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一、难忘的岁月 5：
世外桃源罗马河；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
世外桃源马罗河
- 回忆在那砂印边区的千多个日子 -
—丹心
马罗河原名Sungai Embaloh，伊班人又称之Sungai Kanjau，是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岛）印尼西加省卡江Kaouas 河尾左边伸至与砂拉越第三省边界的一条大支流，她奔流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间，让这边区充满战斗的诗篇。
马罗河边的景色是美好的。在没有狂风暴雨，没有山洪暴发时，撑着船沿江上下，时时觉得是置身逢莱仙岛，山灵水秀，树青河绿，轻风鸟语，清清悠悠，幽幽静静 . 时而听到大头鸟 “哦 ! 哦”的雄鸣，时而听到猴群嬉闹呼应的杂声。时而看到河里摇摆的鱼，时而看到各种少见的鸟，是可爱啊复可爱，更令我无限怀念。
这河水，清清悠悠地惹人爱，更让人时刻警惕她的骤变的厉害，“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变小人心”。当山洪暴发时，隆隆的巨响声，伴着深黄色的泥浆水，从河尾倾泻而下，那情景刹是吓人。有时在岸上可惊见，那浪头一打出，飞奔出六七丈远。遇到这种情景，撑船的老哥们要及时把船拖到安全处。我们有时会在浅滩处休息午餐，烧点水，煮点热汤的，遇到这种情形，就什么都煮不成，得及时往高处转移，手脚慢，当心锅具等都会被冲走，真是惊心！
砂印边界的高山峻岭，有者高达四千多英尺，在那样高的山顶，并没有高耸环抱的大树，只有佝佝偻偻，扭扭曲曲的树木，树木长不高长不大，也许长不起来呀，也许是高处不胜寒？又或许是苦苦和劲风较量的结果。更或许它自认已在高山之巅，阳光充足，无需与旁者竞争高，而不思长进吧。在这样的高山地带，冷时，真是奇冷，白天都畏惧于下河，真要冲凉，要一切准备就绪，一下水，浸泡一下子，马上就得冲上岸。
那高山上的河水有如明镜，一粒细沙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砂印边界地带最高峰的山凹，我们叫 “冷库点” 在Ulu Bangkit分水岭地带的 Bukit Panggau Dulang，在那儿的小河，就是看不见一条小鱼儿，鱼儿在这没见踪影，我们沿河跑了一小时多还是没有看到鱼儿，只有少少的几只 “油螺”在爬动。
在边区河边，或者去钓鱼，或者当你想在那大石头上小休，看书，聊天，冥思时，总有很多的 “小蚊子”，我们管它叫 “不子”向我们骚扰，被叮的又痒又痛，不胜其烦。这小东西是无孔不入，钻进头发，颈项处，眼脸处。这小东西是太煞风景了，也太烦心了。
边区的大森林里，不论是高山还是河边都有山蛭，是导致我们多年来不知失去多少鲜血的魔鬼。山蛭是无骨软体长圆形小虫，以吸取动物的血维生。山蛭比水蛭小，分褐色黑边与青边两种。一般长一寸多，直径约5mm左右。黑边山蛭多在平地和山垄地面的树叶下，有时也在距离地面不高的枝叶上；而青边的一种多在河边。这些吸血小虫都异常敏锐，只要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稍有动静，它们就伺机待发，列成一行行，等待目标靠近。当我们到时，那一条条直立的躯体，一扭成弓形，要多快就有多快搭上你的身体（多在脚部），超强的吸盘紧紧粘着，然后再移到更好的部位开始吸血。黑边山蛭与青边的不同，黑边的多在脚部（比如脚趾间，脚盘，脚目上下），吸血时没有疼痛感，所以多能成功吸得饱饱的。而青边的山蛭就不同，它搭上你的身体后，还会往上爬，钻进裤子内，或停在男女的下体处，所以女性对这东西特别厌恶。它不单吸了血，又往往令人难堪。不过这种山蛭在咬破你的皮肉，开始吸血时，会感到疼痛，所以很快被发觉弄死，较少吸到血。山蛭咬破皮肉开始吸血时，都会吐出一种粘性液体，使血液不易凝固。一只山蛭吸饱后，成圆鼓鼓的，要比它原来的体积大三几倍。其实，它吸过的伤口继续流出的血则更多，也持续好久。有的吸吮处的疤痕还会形成小肿瘤。我那阿禄的大腿内侧被山蛭吸的伤口就流了三天的血，30多年后的今天还留下一个五分钱大的黑痕迹。我们应对的办法就是把伤口的血擦乾，马上用一块薄薄的纸（如烟纸）贴上就好。预防被山蛭黏上，可在出发前用烟水、驱风油等涂脚，再绑紧裤脚。雨后，山地山蛭更多，更要时刻留意，即时抓。长期在森林生活，不时喝些蜂蜜，还可预防喝到水中有山蛭的卵。
山中还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小虫就是“猴虱”。这东西体积非常小，但数量很多地在一个窝里。通常在野兽多的地方（如猴群），在枯木枯叶多的地方，有的也在不高的树叶中。人一碰到时，很多就黏在衣服上，然后再钻到人体到处爬，令人毛发憟然。曾经遭遇过它的人都知道，必须脱下衣服拿去抖，或在火上抖，再认真检查把黏在身上的捉掉。游击队的工作生活，男女队员往往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要脱光衣服真有些难堪不自然。还好大家生活久了，都知道彼此的想法，男女自觉分开到树丛后面忙活。“猴虱”小又多，往往还有漏网的，而这小东西又往往躲在最隐秘最要害的地方（如下体）。这些被咬后的地方，就会红肿，其痒难耐。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总是抓，要叫医护人员帮忙清洗涂药更难启齿。如果又要行军赶路，一路因被裤子摩擦，就更难受。通常这种折磨往往要整个星期，真是“无奈小虫何”。
