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20：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11：第十四章、最后一次研讨会；第十五章、一个受伤的心灵；第十六章、坤甸大监狱绝食记
第十四章、最后一次研讨会
1972年，农场的一个隐蔽地点，在警卫班的严密防卫下，召开了全西加滨海局和卡江局的干部研讨会，这是在西加革命遭破坏以前的最后一次干部研讨会，参加者达四十多位。会议前进行学习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各单位作报告并互相学习搞群众工作经验，最后集中研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决定：贴标语！
最初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时虽非常严谨，但有时也因地点暴露遭逮捕，在没有法律庇护下，不少被枪毙屠杀。当我们把斗争矛头转向西加最北部的森林搞武装斗争后，因政策上的错误，在武装斗争中无论砂拉越或印尼的革命者和群众，牺牲了无数优秀的好儿女、好干部！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武装斗争失败后，我们被调往最东部的卡江上游搞群众工作。亲身体会到内地革命工作的艰苦，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硕果得来何等不易，没经过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最后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一些干部和革命种子，多么宝贵！
我是参加最后研讨会者之一，我倾听许多干部的发言，尤其是干部班班长雄民激烈鼓动性的演讲。他说：“为了让群众得到革命烈火的锻炼，使革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壮大，贴标语是锻炼群众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以考验和激励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斗争情绪。”
有位干部说：“到处贴标语，军人就会吓得疯狂了。”接着一个个上去发言，不外是热烈支持“贴标语”运动。我急了。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件：九卅前我与一位同志曾被派出外地搞工作，她很热情而且忠心耿耿，她认为应利用合法时期，尽量发展和公开地搞。而我认为尽管合法时期组织问题也得保持一定的秘密，以防万一。真的，因为她工作地点搞得热火朝天太暴露了，九卅事件发生后她的组织全被摧毁，群众被逮捕，遭受极大的损失。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想必须尽量阻止“贴标语”这一可怕的行动！
为了说服大家，我还向大家介绍我过去曾读过的一本中国革命时期的小说，故事情节与印尼革命类似，大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几十个乡村的干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反抗，组织暴露了，结果遭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屠杀。这时仅一个村的领导干部，平时领导群众在表面上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叫修路他们修路，叫送粮就送粮，日军认为他们才是好样的，其实他们暗地里在进行抗日活动，结果仅这乡村保存了村干部，被日本追杀后剩余的其他村干部，都在这村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尽量保存力量，保护我们的干部！贴标语非常引人注目，政治触角非常灵敏，我们的革命工作各方面还未成熟，卡江一带民族工作刚开始取得一些成绩，这一行动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雄民作为研讨会班长，他不曾经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认为搞革命非常轻松，他听了我与他相反的意见便问我，卡江一带要不要跟着“贴标语”行动，我说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参加贴标语行动！我的发言马上受到一些干部激烈的抨击，尤其是雄民（贴标语行动后被捕成了大叛徒），批评我不积极支持组织政策，结果想站在我一边的同志都畏缩不前。
滨海局领导人林平认为：“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无非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会议结束了，各回各的岗位的时候，沿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贴标语活动。事实证明，贴标语行动带来了不堪想象的后果。我们卡江一带民族工作虽没贴标语，但也被风暴席卷进去，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举棋不慎，全盘皆输！
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于1966年最后一次领导人民两项任务内阁会议上演讲
1998年5月，愤怒的印尼人民，占领了人民协商会议大会堂并爬到屋顶，宣布印尼人民自由民主的胜利
第十五章、一个受伤的心灵
