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编者按语；
国内篇 1：马来西亚为什么不敢承认統考？；从一马贪污案看马来西亚财政管理的弊端和其前路；砂拉越具备完整的自治能力
编者按语：
数十年耒，余清禄老友对国內外形势及社会动态，都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并公开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最后的几个月，他意识到自已"耒日不多"，要求自已几乎每日一篇文稿刊登于报章。
本纪念特辑僅收集余老最后三个月的文稿。为了保持余老的立场和观点，本编不做任何修改，供读者们阅读和参考。
国内篇：
马来西亚为什么不敢承认统考？
（余清禄 28-12-2025）
马来西亚当局长期“不敢承认统考（UEC）”，并非因为它违宪或不合格，而是“怕承认之后引发一连串他们难以控制的结构性变化”。
下面我分成两部分说明：
（一）、马来西亚当局“不敢承认统考”，究竟在怕什么？
（1）怕动摇“单一文化主导”的国家叙事
统考的核心不是一张文凭，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教育体系的完整性与自信。
一旦承认统考，就等于官方承认：
华文教育不是“过渡性教育”
中华文明不是“附属文化”
多元文明可以并列共存，而非被同化
这将直接冲击长期以来以马来文明为唯一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对某些政治力量而言，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文明主导权”的问题。
（2）怕“同化政策”破产
马来西亚建国后，实际推行的是一种温和但持续的同化路线：
允许存在华校，但不完全承认；
允许使用华文，但不赋予制度地位；
允许统考存在，但不让它“通关”。
一旦承认统考，就等于承认：
同化并非唯一道路
多元并非“过渡状态”，而是长期结构
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政策逻辑，在现实中被证明并不成功，甚至失败。
（3）怕引发“制度公平”的连锁要求
一旦承认统考，下一步社会自然会问：
为什么政府大学不能全面接纳统考生？
为什么公共服务体系仍排斥统考背景？
为什么资源分配仍高度倾向单一体系？
统考一旦被承认，就会成为检验制度公平的“试金石”，而这正是既得利益结构最不愿面对的。
（4） 怕削弱“政治动员工具”
长期以来，“统考问题”被当作：
选举动员筹码
政治恐吓议题
制造族群焦虑的工具
如果统考被正式承认：
这个“老议题”就失效了
某些政党将失去一张长期使用的政治牌
对依赖族群议题生存的政治力量而言，这是实质性的政治损失。
（5） 怕示范效应扩散到沙巴、砂拉越对MA63权益要求
在东马，教育与语言本就拥有宪制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旦统考被承认：
沙巴、砂拉越可合理要求更大的教育自主权
MA63精神将被进一步激活
“平等伙伴”不再只是口号
这会动摇高度集中的联邦权力结构。
（二）、如果承认统考，可能出现的几方面趋势
趋向一：国家认同将走向“文明并列”而非“文明同化”
承认统考，意味着国家正式接受：
马来文明
中华文明
原住民文明
在制度上并列共存、互不否定。
这将使马来西亚更接近真正的多文明国家，而非表面多元、实质单一。
趋向二：教育体系竞争升级，整体素质反而提升
现实是：
统考生在数理、语言、纪律与国际竞争力方面表现突出
许多国家承认统考，并非“政治让步”，而是“教育现实”
承认统考后：
国民教育体系将被迫改革
教育质量竞争取代身份政治
人才流失有望减缓
趋向三：华社政治焦虑下降，社会信任上升
长期不承认统考，制造的是：
被排斥感
被防范感
对国家不被信任的心理
一旦承认：
华社会更愿意“留下来建设国家”
对制度的信任度上升
极端族群对立反而会降温
趋向四：马来西亚国际形象显著改善
在国际社会眼中：
承认统考 = 尊重教育多样性
尊重多语言 = 符合全球化趋势
留住人才 = 提升国家竞争力
这对国家软实力是加分项，而非减分项。
趋向五：政治从“族群动员”转向“治理能力竞争”
一旦统考问题解决：
政党无法再靠制造恐惧得票
选民将更关注经济、治理、廉政与能力
这对民主制度是质的提升。
一句话总结
马来西亚当局不是怕统考本身，
而是怕承认统考之后，旧有的文明等级、权力结构与政治叙事，再也维持不下去。
统考问题的本质，从来不是“违不违宪”，而是——有没有政治智慧和勇气面对一个真正多文明、平等共存的马来西亚。
从一马贪污案 看马来西亚财政管理的弊端和其前路
（余清禄 02-01-2026）
最新动态：纳吉再判重刑，反腐追赃持续
2025年12月26日，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拉扎克（Najib Razak）在一马发展公司（1MDB）贪污丑闻案中，被高庭裁定其4项滥权罪及21项洗钱罪全部成立，判处15年监禁及高达114亿令吉（约30亿美元）的罚款。此次判决的刑期将在纳吉已因SRC国际公司案正在服刑的刑期结束后执行。纳吉的律师团队已于12月30日就此判决提出上诉。