与“猴虱”同样令人厌恶的微小东西就是“红蚑”。在农村散养的鸡的脚，翅膀下，鸡冠处，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红红的东西。在原始森林中，经常在山垄上有一块光光的场地，没草也没枯叶，这是野孔雀日光浴的地方，也是它在这里鸣叫求偶的情场。这样的地方，往往就有许多“红蚑”。除此，如野猪睡过，或生仔留下的窝，也往往是“红蚑”之地。“红蚑”很小，不易及早发觉，往往在我们的腋下，肚脐，下体及脚腕部被咬，造成红肿奇痒，极为不舒服。对这种“红蚑”，只要捉掉，再涂上驱风油或其他油，几天之后，就会逐渐消退。
在巍峨的砂印边界崇山峻岭中，在那日夜奔流不息的马罗河，先后生活过近千个日子里，在没有战事发生时，这 “世外桃源”是很可爱的，我至今还常怀念在那边区的马罗河岁月。当然，在那里一定也有些烦心、惊心的事，也同样永远的深印在我的心中。
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
2007年8月28日
尤正新、生强、添善、宋平等老友口述
丹心记录编写温贤定修订
共同心愿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从1965年10月26日成立到1990年结束，历经25年的路程。虽然在1990年这杆红旗已不再飘扬，但无论如何它曾是砂拉越人民自己的一支武装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战斗力上都不正规，但是在这25年的历程中，他辅佐着北加共产党在砂印边界和砂拉越的土地上，进行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反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自主的事业。
我是1968年参军直到1985年回返家园，前后共渡过17个难忘岁月的军事生涯。从扛枪、吊吊带、戴军帽、穿军衣，到日日夜夜，风风雨雨，艰苦卓绝地游击在砂拉越第三省的郁郁森林里，也许是生活太奔波，过程太曲折吧。因此，脑子里没能清晰的把当年砂印联合部队里（简称连队）同志们的种种事迹跟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联系起来，做个完整的回顾。
这次由於刘正新老友执意于要把他当年那40位从连队先撤出，以组建自己北加人民军部队的同志们的历史事迹，即自他们参与连队的训练到他们的参与三支队的建立的前前后后的事迹的进行回顾留痕，我有感於他的心意，愿协助一臂之力。也由於协助他而引起我个人思维的驱动，这次我才惊觉连队的那40位同志【注：应说明除了这40位同志是先从连队来到马罗河建立三支外，而后来还有从第二连与第三连起义的，约40位连队同志参与建立北加人民军三支队和第二支队。】 和我们的北加人民军的重要关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军事上的许多战术、技术主要是从他们那传承下来的，以这批连队同志为主，及其所训练出来的干部，也成为后来25年我们砂拉越东部革命组织在军事上的中流抵柱。应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部队就不易组成和很快就有战斗力。因此也激励我想把当时的连队种种事迹，尽力的加以记述，以了却正新和许多老友们的共同心愿。
连队同志既然在军中是那么重要，我想要记述就要尽可能全面些，我就聚集了几位老战友口述。但是由于记忆的模糊和遗失，我又没有参与当时的斗争，还总觉得写来勉强不如心愿。但无论如何得把它写下，让有心人再逐步完善它。
一二•八起义，大逮捕，“逼上”梁山
1962年汶莱“一.二八”起义后，英伦敦殖民部、殖民政府和半岛代理人为能够在预定的1963年8月31日成立大马，而进行扫除的左翼力量障碍，为方便右翼顺利上台掌权制造条件的内定时间表和议程，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全砂拉越地疯狂的到处逮捕我们的公开和地下同志。1963年，那是个黑暗的年代，许多同志，尤其是许多公开领导层干部和地区的活跃同志都被捕入狱，我们这些幸免被捕的同志，许多也转移到郊区或农村隐藏。
1961年马来西亚计划提出，1962年6月22日文铭权、黄纪作、王馥英等中央最高领导层被捕，1962年12月8日汶莱起义，接连下来的持续全面大逮捕，和印尼政府的对抗大马政策，在砂盟中央仅剩之一人，迅速在1963年1月份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并仓促发动大批人员到印尼接受军训。自此，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同志从各条路线（主要是一省和二省）越界到印尼接受军训。据统计，从1963年1 月起先后大约有500名青年男女在第一省、第二省先后越界。在第三省则只有江先芳、余清勇、吴云宜和两位伊班群众在1963年中越过边界沿马河下卡江，再下到坤甸。这是个历史性的时段，也是轰轰烈烈的时段，也是一大批热血青年难忘的风雷激荡岁月，确实有非常多的可歌可泣事迹。
我这次采访了几位当年越界的朋友，他们说，当时由于事前没有时间，无法进行思想动员和准备。因此他们从思想上到物质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珍娜说，她当时只接到通知说：要越界，说是三个月后就回来，因此叫他们什么也不用带，所以他们便什么也没带上。可是，一越界却是整整10年，直到斯里阿曼行动时才回到故乡的亲人身边。生强说，我接到通知说要走，我就走，尤正新队长也一样都是两手空空的过界。可见他们脑子里对他们前面的路是怎么一回事，还是懵懵懂懂，只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对革命组织的一片忠心，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就这样，他们在白色恐怖和大逮捕的气氛中，被带领走上了充满荆刺而又漫长的武装斗争道路。
