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 27
(179) 1967年火焰山部队成立突击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
1965年印尼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印尼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印尼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的合法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自卫和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印共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田云端、蔡国志、陈金发，通过他们联络到了在华莪的砂拉越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纪晓(黄汉)，于是便开始铺路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华莪必经的道路。另外在昔邦、丁加含、大树山、华莪、孟加影地区安排了好几位重要的工作干部，陈武侠（监狱牺牲）、郑武杰（王明）、苏拉民（孟加影牺牲）、树华（道房牺牲）、周淑芳（宋贡牺牲）、林文佳（老港牺牲）、陈鸿义（孟加影牺牲）、国平（昔邦牺牲）、钦胜、陈水新等也在紧锣密鼓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陈礼夫），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林和贵丶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梭菲安说，现在（1967年）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是根据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66年《8.17声明》和1966年9月的《自我批评》纠正修正主义，做为依据的。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共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纪晓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具体事情。
会议决定：
一． 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 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 成立宣传组。
四． 后勤工作互相配合。
五． 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司令。
六． 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总部 ：司令员黄汉、梭菲安（以后牺牲）
政治部主任 ：黄坤涵（病逝）
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 ：林英（林世芳）
文宣部负责人：老何即何松林（砂拉越人朱云辉以后牺牲）、和西加的林英（林世芳）
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砂拉越人刘顺胜以后牺牲）、排长乔治、鲁成（砂拉越）等。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西加后牺牲）、陈山、方达（砂拉越人后牺牲）
副队长：山佐约（西加）
医务组长：砂拉越的白山（牺牲）、干达（牺牲）、美娜（牺牲）、西加方面是山英和红云（牺牲）还有几个爪哇人阿曼（以后牺牲）、阿山（以后牺牲）、哈山（以后牺牲）等协助梭菲安搞民运工作。
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
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自愿来参加武装斗争的。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但都是积极的革命者。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但那是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之地。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那里生长着许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就要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1967年7月15日午夜火焰山联合部队突击山口洋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1967年8月30日陈武侠被派去孟加影并成立830部队，830部队也曾几次与印尼军方驳火。
1967年10月13日火焰山保安站驳火事件，印尼军方死伤二十多人，火焰山部队伤一人。
印砂火焰山联合部队（715部队）与孟加影（830部队）及西加革命者在随后的13年武装抗争中，共牺牲了苏拉民、艾芬迪、小梅、乌拉、翠燕、郭正老伯等一百多位同志。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个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树油脂(darma)。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红旗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darma）树油脂来照明，油脂树在大山里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它当照明灯用。
我们在火焰山附近不远处开辟有稻芭，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米，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米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同志却因肚子胀痛而牺牲了。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去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还是坚持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日火焰山基地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原有另一班队员的营房，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以迎接围剿的印尼苏哈多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但群众被迫害和逼迁，我们失去了群众，没有了后续粮食来源，游击队无法进行长期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继续这样被动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部队必须化整为零。
1969年1月份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黄纪晓）带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带部队开回砂拉越第一省坚持斗争。
1969年西加方面把生病的同志送回第三阵地王明站，其他的同志分批撤回白区。在转移时，一名叫“战地”的叛徒，在长凳栋趁晚上队员们睡觉时，持枪对队员们扫射，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射死，有的逃脱了。西加的其他个别小组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经过长途跋涉、越过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后，重新投入人民中搞群众工作。主要干部被分配到卡江（ulu Batang Kapuas）达雅地区，开展达雅族群众工作。
1970年游击队员们全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把火焰山部队保存下来，并组织警卫队秘密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180) 1967-1970年持续排华 西加华人惨遭烧杀抢赶
1967年10月中坤甸电台广播，煽动达雅人“向华人宣战”，开展Laskar Pangsuma运动，全面杀、烧、抢、赶，持续排华大屠杀。从1967年到1970年，西加约十万人被驱离家园，被杀的难以估计。
(181) 1968年林和贵回砂 在海口区建领导中心 持续20个月
1968年4月11日美里罗冰地区工作组的手无寸铁同志们被包围，林万品遭枪击牺牲，钟吉祥、谢实珍、谢群娣被捕。
1968年6月22日凌晨林和贵与部分同志，从印尼西加用水路回砂拉越，经过两天，到达砂拉越第一省古晋海口区德洛沙邦，并在海口区建立领导中心，直到1970年2月24日，在海口区地带持续20个月。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这里先后集中两三百位学生、工人、农民，分批办学习班，众多人员进进出出。
(182) 1968年洪楚廷率新同志和黄纪作边区老战士会合
1968年8月17日江先枋副支队长、温贤定中队长率领一个18人的加强小队来到拉让江中游Ulu Sungai Dap的红旗山，和已经在等候的洪楚廷、邱亚陶率领的第一批40位第三省干部同志会合。8月19日出发上边区马罗河基地。
1968年9月14日上午一支56人的赤脚队伍，在江先枋、温贤定带领下，历经26天长途跋涉，洪楚廷、Ubong anak Nuing等人，安全到达西加里曼丹Kapuas River东北大支流Sungai Embaloh马罗河基地。在中型机枪21响和舞狮锣鼓喧天中，北加人民军总部政委兼主任黄纪作、副政委贝文对，及第三支队和部分第二支队同志，与第三省新同志，共约250位左右新老同志终于欢聚在日夜奔腾不息的马罗河边了。9月21日，总部为来自第二省、第三省新同志与边区老同志的大汇合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和连续三个晚上节目非常丰富的文娱演出。紧接着，由洪楚廷发动和安排的第二批三十多位第三省干部同志，也於10月1日，在印尼空军对基地轰炸声中，顺利抵达印尼边区德卡朗河五站营地稍候，之后转到马罗河基地后备点与领导会合，加入北加人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