每当我假期回坤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访过去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叙叙旧事，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2008年我回坤之际听说阿美病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特意去看她。过去是非常瘦弱风吹都会倒的小女孩，现在胖多了，脸庞好像胖得特别不正常。晚上我们一起到文多罗家叙旧，谈谈过去，回忆旧事。阿美越谈越激动，痛苦的回忆像刀割一样心疼。1972年5月25日，当时她还很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孩，因为组织错误的决定，叫她去张贴标语。清晨街上还是静悄悄的时候，勇敢的她在张贴反对苏哈多的标语时被逮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个年轻女孩，都监禁在坤甸警局扣留所。
她说：“在扣留所他们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男的只穿短裤，受毒刑拷打和用电刑，两个拇指绑上电触，有的打得死去活来，再从楼上拖下楼。女的除了拷打以外，衣服全被脱光，烧下身，有的还被用瓶子塞进去。在两个乳头绑上电线通电，双手也被绑上电线通电，一阵抽搐，心脏好像要停止一般。把枪头夹住两手指之间，疼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女孩来月经，不给穿衣服，血在滴，还遭受残酷的毒刑，她气愤地乘军人不注意，便一把抓住打字机向自己头部砸下去，想自杀，被军人阻止。”军方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们身上尝试了。有一个军警，曾经对人谈起他亲自参加过进行审讯的经过，讲得天花乱坠，叙述他们如何对待这些政治犯，好像干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这种残无人道的对待政治犯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人权！
军人能抽打他们的身，用尽各种刑具，但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屈服！能活到现在非同小可。因为曾遭受电刑，所以阿美的心脏受了伤，非常衰弱，讲太多走太远都很累。她说不久前，因为心脏病发作差点送了命。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第十六章、坤甸大监狱绝食记
1965年九卅事件犹如热带的暴风雨横扫整个千岛之国，右派军人发动恐怖行动，到处是腥风血雨，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老百姓遭到无妄之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流离失所、有的精神崩溃……新秩序的军人政权干下了滔天罪行。
1965年10月，西加军事掌权者大举逮捕异己份子。印共党员及属下组织成员首当其冲。一批批毫不知情的群众被投入坤甸大监狱。
第一批入狱的有工会领导范邦、拉斯摩；青年团领导逹哈、沈平；《赤道日报》和《首都日报》坤甸版记者苏纳约和杨国豪；妇女会领导西莎和华蒂玛；早市商贩财伯和张伯；咬呷、老港、蓬佛、大院、上侯、富都等地的印共支部领导。随后坤甸外围一批批的农民也相继鱼贯入狱。
西加华社人心惶惶，日夜忧心忡忡。军人时常夜出清乡，搜捕异己份子。深夜里军车隆隆，四出抓人，华社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杨国豪首当其冲被捕，他是黎明报副编辑也是坤甸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他说：坤甸大监狱分A、B、C、D、E和F六座监房，政治犯入狱后，原来监禁罪犯的D、E、F监房改为政治犯的拘留所。军事掌权者未经任何法律途径强行逮捕无辜者，事后才拿了一纸拘留书叫己被监禁的政治犯签署，以防受到法律上的指控。
狱中的政治犯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没有放风，不准交谈，家人不得求见，每天24小时狱吏严密看守。F座单人房塞进六人，E座四人房塞进八人，D座八人房塞进十余人。监房坐东朝西，中午时分才见到太阳。早餐是一小撮玉米饭和一小杯水，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米饭、一小杯黑糊糊的空心菜和一小片农民平时用作肥料快要发霉的kapetek咸鱼脯。入狱不到一个星期，政治犯都消瘦了。
虽然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的意志并没有消靡，透过窗口大家暗地里传播内线传来的信息，承受政治斗争的严竣考验。
1966年3月份，政治犯的伙食越来越坏。早餐只分一小块姆指大的树薯，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连猫儿都吃不饱的米饭。更糟糕的是，米饭不时渗有尘土和沙粒，要进食还得用水冲洗。
恶劣的伙食给政治犯带来致命的疾病──营养贫乏水肿症。得病者手脚和面部浮肿，精神萎靡、懒于走动；久而久之，患者腹部肿胀，一直拉肚子，身心极度疲困而呼出最后一口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接二连二的政治犯饿死了。
有一天，来自农村的沙雷伯饿死了。入殓之前，全体政治犯站在铁门前，向沙雷伯表示深切的哀悼。
当晚狱中领导阿未兄通过窗口传话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我们要过人的生活，我们不愿饿死，我们宁愿绝食而死，从明天起，大家一起绝食，向当局表示抗议!”
翌日，狱吏送来伙食时，大家都拒绝领取。狱吏们慌了手脚，经上司下令，即刻把伙食改善，把一盘盘香喷喷的大米饭送进监房。但政治犯都拒绝进食。一向霸气十足的军事掌权者也亲临监房规劝大家进食，并把阿末兄隔离，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要政治犯就范。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绝食还在进行，有的狱友开始进入昏迷状态，媒体也已有所闻，当权者害怕激起公愤，只好答应阿末兄的要求：1.改善伙食，2.每天放风两次，3.准许家人接见，4.政治犯可以在狱中空地种植蔬菜。
经过这次绝食行动，提高了政治犯的觉悟和地位，狱吏们不敢再作威作福了。绝食行动让政治犯的身心获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