另一边厢，我在63、64、65年第三省国内军事训练期间，仅是最初步的接受一些军事思想和军事知识，我们还处于做体操、军操，和学习一些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当他们越界时，我（念初中三）还处于被联系中，我的同学友好说没看好我会走这革命路。
我一再追问他们当时越界时的心情，他们都说当时还小，不大会想，负责人叫走就走。这和后期1968年我们三省发动越界的心境大有不同。这时我们已能从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及西部游击队的刊物，比如《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的战鼓声》等的许多文章中，相当清晰的知道这一去是要去扛枪做军人，和进行长期艰险的战斗历程。然而，由于年青和对军事知识的肤浅，还只是对将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前景的简单、天真设想，而和后来经历的实际情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总认为，我们许多同志当时会越界参军，是一种时势的造就吧。当然，我们的少数领导，是有自觉的意识，他们及时提出“更高形式的斗争路线和政策”。无论如何，在悠悠27年的武装斗争长途道路上，我们绝大部分同志直接或间接为革命为武装斗争有者献出一生，有者献出半生。虽然革命没有成功，但这种对革命对人民事业，对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实现最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的执着性、坚忍性，却是可佳可赞。不论我们对这场斗争过后有多少的正面和反面的想法，我们还是应以此引为自豪。我赞同陈平的话：“回顾我们的共同追求梦想的漫长日子，无论实现与否，总有欢欣古午的一刻。”
模西青年参军去
1963年5月间，砂拉越石隆门几个地区的革命同志接到革命组织的紧急传召，要越界到印尼去军训。当时正值严重白色恐怖，在殖民政府的大逮捕镇压下，同志们正焦急的等待着，商讨着革命组织的指导方向。这下可好了，不用面对逮捕又能参与军训，大家自然踊跃参加。在沈新民，原名沈耀彬（模西小学的老师，兼模西地区的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那一带来自3个地区，有30个青年和同志投入到越界的队伍中。
30个同志中有8个是女性，22个是男性，沈新民为首，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其中人员计有生强、克典、瑞平、生明、光明、邱志雄、志敢、苏小明、刘正新、敢明、秀明等，女同志有丹娜，都响应号召，奔赴边区。这个紧急的行动，由于讯的突然，同志们从思想到生活物质上都处於无准备的状态。他们最多带了一、两件衣服，其他就只有手上戴的手表了。但，一身轻也有好处，方便走路。
从短廊（敢明的老家乡）出发，取道Chomon, Oba过诗里京，那边原来是有走私山路（多数是民间老百姓来往交易或走私的山路）可进印尼境内，估计一天一夜能过境。30多个同志们静等着夜晚的来临，夜幕低垂，人多胆子壮，再加上对革命组织的无限信任，同志们不顾前途的种种艰难危险，其实也无从想像，大家的心拧成一条绳，踏上征途。刚踏上征途就面对着一大块的烂芭地，那是种水稻的稻田，齐膝深，同志们手拉着手，虽然艰辛，但是年轻人火热的心，轻骑过关。
继续前进，中午12点左右，正值要过界前，他们遇到民防队，只有两个队员，没有枪支，但有利刀（短刀和长刀）。这些民防队曾在秀明处割树胶，所以会认识，因此没那么僵持。30几个人对付2个民防队本来不是大问题，但考虑到这条路线还要再用，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以保持路线的通畅。起初他们不让过界，执意要搜查，沈新民把他带到一边去商谈。在尽量争取下，沈新民以两百块钱和3个手表作为过界的条件。刘正新警惕性高，怕万一有事故发生，同志们会被飞刀伤害，所以他拉了一部分人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刚好旁边见有烧剩的木棍，如果有事发生，随手能有个防身反击的工具。
问题解决了，我们真高兴，展示飞毛腿，飞快的过界进入印尼境内Siding地区。2个钟头后，吃过午饭，我们到了一间长屋，就和两个印尼兵（来接应他们的印尼兵）联络上。队伍在此稍作休息。这印尼兵是友善的，他俩还热衷于教我们整队，可是，当时我们没有人会讲印尼话，所以只好叫个人翻译。当地刚好有个山口洋人，是位走私贩，常常进出砂印边界，曾在我们国内工作过，刘正新认识他，便请他帮助。刘正新还和他睡了两晚，聊上了两夜。
同志们又继续前进，到了一处有华人居住地，过了一条河，有个接头站，廖伯来和我们接头。河边有小店，留宿一晚，继续行进，由印兵带路，步行一天后到一个华人小镇－华莪。在华莪，我们开始自己煮饭，但都煮不熟。邱志雄这年青人很厉害，会煮饭，他煮给我们吃，但没青菜配，只有咸鱼，真是考验了我们大家。
经过华莪和邦甲
我们在华莪住了两个星期，印尼华人对我们友善又关照，民众起初误以为我们是难民或是因故被抓的。正新说，有一天，刚好是他炊事。印尼华人同胞拿了一面盆的猪肉来，从厨房的窗口塞进来，我心领的婉拒推辞了，说是不用他们烦心了，我们自己还能解决问题。
在这两星期中，还有很考验的一件事是冲凉，一般人就在河里冲，但河水太脏（当时，印尼河水脏是惯常的，河里常常飘着人的粪便，死动物等）。又因天晴，河水量少就更脏了，刘说他甘愿冲井水，有井水冲那还有好嫌？同志们住的是政府屋，周边有华人学校，有球场。所以没事做时，我们就打篮球，晚上睡的是用草席铺在地上睡，吃的是他们拿食物来我们自己煮。但是因为锅少人多，所以煮饭是从早上煮到晚上，轮着吃，等轮到后面的人吃时，前面的人又开始饿了。
