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温长江同志
- 赖水
我有幸和温长江烈士在异乡相聚。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曾经并肩战斗过一段无法忘怀的时光。他有许多舍己为革命，破私立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事迹，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温长江同志于1963年中越界到印尼，而我于1963年12月间和他在异国的坤甸的如鲁都相遇，大家都很激动振奋，我们一起居住过一段日子。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间，我们十人接受印尼外交部的军官军事训练的安排，到东爪哇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接受训练者为：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赖水、温长江、庄美新、庄其全、黄庭茂、贝旺及窦顺保。
未受训之前，印尼外交部安排我们在一个地方修养和等待，因为我们到达印尼后，物质生活极为艰苦，每天只得两盘像水样的稀粥，大家都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个个都是瘦弱的。印方当局好意地安排我们吃一些较有营养的饮食来调养我们的身体，以备投入艰苦紧张的军事训练。长江同志坦率地说：“自从他到达印尼后，从来不曾吃得那么饱。”
我们调养20天左右，便到训练场地去，军事纪律是严格的，军事技术和体能的受训，要过硬的本领，坚强的意志力，一切行动都要快速敏捷。长江同志出身农村，生活作风较自由散漫。训练场上初期他有点赶不上，但在大家的鼓励和协助下，他很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严格要求自己，勇起直追，最终他也能同上同下，学完军官训练的一系列过硬功夫。
军训后，我们10人被派回到砂印边区的最西端的打叻河的阿桑山。在阿桑山，在文铭权、黄纪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这是我们革命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部队。当时文铭权、黄纪作、黄纪晓、杨柱中为主要领导行政人员，其他受训的六人成为军事指导班的成员，但长江同志在掌握军事技术方面较为逊色，所以领导就派他去负责寻找训练地点、射击场地等一切较琐碎的事务工作，他并没有计较，不论工作大小，他都乐意认真地完成任务。
在1965年11月间，到边区接受军事训练的人员很多。领导上分派赖水、文君（碧珠），和长江同志到三发河的一条支流，即丹章立达开办训练场。有个吃不起苦的队员，当了逃兵，长江同志为了维护训练场所和同志们的安全，自告奋勇地一个人划条小舟。沿河追赶到三发去阻拦，成功截回后，交由地方工作同志处理，然后，他马不停蹄的，披星戴月地自己一个人又逆流而上，划回到丹章立达，向我们做了报告。
话说在1964年6、7月间，他在国内负责地方工作的爱人曾寄一封信给他，信内反映她家人因她年岁好大，逼她早日嫁人，他征询长江同志的意见。温长江同志征求我的看法，也征求文铭权、黄纪作的意见。长江同志年纪在当时也算较长，对女方也有深厚的感情，但考虑到革命大业，他怎么能够为了儿女私情，回国内结婚呢，就算女方能千辛万苦来到印尼的部队，要两人过共同的生活，也将面对许多的障碍。经过反复思量，他回信给他爱人，希望她不必等待他，可自由去寻找更适合理想的对象。因为他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重回家园，他把个人私情完全放在革命利益之下。
1965年11月底，他服从革命组织的分派，从第一支队调到第三支队，他担负生产队大队长。为解决军粮这重大难题，在“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他亲力亲为地带领二、三十名队员，其中女队员差不多对半，他们砍伐大森林，辟芭整百亩。种山稻、木薯、番薯、玉米、瓜菜、豆类和其他杂粮，他们发挥冲天干劲，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苦干。值得一提的是，温长江同志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挑重活来干。他站在高高的架子上，抡起斧头砍大树，女同志和体质较弱的男同志就负责砍小树。
为了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领导上分配他去打猎，他几乎很少会空着手回来，不是山猪、山羊就是猴子。可见，在他的刻苦锻炼下，他后期的枪法也是很准的。
1966年7月、8月间，我接受第三支队叶存厚、杨柱中的命令，组织20人的队伍去攻打印尼兵的一个前哨站，以庄其全为指挥员，这次战斗在军事上可说是成功的。不过，过后印尼兵就发动大规模的反扑，这促使三支队的生产工作完全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印尼兵不断地搜剿上双空山，温长江同志只能全面停顿了生产工作，逐步转移到大打岩山下的第四号芭附近。
三、四个月后，温长江同志被调派去参加250民运队中队。和另一队由朱增仁同志负责的205民运中队互相配合，为了准备坚持长期的反围剿斗争。
温长江民运队是负责罗格(Lokou) 那一带的民族工作，队员十人左右。当时印军对当地群众还未残酷高压，我们和达雅族群众关系还好，拿布、盐去换米、木薯，都没有面对困难。长江同志初期面对民族语言的困难，但他勤学苦练，短时间内就学会一般的会话，基本上没有沟通的阻力，为我们在民族区能站稳脚跟作出贡献。
1967年1、2月间，第三支队的叶、杨和林xx的矛盾逐渐公开表面化。二月间，叶、杨主催下还开过几次的“民主斗争大会”，把矛头对准林xx和黄纪晓。在印军的反革命围剿随时到来的非常时期，还在展开内部斗争，这无疑对温长江同志的革命信念引起很大的困扰和打击。他私底下曾找我说了几次，也征询我的意见。他说从表面上看叶、杨生活作风较群众化，林xx三步不出门，不亲近战友，不曾到营房探访，高高在上，他怀疑林xx不接触下层，如何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实际问题，那么决策就可能脱离实际，不能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叶、杨不应该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化，在意见分歧时应该在上层会议上解决，而不应该在不知情的下层的全体普通战士的公开大会上来抨击，这无助矛盾的解决，反而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
温长江同志对领导同志之间的矛盾分裂对立，甚为焦虑，但被客观认识所限，也分不清谁对谁错，但他基于对革命的伟大理念，他认为，不管是那一派，只要谁的处理原则正确，他就会照他认为正确的办。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信真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长江同志在重大考验时刻，虽然内心有涌出失望消极的情绪，但始终坚守革命立场，他为着边区的武装红旗不倒，为开拓落后的民族工作阵地，终于奉献出他宝贵的生命。
在1967年9、10月间，温长江同志被落后的达雅人杀害了，而且被残忍地分肢了！真是令人悲愤！
长江同志对民族的迷信落后认识不足，加上麻痹大意，独自一人去联络他非常熟悉的达雅群众。发觉他失踪，下落不明后，我们派人去把嫌凶捉来审问。这名凶手最终承认是他杀害，他说：“印尼军队将会来围剿你们，你们撤走后，我将不能再和John 林（长江）会面交谈，我把他的头砍下来，以后他就会永远留在我身边，永远和我在一起。”他也把长江同志的身体分尸了，他说手指甲、脚指甲、甚至心肝都有用，他都拿去做法术了。根据这凶手的口供和带领下，我们在一个树洞里找到长江同志被剥了头皮肌肉后剩下的头壳。我们无限悲愤的背着这个头壳行军转移了好几天，后来把他埋葬在一个山头上，这个山头也曾是另一位烈士葬身之处。
后来在撤退转移时，因敌情很紧，这个达雅凶手最后被我们处决，想到长江同志牺牲时是那么的悲惨，恨不得对这凶手千刀万剁！
长江烈士和无数的先烈们一样，用他鲜红的血染红了砂印边区人民武装的阵地，和那还未苏醒的民族工作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