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蔡瑞新同志
蔡瑞新副政委，出身农民，小学文化程度，他热爱学习，因此进步很快。汶莱“12.8”的枪声震撼北加，武装斗争的号角吹起来了，革命组织一声令下，他抛开了个人的一切，奔向武装斗争的战场。他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告别了父母及妻儿，爬山涉水，离乡背井，迈开了矫健的步伐，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大道，这是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的唯一出路。
到了印尼，对内他还是负起了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外同其他单位搞联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这时他的担子更重了，但越干越起劲，生龙活虎，敢挑革命交给的重担。初期，当地群众把我们当做难民或逃难者看待，这显然是他们误会了，或是对我们还没有深一层的了解，这样就更显的作好宣传的必要，这个工作主要落在他的身上。为此，他白天和同志们上课，上午和晚上的时间搞联络和到群众中去宣传。白天出外避免暴露，而晚上就显得更加忙，常常一个人进出，晚上又很迟回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怕出事故，就提出这样不好，他却说：“我一个人惯了，在国内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目标较小，也比较灵活。”他还讲述过去曾有过特务跟踪，后来被他甩开的事。这些话看来很平常，但都贯穿着一个革命者不顾自己安危的胆略，敢于向黑暗势力进行挑战的勇敢表现。就如有一批同志被印尼右派分子强迫送往靠近马来亚的廖岛进行训练，并强迫我们同志去进攻马来亚，替印尼右派当炮灰，以达到他们（指右派）所幻想的目的，这显然是一条死路。这件事传到蔡同志的耳中，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进进出出同印尼右派军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带着革命组织的委托，坚决要求当局送回被强迫去的同志，并要求左派军人帮助处理这件事。后来经过各反面的努力，而最后终于把这批同志（除了在训练中一位同志意外牺牲）都送回来了。从这件事中也表现了他对革命的责任感，为革命的利益而操心。一段时期，他常工作到半夜二、三点才回来，有时为了工作的需要，还要及时反映情况，研究工作，又还要备课，还要把所见所闻的东西在简报上报导宣传，告诉同志们当天的国内外的形势。他常对我们说：“同志们，努力吧！前方（边界）同志又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他对打仗特别感兴趣，一有战斗消息就要宣传。对敌人迫害群众的累累血债，他的心情更加不平静，他鼓舞我们要努力奋斗，不要无动于衷，要加倍干，用我们的成绩来回答英马反动派的迫害，并鼓励我们多写信回家给亲戚朋友，鼓舞他们坚持斗争，继续前进……。当时有的同志没有写，他知道后就批评说：“这样可不好，你对家人不够关心，对阶级敌人还不够恨，对自己的群众还不够爱，这样下去家人觉悟不快，革命的形势就不会那么快的到来。”在他的鼓舞下，同志们都纷纷写了信。他就是这样，时刻关怀着周围同志的思想成长，关怀者革命事业，关心着群众的情绪，主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动向，在革命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扎实前进，真不愧是一位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领导。
在比较艰苦的日子里，他总不会忘掉劳动者的本色。到了印尼人又多，没有进行劳动生产，长久下去，那有这么多粮食呢？又由于当地群众的经济条件差和社会的腐败现象的存在，群众生活也不那么好过，加上觉悟低，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我国的革命斗争是有困难的。这样的时刻，是消极等待还是用积极的办法解决呢？这不但关系到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政治问题。粮食的供应走向困难，每餐喝粥水，经济的来源逐步面对困难，这时革命组织为了扭转这种情况，解决暂时的矛盾，叫大家献谋献策，多想办法，提出生产种菜的事，有的同志说：“印尼社会很复杂，站在敌视我们的立场是有相当部分，如果搞生产比较容易暴露，他们看到会眼红，这样对我们不利，又是在他们监视之下，我们又没枪，自卫能力还很差，……。”蔡副政委是做群众工作的，心中较有数，他说：“主要的问题还是群众能否支持我们，有了群众就有了先决条件，有了防身之所，还可以争取左派的力量在我们这方，我们有了优势，这才是可靠的。”接着又说：“在前不久我们才学过毛主席关于游击区也能够搞生产的论述。那个条件不是比现在更差吗？他们都能够进行生产，我们今天的条件还比较好，为什么不可能？”这样一分析，思想搞通了。终于决定，除学习政治外，还提出搞好群众的工作，自力更生，搞好生产，补充经济的来源。为了提高同志们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革命组织又提出进行劳动竞赛，选拔模范和劳动积极分子，条件是“多，快，好，省。”