在漫长而又空乏的两星期过后，印尼友军又安排同志们继续前进去邦甲（小兰的家乡），从水路走，是由华人驾驶摩多船，水很浅，水底都是沙，因此水很清。船不能过时，要摇晃船身才会过，引擎继续跑都不要紧。邦甲有兵营，印尼兵讨东西，我们又给了手表，因此队伍里的手表又少了。我们大约是早上10点出发，隔天清晨就到了邦甲。8点左右印尼兵车就来接我们了。
早上八点半兵车沿着小路，经过很多很多的椰子芭，路途弯弯曲曲，直到下午四点半黄昏前，才到了山口洋。这途中还有个小插曲，当兵车载我们要离开邦甲时，有一批青年人追着来，当时刚好正新坐在最后。那些年青人准是误会我们是出了事故被兵抓走的，焦虑而又关照的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或是能找谁来担保你们。”我感动的说：“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你们放心，我们没事的，谢谢你们的关照。”
在山口洋
1963年6月4日，我们到了山口洋。一到山口洋时，很快就遇到黄汉、存厚、罗平他们，他们已先在那接受训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添善、亚美等已先到，我们还遇到秀琴，秀琴是从山马丹水路过界。
到了山口洋后，这一批人员很多被分配到巴士兰，那是个小农村。我们租了一间大屋子，大家都铺在地上工作和休息，人虽多，但吃没问题，还可以自由的进出活动。由于是临时逗留，因此，由秀琴来为他们讲故事，如《铁道游击队》等。他们在这逗留了一星期，在这期间，同志们再次感受到印尼华人对他们的关心。
孟加影军训
一星期后，部分同志们由兵车载到孟加影接受军训。在孟加影训练时又加入了南章等8个人。这可是他们从祖国长途跋涉来到印尼后，第一次接受大集体的军训，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心情不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呢？我总在揣摩着，应该是又高兴，又紧张，又会有所顾忌吧。当然，也更无法体会到这陌生的军训是怎么回事。孟加影是个训练场地，在石隆门的同志们训练之前就是亚平、张凡、锦明、露云、何信等他们第一批由印尼军官训练，他们训练好了才轮到石隆门的一批训练。
我们集合了83个人，又加上南章等8人共91人个同志，再加上志愿军共有百多人。我们同志是由沈坚平领头。大队伍就这样展开了艰苦、严肃、紧张又刺激的军事训练。
正新一直想阐明一个有关当年军训的问题，他因有看过某些文章，也听过某些言语说他们的军训是不严格的，甚至只是随随便便的，他说其实并不是那一回事。同时笔者也从几个连队同志那了解，确实他们的军训是严格的，尽管这只是第一次的训练，军官们也是严格的训练他们。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军训，是更加有难度和更加的实用性，到最后他们是到森林里真枪实弹（塑胶子弹）的军训。应该说，在2个月时间，他们是接受过一个军人应有的基本常规的训练，他们够资格称得上是“军人”。当然那是我们革命部队的雏型“兵”，但没有他们，就不能早日建立我们自己的革命部队。
以下是他们这第一次军事训练的种种：
早上五点半起身，练到下午两点。午饭过后再训练到傍晚五点半，晚饭过后又再训练到晚上十点。早上五点半到下午两点；傍晚五点半到晚上十点这段时间的距离长。但下午两点到五点半的时间又短，这造成他们的饥饿感。军事训练中军人要练出游击战争中的坚忍性，不能吃饱。早上只能吃两片饼干和一杯咖啡，直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但也不给吃饱。军官说，米是有，但军训期间不能吃饱。而下午由两点练到五点半，时间短，所以不大会吃。五点半再训练到晚上十点，晚上到隔天早上五点半又得挨饿了。
关于军训时，给不给吃饱的问题。有的同志另有说法，以为粮食不够，其实是被刻扣，以至于减少了才不给吃饱。
队伍分为A、B、C、D四大队，尤正新是在第四大队。有8个训练官带着他们训练各种军事技术。整队时要挺直，不合格者会被踢，根据他的印象，取胜和尽忠等曾被军官踢，训练官叫伏倒时都要伏倒，而且绝对不可动，不管是伏到火蚁，还是伏倒牛屎都不可动。还包起眼睛来拆枪装枪，还要爬绳、游泳和爬树等。
训练期间，要随时准备被突击，晚上也不例外。刚接受训练，被突击当然会有失误，比如鞋没穿好，吊带没拿到，或其他的糗事。这是训练军人应有的高度警惕性。
他们也训练爆破，那是用一种很强烈的炸药叫“TNT”（现在炸石头也用“TNT”），把一片一片的炸药梆在大树上。大树只要两片，面对面的梆着，就能把整棵树炸掉，最高的威力有500磅，可以炸掉墙壁和大树。 他们也训练夜行军，包围和反包围，以及其他种种的基本功。训练官在训练期间很强调一点，不论什么状况发生，先隐蔽自己是最重要的。
总之经过一个月的严格训练，同志们个个都明显的瘦下来。尤说，我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严格训练，那来的过硬本领？没有过硬的本领，那能担任我军的军事先锋？
他们训练的地方是印尼国防军的列常训练场地，孟加影的山高，他们是在一个小山头上训练。
生强说在那期间，有一次他们还偷吃了猪肉。原来印尼军人多数是信伊斯兰教，是不吃猪肉的，生强等几个嘴馋，到附近华人住户处买了猪叫他们杀和煮，然后送去山上给他们。当然他们是背着人做的，但却被爪哇籍的志愿军（有吃猪肉的）看到，因没参与吧，他认为不公平，愤而向上司报告。上司知道后，活罪难免，就罚他们洗碗，几百只碗全都拿来洗。那有个大水池，洗的难度还不大，他们洗到晚上10点。无论如何，沾了腥的痛快，还是远胜被罚而不快的感觉。
