌夺武”的系列政策，把自己尚处弱小的队伍、把人民群众推向更尖锐、你死我活的斗争境地中，结果队伍自身与人民群众的多数经不起愈趋尖锐化的反复斗争 考验，而后走向右倾逃跑的路线。左倾冒险往往是右倾逃跑的前奏，先左先右是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在 历次重大转折的前期或期间，组织的决策领导人远在国外，基本失去领导功能，国内部分高层领导却在严重矛盾或内斗中。 1973年，面对严重局面的个别武装单位，违反组织原则，集体放弃了武装斗争，走向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如果说这只是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一部分垮掉，还能再建设一部，还有更多人要革命，至少其他大部不会垮掉。然而这是社会基础基本转向不利于革命武装斗争的 客观现实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中不要暴力革命的趋势首先在这部分队伍和领导中起了作用，而后扩大至队伍中的大部分，连刚批判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和队伍，也出 人意料之快地跟随了右倾投降的路线。     

   如 果说，只是武装革命战线的领导不行，那如何理解在狱中的革命战线也随后在短期内瓦解、崩溃？如何理解在证明了回到社会中进行合法革命斗争完全行不通的情况 下，于1976年8月，武装战线组织号召返回社会的人民军队的领导、干部、队员重回武装斗争战线，重新组织起来坚持武装斗争而几乎得不到反应而以惨淡收 局？当时还仿佛响着在斯理阿曼行动中即要离队的战友们高呼 “环境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不变”的呐喊声，然而一经社会两年多“洗礼”怎么就没有了这种激情？ 当时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大批领导、干部也都有东山再起施展革命抱负的机会，然而一经回到社会的土壤中，也完全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意志和勇气。残酷的现实几令当 时尚在武装战线坚持的战友们的思潮窒息。     

   在随后少数人再坚持的十多年武装斗争期间，分化、淘汰依然恶性发展直至90年底的结束。     

   武 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是社会矛盾激化到尖锐对抗的阶段必然发生的革命手段。在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它是异常残酷、曲折、长期和反复的，这是此 种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如果没有彻底革命、不断自身完善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和正确的领导，没有一支完全彻底为人民献身的革命军队，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经得起长期威迫利诱和反 复镇压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而致成功的。我们的社会基础及其后来的变化未基本具备持续完善这3大革命法宝的土壤条件，所以注定这场斗争是阶段性的 结局，阶级和解是终要发生的。 然而这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解决和斗争的结束。     

   近 半个世纪的阶级对立，20多年的暴力对抗，对参与对抗斗争的双方都是惨痛的历史经历，也具有非常宝贵的、有意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它为社会朝向更成 熟的方向发展提供最好的借鉴，为将来社会的更新换代经历了必要的过程，打下了真实的基础。它在砂罗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否定的。      

   200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