为了执行革命组织的决定，在我们这个单位主要是解决土地问题。蔡副政委就到群众中去了解、商量、说明这样做的目的，结果得到了周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并有了多块土地，地虽不肥沃，但他蛮有把握的说：“为了人民，为了革命，只要我们有了革命的干劲，不肥的地也一定要它长出又肥又美的菜类来……。”开了动员会，调动了同志的积极性，从此，他白天工作回来，一有空就到菜园了解有什么困难还要解决，菜长得如何？帮我们总结种菜的经验，当懂得菜长的不好时，还帮忙了解谁家有养猪，并同我们一齐去拾猪粪。那一块菜地最热闹，就少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长期来练了一套拿锄头的硬功夫，时常到菜地来同年轻人比一比，到了菜地就说：“来，你们年轻人，同我这老伯比比看，谁锄得又多、又快、又好”这样一来年轻人也不服输，干了满头大汗还是输他。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真叫人看了心里快活，菜地上呈现一派新气象，好像我们是在解放区，他对我们说：“祖国解放后，就是要这么干……。”到了第二天早上，还问怎么样了，我们说“身体有点痛啦。”他却说：“可见你们过去还没有这样锻炼，我这样一锄，晚上也比较好睡了，觉得这样可爽快呢！”从此，蔡老伯的名字就变成了我们对他尊敬而亲切的称呼了。年青的同志就叫他亚伯，他也感到心里温暖。
经过了全体干部战士的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战，我们的菜类在山口洋市场上占了相当分量，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还值得谈的是，离我们住处不远有口“不乾井”，周围很多群众的水并不多，又会干，可这水井从来也没有干过，水又很清，当地很多群众的水都是这里买的，这家群众也靠这个水井补充了经济的来源。而我们的食水主要也是从这里拿的，群众起初还有收钱，后来就不收了，群众的转变跟蔡瑞新同志善于团结有关。
由于他能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热爱同志，帮助同志，同志们对他也感到温暖和尊敬。但他从不摆老“资格”，有了缺点，就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有一次，轮到他讲课，因为他日夜出外，工作忙，备课的时间不多，准备的不够好，对修正主义揭露和批评的不够深入，领导同志就当面批判说：“这样可不行，会变修正主义……。”他却耐心的听，认真的说：“准备的还不够认真……，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判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坚决做到了听从和遵守毛主席的教导，有错就认真改，有意见他就虚心的听，有错误的东西出现就坚决的斗。
他参加部队后，担任北加人民军总部的副政委，那时他的责任更重了，在二支活动期间，他对敌人满腔仇恨，常争着去打仗。一段时间后，叛徒的出现，印马夹击，形势很吃紧，那里的活动和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绝大部分的人员都转到了第三支队，而他却还留在那里，带了少而精干的人继续坚持与敌方周旋，开展那里的工作。后来，蔡副政委为了工作的需要到第三支队来，他还是像过去那样，闲不了，他才放下背包的当天下午看到了同志们在那里紧张的筑防御工事，有的锄泥土，有的抬木桐，他看到这种情景很感动，衣服脱掉就参加进去和同志们一起干了起来，一段木桐要两人抬，而他一个人扛，同志们看到这种情景都赞扬说：“蔡副政委好厉害。”直到领导同志有事要找他时，已经是满头大汗满身湿了。不多几天，工作商妥之后，他又离开了第三支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在他离开前，我们还开了欢送会会上，他还唱：“不怕路上有艰难…。（《黄河十八湾》的歌曲）。没想到，这样一去，我们再也不能看到他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脑海中，在人们心中永远长存。
清 流
写于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