同志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军训是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了。经历了这一历程他们个个可都是军人了，那种感觉应该是很自豪吧。然而要成为一个有素质的正规军人 ，要逐步树立军人的有别于常人的种种生活作息，还要经历长期的艰辛的生活历程和战斗历程。
参加第四连 上新当
在孟加影训练完后，同志们坐卡车回山口洋，那是需要一天的时间。七月底，他们又开始了另一阶段的军旅历程。沿着山口洋用车到坤甸对面江某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又用船驶了两星期上到卡江（Kapuas河，婆罗洲岛第一长大河）中游的重镇新当（Sintang）。
在孟加影和山口洋军训后的同志，大多数被整编入砂印联合组成的第二和第三连队。这时尤和张帆、取胜、光明、何风、纪平、社光、汉青等8个被安排到第四连。说是连，其实四连只是一个排，排长是正规军，由他负责训练，这时我们熟练多了，我们只是复习而已。这段时间，我们拿的多是Sten枪，但是每人只分配到200粒子弹。
过后，我们承担了任务，我们第四连的主要任务是支援第二连和第三连的，是后备队。我们还负责保护指挥部，这里所说指挥部，是北加临时政府NKKU的部分领导人。当时纪晓、存厚、月友等都在那，我们负责站岗。我们的住处离指挥部不远，大约有半小时的距离。每晚派一小队在指挥部的一高点守卫。尤说他有看到纪晓，意识到纪晓是想要接近我们同志，他有时拿点咖啡什么的来给我们喝。但印方不让我们接近领导同志。
参加第三连
这段时间维持不久，第四连便解散，同志们回到山口洋休整，准备接受新的指示。不久正新等又上新当遇见罗平等几十个人合并加入第三连，当时沈坚平和沈新民等都在。三连也叫白蛇连。大约训练了一个半月后又继续沿卡江上到阳光 (Yongkong)。随后，再挺近到边区Badao，Lanjak一带。
说到这，正新一再强调，这里一再提到的连队，并不是印尼正规军的连队，而是我们同志和印尼志愿军联合起来的联合部队（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DA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 简称TNKU）。而印尼志愿军主要是爪哇和宋达两个民族，还有少数伊班人，交谈都是用印尼语，我们同志混久了也多少会讲印尼语了。
离开阳光（YONGKONG）到边界的巴岛后（鲁勃安都到Badau巴岛大约要两小时），同志们再接受印尼伞兵的训练。印尼的伞兵有一等、二等、三等，他们接受的是西爪哇Sili Wangi空投陆战队328营的训练。他们是属于陆战队兵种，会跳伞，他们来时就是用空降下来的。这段时间都是实地训练，比较多在运动中演练。这次军训是我们第三连1963年尾进三省前的一次严格军训。
第一次进国内被埋伏袭击
1963年中，一次连队进砂境内找战机，在整连一百多人中，我们同志有五十几个。晚上我们去Ulu Batang Ai长屋摸情况（了解情况），但因事前遇到砂的群众已经有暴露，长屋的群众已跑光，敌兵已在附近另一个小山上布置火力，设下埋伏。
当晚十点钟左右，我们摸向长屋，那长屋是在一座小山顶上。当部分人还在山谷，部分人还在山腰时，先摸上长屋旁的志愿军见长屋静静的没人，就大声喊叫群众，惊吓了鸡群。惊慌的鸡叫声和喊声，在寂静的夜晚特别醒耳，简直就是给敌人射击开火的讯号。顿时遭已埋伏在那的敌人扫射袭击。在长屋上面的志愿军也迅速跳下内避。敌人的火力依然猛扫长屋和来路。幸好我们的迫击炮（5号的）手即时对准敌人的火力点，连发两弹，准确命中敌人伏击点，敌人再也没有射击。我们则迅速撤离。这次的出击，不幸造成守后卫罗石岩同志牺牲，江流同志脚受伤。
第一次的实战，就暴露了我们许多弱点。第一就是麻痹，已经走漏了消息，却还没防备。其次没实战经验，不机动灵活，在刘正新旁边是有个志愿军机枪副手，他想打，但志愿军不让打。再来第三，是不同心协力，有者还似乎是另有图谋。刘说，其中有一个排长就很有问题，他在刘的后面，撤退时，刘见他竟然拉响机枪向后扫。问他做什么？他说后面有敌兵，可那后面明明还有我们不少的队友，还好只扫一排 ，没扫到人。再说，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思想上还是有幼稚处。刘说在撤退时，少华和永发跟上他。夜深人静，除了刚发生的阵阵枪声外，留下的就是森林里各种鸟虫的鸣叫声，永发听了很不自在，以为那是什么？正新开解他说，我们身上有几百粒子弹，两粒手榴弹，又有机枪，不用怕的。 半小时过后，正新等跟上连长、罗平等一起撤退。正新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国内活动，罗平是第二次，有的还有进过几次。志愿军有牺牲几个，我们则牺牲了罗石岩。
成功伏击辜加兵
后来还有一次，就是德兴和张帆等，伏击辜加兵的事。他们进了边界，埋伏在一座小山上，敌兵在山下的小河中被他们打，几乎全歼这股巡逻兵。生强说，辜加兵个儿大，目标大，他们伏下去等同我们蹲着身。对于隐蔽自己有不利处，但他们是职业军人，他们敢打敢冲，是有战斗力的。
接受印尼伞兵328营的军训
在经过这两次战斗之后，我们就撤回Badau（巴岛）接受印尼伞兵328营，由连长 Arisofi 指挥的军训。杨会强（温贤定）也在这次军训结束前，由二连转来三连，同行者还有宗希、吴铁、鲁恩、锦木、李汉文、尤今、恩端。。。。等。军训一结束，就迅速分发装备，命令进第三省加拿逸去迎接“民意调查团”。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一次整连部队饿肚的经历