此案的最新进展再次将1MDB这场世纪金融丑闻推至台前，引发对马来西亚财政管理制度性缺陷与反腐改革的深入审视。这不仅是个人贪腐的落幕，更是照出国家财政治理根本性弊端的一面镜子，其沉重代价至今仍由全体国民承担。
一、长账未清：1MDB的持续债务与公共财政负担
尽管政府持续追讨，1MDB的幽灵仍未散去。截至2025年底，1MDB的遗留债务仍有约130亿令吉尚未清偿。自2018年政府接手以来，虽然已通过司法途径追回约290亿令吉资产，但国家仍需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填补窟窿。
从财政技术角度看，这暴露了系统性风险：
• 预算约束失灵：国会对于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债务等长期及或有负债的监督严重不足，债务未完全纳入预算管理框架。
• 风险披露薄弱：财政预测机制不健全，使大规模债务危机得以在各类融资工具掩盖下滋生。
• 长期化负担：剩余的债务工具预计将持续至2039年，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的公共预算将被迫持续为此“填坑”，占了本可用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宝贵资源。
二、制度性缺陷：权力集中与监督缺位
1MDB案的发生与恶化，根源在于联邦财政体制的高度集权。首相长期兼任财长，同时掌握财政决策、国企监管乃至反贪机构的影响力，导致重大财政决策与项目缺乏独立、有效的制衡。
• 缺乏制衡的决策：1MDB自成立起便由首相办公室直接管辖，其巨额融资和担保绕过国会及州政府的正常监督。
• 对东马地区的不公：这种集权模式对沙巴和砂拉越（简称“沙砂”）尤为不公。两地贡献了国家大量的能源与自然资源收益，但在国家财政决策中却长期缺乏话语权。当中央级债务危机爆发时，它们却要被动承担连带风险与发展滞后的后果。
三、历任领导时期的财政管理案例
1MDB绝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财政治理长期存在的政策惯性。
• 马哈迪时期（2018-2020）：虽誓言清理1MDB，但在财政管理上仍依赖行政决策而非严格的成本效益评估。大型项目上马与国企的隐性担保，继续推高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
• 慕尤丁时期（2020-2021）：“为应对疫情“ 推出了超过3000亿令吉的财政刺激计划。虽然“必要“，但其中大量支出未经国会充分审议，透明度不足，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长期债务压力。
• 依斯迈•沙比利时期（2021-2022）：在偿债压力下，政府支出中行政与宣传开销膨胀，被质疑挤占了关键的发展支出，东西马之间的发展投资差距问题未能有效改善。
四、沙砂自治视角：财政公平与资源支配权的核心诉求
1MDB丑闻加剧了沙砂对财政自治与公平分配的呼声。根据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 ，沙砂本应与马来亚半岛享有平等伙伴地位。然而，现实是财政权高度集中于联邦政府。
• 财政贡献与回报失衡：沙巴和砂拉越拥有马来西亚约60%的土地面积，但根据2024年国家发展预算，两地获得的发展拨款仅占总量的约14%。沙巴更是全国贫困率最高的州属。
• 核心自治诉求：两地的核心诉求包括：依据宪法索回40%的净税收收入、对石油天然气资源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如砂拉越要求掌管州内天然气输送与销售权），以及在国会获得35%的席位保障以维护自身权益。
• 缓慢的进展：尽管现任政府已解决部分MA63议题，并将2025年对沙砂的特别补助金提高至6亿令吉，但最关键的财政自主权与资源收益分配问题，仍谈判艰难。
五、前路：迈向透明、问责与公平的财政治理
纳吉的判决是对个人罪责的清算，更是对国家制度性失灵的一次审判。但要避免下一个“1MDB”，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
1.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强化国会对所有政府债务、担保及公共项目融资的实质性审查权，建立严格的长期财政风险披露与评估框架。
2. 落实财政公平：必须真诚落实MA63精神，通过法律契约形式保障沙巴、砂拉越在财政分配和资源收益上的公平权利，这是国家团结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3. 建立问责文化：需确保反贪与其他监督机构真正的独立性，并全面保护吹哨者，使透明与问责成为财政管理的核心文化。
1MDB的教训警示， *其前路是，* 唯有构建一个权力受制约、决策透明、分配公平的财政治理体系，才能重塑公众信任，确保马来西亚的财政资源真正用于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
砂拉越具备完整自治能力
（余清禄 03-01-2026）
2026年的新年伊始，砂拉越社会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自觉。砂拉越权益活动人士 Peter John Jaban 在其2026新年献词中，以冷静而坚定的语言指出一个关键事实——砂拉越已经走向政治与社会的“成年期”。