1963年大约8月头，三连在Badau（印尼边境小镇）军训即将结束，从二连调来10多人加入三连，使三连华族人数增到60位左右，是所有志军连队中华族比例最多的连队。在迅速整编后，连队就接到印方的命令，由印兵（伞兵突击队）带领，要队伍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八月中旬）内赶到国内（马来西亚境内）三省的加拿逸，说是联合国的柯柏特调查团会来到诗巫 ，要我们到国内准备和国内组织碰头并到加拿逸展示反大马的行动，目的是证实砂拉越有人民自己的武装和展示反大马的力量。这是1963年9月16日强行成立大马前的第一次重要军事行动。
既然要展示砂拉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凡是具有印方标志的东西，比如印尼盾，印制有印尼字样的军用毛巾及其他有标志的都除掉不准带。每人还发给马币150元。因此，很多的东西没带或少带。
当时，我们是整连加上带领的印尼空投陆战队 Seliwani 328营40多人，和当地一名伊班族响导带领总共人数160多人左右。原三连连长 Murijono（人称傻性 － 瓜哇人）也在出发前来到，和我们一同开进砂拉越国内。从印尼最靠近边界的长屋（Kpg. Jelai）向国内二省Batang Ai河尾进发。由于他们不善使用地图指南针和伊班响导也不熟悉路线，结果在Batang Ai河尾森林里迷路，非但无法在预定时间到达第三省加拿逸，出发时带的整10天粮食很快就吃完，最后还饿了20多天，这就是令人难忘的连队战友饿肚事件。
宋平回忆说，他们在行军队伍后面，由于饿肚饿的很，因举凡能拿到，能塞肚的食物都被前面的人先到先得手了。当我们路过稻芭时，稻芭里的金瓜和黄瓜等已被前面的印尼伞兵和志愿军拿走了，我们到时，什么都没了。在这艰苦时刻，我们北加同志仍然牢记革命军人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主动去采稻谷和瓜类。即使个别同志拿了群众的东西，罗平同志亦把钱放在“郎高”的篮子里。好像那时宋平看到乌述（温）采了一粒伊班酸茄，也还会无奈的说：“没办法了，群众纪律也要犯了，已经采了”。还将酸茄分一点给我，就这样生生地吃了。
持续两个多星期的饥饿行军，对我们这些刚离开不愁温饱家庭的年青战士来说实在难于忍受，不停蠕动翻滚的胃强烈地使人无须选择吃下一切东西。记得，当我们离开稻芭宿营时，有些战友将志愿军给我们的一些稻谷，用食格炒来吃，以为谷也会像玉米般爆裂开，那知炒了很久始终都不会爆 ，也只好把焦黑的谷放进嘴里嚼烂吃。结果粗糙难消化，几天不会大便，看着“饱涨”的肚子，真是哭笑不得。
在折回印尼之前的第三天，我们在这带子青芭见到一种果树，树身大概有6尺高，果实似葡萄，但颗粒较小色蓝，其汁带粘，味道甘甜，好多同志都采来充饥，虽然吃后嘴巴犹如喝了蓝墨水般难看，但又是一种解决饥饿无力的好东西，又似上帝送来最难得的礼物，让那举步艰难四肢无力的年青战士增加了体力，继续回程。其实森林里是有些果子像无花果的都可吃，但我们会认的不多，能遇到的就更少。军队大队伍行军，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可以私自个人行动。再说深山野林，若私自行动，掉队后，要自己负责，谁也不敢掉队，都是紧紧的跟着大队前进，谁也不敢因饿肚而分心去找果子。
在返回印尼前的第二天，我们到过Batang Ai河尾旧长屋，在那里伞兵抓了两个民防队员，缴了猎枪并随队带走，但晚上并没安排人看守而被逃跑回去。第二天（也是返回的最后一天），早上约八点左右，当我们大队刚刚离开宿营地，这两个民防队员就带兵来攻，他们看到宿营地留下的火烟就开始扫射。由于我们队伍大，没有追过来。过后他们依据我们行军方向与其指挥部联络。大约11时左右，敌人的直升机来到边界，对着边界山不停盘旋扫射。这时，我们也正在跨越边界，阵阵的机枪声和落叶加速了队伍的步伐，更使一些落在后面的志愿军顿时反超在前，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全军回到出发时的长屋，结束了这次行军。
这次整个行程足足一个月，但最终还未越过二省进入三省，无法完成预期的目的（到达加拿逸），反而队伍还挨饿整二十天，期间严重缺乏粮整星期。所以当队伍回到印尼境内营地时，有些人因此病倒，好像取胜（刘福源）同志一直拉肚子，最后排出绿水，还有不少人脚肿和便秘。这次行动，有几个志愿军掉队而与敌兵驳火丢失武器，一人失踪。
兰甲大军训
1964年头，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又在“兰甲”（Lanjak）开始了。兰甲是个小市镇，有华人开的店，有过去旧医院的旧址。我们在那整顿一个月，是职业教官为我们训练，就是在孟加影训练我们的那几个教官。他们有5、6个来配合我们连的连长和排长训练我们。连长、排长是属正规军的，不是从志愿军中挑选的。
这次的训练已提升到真枪实弹的训练，其实那是一次真正的演习，要非常的认真对待，若有意外，是真的会被打掉的，战术方面主要是包围和反包围。例如当时，杨会强带的一队是专门来狙击我们。杨会强的队伍在山头，我们在山脚，我们处于不利的地形，他们易于打击我们，我们却不易反击。战术上就是考我们如何在不利条件下的反包围，我们必须冲着上打，那也得边打边冲，他们居高临下，我们面对他们的火力，必须发挥我们的火力，以压制他们的火力，才能向上冲。等我们冲到山顶时，他们已撤走，到了另一个地方时，他们又狙击我们。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就要发起冲锋。演习时，是有指挥官在指挥，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用句连队同志的话“那并不是搞笑的，是来真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接受操练训练，因军训结业时，第12军区司令员（Penglima Riakutu）会来检阅。训练期间是非常艰苦的，其中之一就是不准吃饱。期间我们也有上政治课，连长跟我们谈《社会发展史》，从理论上说明社会怎么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及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方式等等。
结业时，西加第12军区司令部买了一头牛，设宴庆祝，并接受了军区司令的检阅。这也是我们接受的最后一次军训。尤说从1963-1965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军训。虽说这期间，我们面对诸多的艰辛困苦，煎熬考验，但只要想到我是个军人，“理当接受军事训练”便想通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同志以后还是要成为创建自己北加军队的首批骨干，肩上扛着的是重大担子，更是以此为荣了。
二连的几次战斗优秀民族干部郭楚然牺牲
添善是伦乐人，和他同时参军的有国光、露云、阿明等。郭楚然、王茂易都是负责人。第二连要比第三连早到边界。相对于第三连来说，第二连的处境是比较吃紧，这主要和地形有关，二省边界地带比较狭小，周旋的地盘小，双方军队很容易遭遇驳火。
二连在孟加影接受军事训练之后，便於1963年6月底、7月初月左右出发到卡江中段的Sintang（新当）。在这里又加入了一批由二省板督、成邦江和英吉利里来的同志，如会强、宗希、鲁恩、吴铁、锦木、芝麻、小妹、小兰、尤远、恩端、尤今、志伟、亚盛、李汉文、丹容、蔡华、Garu（伊班族）等。这批新同志并未接受真正的军事训练，他们刚参进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出战。大部分没有枪支和装备，被命名为爆破组，就随二连出发，经水路到边境下的实那宁（Senaning）小镇。这里很近国内的板督和板督与成邦江市之间的西成公路。几天休息之后，便开始军事行动，进入国内，记得当时的一个排负责去攻打靠近西成公路的Kp. Selupong长屋附近的敌营，许永生（郭楚然，二省早期民族干部）就是这次行动其中一个。许永生当时是领导上派到连队来负责我们华人同志的负责人，他参加二连，并受过正式训练。晚上九点他们攻击敌人的营地，当敌方还击时，他撤错方向，竟然撤向敌方营房的方向，走动时哔叭哔叭的声音暴露目标，故被营房敌人打到。当时不只是处于晚上，而且还下着毛毛雨，再加上他又戴着眼镜，种种原因造成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牺牲，实是可惜。
一次，他们二连在“拉召”附近的边界山Bt. Kalingan地方活动，由于国内的群众和印方的志愿军联络时，行踪已暴露。敌方即以空陆两路军来进攻我们,他们用飞机炸，用迫击炮轰。当时我们驻扎的营地只有一依甲半左右,敌方是有准确的目标攻击，目的要消灭我们。
早上八点左右，天空下着雨，就传来说河下游有很多兵，印尼军方，也许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叫撤，只说要站好岗。当时王茂益在下方的位置站岗，而添善是在较高处站岗，8点多，侦察机就来了，飞了两三次过后，接着就有多架直升机飞来。半个钟头过后 ，敌方的轰炸机就来轰炸了，连长仍然说要继续守住岗位。三几架敌机，炸了一个多钟头过后，排长才叫撤。王茂益从下方要向上方撤时，敌机刚好在他前方抛下炸弹，他伏的不够快，炸弹在他前面炸开，弹片击中他的胸部。他后面是有为，见到这惨烈的一刻，不由多想，背着他就走。到一个山岗处，不能再背了，只好用衣服盖上后，自己再行撤退，而我们的同志就这样遗骨深山了。
敌军密集的轰炸，炸到整个山头光秃秃，食格都炸烂，接着敌方的陆军又来强攻，敌方是十分有备而来，他们做假象，戴了和我们一样的帽子，设圈套叫我们上钩。
添善和另一个志愿军，把守在一个关口，由于敌方空中的密集火力，志愿军不敢站着站岗，而是躲在大树下，而添善却坚守岗位，当敌方的人来袭时，我方以为是自己人，还不敢先打，只喊话证明是敌是友。那一喊话，敌方的火力就扫过来了。
第二连两次战斗，我们就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第二省龙芽人，一个是伦乐人，都是负责人。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我们同志在实战中练就了作战本领，接着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我们的战斗力。
战斗在鲁勃安都边界的一个英雄小分队
过后，二连转到靠近鲁勃安都印尼边区，我们多次大规模越过边界去攻打敌方，队伍打了就撤回。因此敌方就天天用迫击炮轰炸边界。连队里以露云等华族为主的小分队就在那三间长屋之间活动。一天，辜加兵整连的巡逻边界，要来攻打我们，而露云也派燕坤、亚林等5人巡逻，他们沿山垄下，突然听到辟哩叭啦的声音，此时露云等已进入他们的火力范围，但还没有发现敌人，幸好燕坤还在后面，一看就看到敌方一个站岗的敌人，但不能开枪，因一开枪，露云等会被他们打。燕坤机灵的从大树后绕到敌人的方向去，从敌人的方向打站岗的人，使敌方产生错觉，以为是站岗的人打我方的人。这一耽搁，露云听到枪声，静下分辨敌情。这时亚林也看到另一个站岗的敌人，他先用机枪扫了一阵，敌方的指挥部竟被扫到。敌方一时人声吵杂，而露而露云跟着也发现前面来了敌兵，他用机枪猛烈扫射后，他们五人各自朝一个方向撤走了。过后敌方的直升机飞来了，人声非常吵杂。次日电台报告，原来敌方营长被打死，还有一些敌兵死伤，直升机是来吊回尸体和伤兵的。