所谓成年，并非情绪化的对抗，也不是激进的否定，而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责任与自我决定能力之上的成熟状态。
这一判断，既不是口号，也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砂拉越六十余年现实处境的深刻总结。
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砂拉越是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而非作为从属州属或殖民地。然而，历史的演进却逐渐偏离了这一初衷。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原本应受保障的自治权、资源控制权与政治话语权，被不断削弱、稀释，甚至长期被忽视。关于砂拉越土地、石油、天然气、森林以及未来发展的关键决策，往往并未建立在砂拉越人民自由、知情与实质性同意的基础之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Peter 所提出的“砂拉越已经成年”的论断，显得格外具有时代意义。
砂拉越能够独立自主
感谢 Peter 以清晰而坚定的立场，阐述砂拉越已经达到政治成熟阶段的论述。
他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他触及了一个长期被回避、却无法继续回避的核心问题——砂拉越是否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这种能力并非今日才出现，而是一直存在。
从历史上看，砂拉越自1841年至1941年日本占领之前，长期作为一个实行自我治理的政治实体存在。无论是在行政体系、财政运作，还是社会治理层面，砂拉越都展现出稳定而持续的运作能力。这一发展进程的中断，并非源于内部治理失败，而是源于外部战争冲击，其后是1946年的英国吞并，以及一项在许多砂拉越人民看来并不完整、也未真正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的去殖民化安排。
因此，今日关于自治与独立的讨论，并非情绪化的反叛，也不是浪漫化的历史怀旧，而是一种冷静、理性且基于事实的历史再评估。越来越多砂拉越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砂拉越并未真正依照民族自决原则完成去殖民化，而是被纳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结构之中，并在制度上逐渐形成对另一个权力中心的依赖。
这不是新运动，而是历史诉求的回归
必须强调的是，从一开始，砂拉越人民就并非全然被动接受这一安排。反对的声音、对真正独立的诉求，从未真正消失。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一场“突然出现”的政治运动，而是一种历史诉求的复兴——由越来越了解自身历史、身份与长远命运的砂拉越人所推动。
与此同时，现实环境也在不断强化这种觉醒。西马政治日益陷入族群与宗教动员的恶性循环，社会撕裂加剧，而普通人民却长期承受高物价、低薪资与前途不确定的压力。砂拉越社会普遍不认同这种政治路径，也不愿让自身的多元、包容与和谐生活方式被卷入其中。
正因如此，自治与独立的讨论，在砂拉越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自我保存与自我负责。
一个成熟而包容的未来愿景
展望未来，一个完全自治，甚至独立的砂拉越愿景，既非排他，也非破坏性。它并不意味着切断合作、否定交流，而是一种建立在成熟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立选择。
砂拉越向来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宗教、多族群共存的社会。这种多样性不是负担，而是优势；不是分裂的根源，而是共同治理的基础。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使砂拉越具备建设一个自信、自我治理、对外开放而对内公平政治实体的现实条件。
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砂拉越人民所追求的，不是对抗，而是坚持；不是破坏，而是完成；不是否定过去，而是纠正偏差。
结语
砂拉越已经走向成年。
成年意味着承担责任，也意味着拥有选择的权利。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以和平、合法、理性与团结的方式，持续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立足于事实，遵循正义，并最终回归一个根本原则：砂拉越的前途，应由砂拉越人民自己决定。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时代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