过后，我们仍然在那一带活动。添善说他是在下一个甘榜巡逻，排长叫他们巡逻到露云他们那一带。去时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但倒回来的路上，却中敌方埋伏。当天，虽然我们排全部人员踏进敌方的埋伏圈。但在敌人还未开枪前，排的其他人员已走出埋伏圈，脱离了火力，而添善和亚林及另一个同志和志愿军共4人却无法摆脱，深陷于火力圈内，敌人的讯号枪一响，一时风云作变，敌方的子弹像下雨似的扫射过来，前面三架机关枪全对准我们。机警异常的我们，非常熟悉教官的教导，最重要的就是隐蔽自己。他们眼见路（群众惯走的山路）边有块沟状低陷处，就地一伏，就伏在沟里，睡死般的一动不动，添善说，那叫“假死”。敌方火力一停，我们马上翻过“马挡”（Batang）（旁边刚好有木桐）敌兵以为我们人员有死伤，站着大喊大叫“Come On! Come On!”看我们逃到那里去。我们看到这种情形身手敏捷的亚林一瞄枪，一排子弹就飞向敌方。几乎同时间，其他几位同志也同时开枪打向敌方。一打过后，在枪声的掩护下，亚林他们撤外面，我们撤后面，就这样被我们撤走了。
从这两次驳火事件看，我们的同志在印尼正规军严格的训练下，长时间的在边界森林里实战训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游击队员。这里包括了一个军人的勇敢，镇定和机动灵活的作战技术。
四十位同志先撤离第三连到巴来
正新说，1964年兰甲的大规模军训（也是联合部队的最后一次军训）后，1964年底、1965年初得到上级的通知，40位华族同志就要离开兰甲(Lanjak)到阳光。离开时，他们只允许带枪，不可以带子弹（原因不详，印方军队有所限制吧），还好我们私人藏有漏报的子弹。40个离开后，剩下十几位继续留在原边区连队。这40位同志先被安置在新当。不久，又继续沿卡江下到上侯（是个比较大的城市，聚住有许多华人，有商店，有学校）。小住后，由罗平带领用挂尾车来到巴来(Balai Karangan)的地方，那即是当年北加革命电台的发射地。那段时间的活动处于过渡阶段，所以一切都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我们不什知道是在做啥或该干些啥的？由赖北加（温国鸿）代我们领伙食费，每天领75印尼盾。在这巴来的地方我们住了相当久（大约有一个多月），因没有军训，所以有很多时间，我们就搞些小生产之类的和搞学习活动。
上马罗河到卡拉央参加建立北加人民军
40位同志到巴来卡兰岸的一个多月后，由於印尼局势的变化，又接受了崭新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准备在东部成立自己的部队。我们40位同志用挂尾车由水路从巴来卡兰岸下，又再沿卡江上马罗河，一直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才到马罗河。因我们乘坐的是商船，商船是边行边做生意，一站一站的停泊、逗留，上货、下货都极花时间的。我们沿马罗河上到马丁诺地区(Martinus)，再找到卡拉央地方（那个点我曾到过）。在这里，我看到3个人的小组，他们是丁有如、李安和李山，他们是组织上早就安置在那，为部队日后进入第三省作准备的同志。我当时非常佩服我们的领导人，大家都是年青的小伙子，而他们的思想层次却胜我们一筹，他们比我们站的高，看的远。他们确实有能力，走在前头带领我们前进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我们把卡拉央开辟成大营地。这就是我们在马罗河边扎下的第一个营地，又叫卡拉央营地。黄纪作随后又从坤甸用两艘船先后载了80多个同志到营地。80多个当中，这十几人是一批，其他的还有各路人马。1965年10月26日，就是在这个卡拉央基地，北加共产党第二局书记黄纪作亲自领导下，正式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PARAKU -- PASUKAN RAYAT KALIMANTAN UTARA），并成立第三支队。而我们40位同志就成了第三支队的最基本的人员，第三支队的先锋队。
总结连队
连队（TNKU）的成立是为共同抗马，连队工作也是统战工作。连队同志积极争取配合印方一切有利抗击大马的行动，反对一些不利抗大马的行为。诸如损害当地群众利益的土匪行为；欺压我们同志和某些冒险的军事行动。在连队军事行动和日常工作安排我们服从印方领导，在组织方面，我们组织秘密的教育和领导同志，传达革命组织的指示，始终教育同志为成立真正自己的武装部队和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的长远目标进行斗争。正因为革命组织在连队内的作用和同志们的忠心，所以在受印方指挥和控制的连队，庸俗和涣散的军中生活，尖锐的军事行动和频频牺牲，始终没有同志逃跑投敌，而最终完全起义回到自己的部队。连队生活不仅考验了同志们对革命的忠心，更促使同志对自己部队的热爱，也让我们从那里学习到许多军事技术和本领，又掌握和带回一批各式武器装备，为组建自己的军队提供宝贵的知识、经验和基础。
后话
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这篇文章题为《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有段重要史迹本应记在内。那就是最后起义回来的约四十多位同志（二连与三连）的事迹。因温贤定已在《当年连队起义》里写过，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提，那时段也是光辉和重要的时段。
由于我没有亲自经历连队生活，只凭口述不容易把这篇文章写好。对于整个史迹轻重的拿捏，时间、地点的准确性等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经过多位朋友看过提意见后，最后就得呈请老温批阅了。经过他的删改修饰，我看这篇文章应该是实际多了。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忱帮助，谢谢老温的鼎力相助，让我们祝福所有曾参加联合部队，而今还活着下来的诸位朋友吧！
（200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