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英国脱欧史：
民粹分子的生存之道

【时政】沉舟侧畔

那年春天初到伦敦，每天读报。我很快学会了两个关键字眼：Europhile，即亲欧；以及Europhobe，即恐欧。而且，这两个名词几乎只用在执政的保守党党员身上。后来媒体认为Europhobe的字眼太负面也太强烈，普遍改用Eurosceptic（对欧洲存疑），但欧陆的法文媒体依旧习惯以Europhobe称之。

保守党在1975年撒切尔夫人出任党魁以后，大抵定下了往后的右翼资本主义意识型态，党内对此分歧不大。从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着重私有化以及居者有其屋政策，借此扩大中产阶级，对工会和工运则毫不手软。

传统工业，尤其造船、钢铁和煤矿业，逐一被瓦解，彻底改变了战后英国的面貌。同時，在苏格兰、威尔斯和北英格兰城镇失业率高涨之時，英格兰南部，特别是伦敦，则因为蓬勃发展的金融、保险、证券和房地产行业而生气勃勃，形成了强烈的南北贫富差异。

如果说以社会主义挂帅的工党整个1980年代因为左右路线之争而疲弱，保守党党内对撒切尔夫人的右翼路线倒是没有异议。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然而，党内缺乏明显的意识型态论争，英国是否应该在当时的欧共体扮演积极而建设性的角色，就成了很好发挥的议题。所谓的亲欧和恐欧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

撒切尔亲美疏欧

关于欧洲的路线之争一发不可收拾。撒切尔夫人（见图）担任反对党领袖时，虽然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并且于1975年的相关公投上为此积极奔走，但出任首相之后却选择亲美疏欧的路线。

她每次到布鲁塞尔或其他欧共体国家开会，总以英国仍然是大英帝国，与欧陆若即若离的姿态出现。她对欧共体日益强硬的立场，最终引发亲欧领袖的不满，频频向她发难，最终导致她在1990年11月的党魁选举中票数不达标而黯然下台。

接任的梅杰普遍被视为亲欧派。虽然保守党在1997年5月的大选中惨败，但他六年半的领导并无法停止两派的恶斗，屡次面对恐欧派的挑战。而这次因成功导致脱欧派胜出而声名大噪的法拉吉（Nigel Farage）原是保守党人，在1992年因不满梅杰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城条约》（Maastricht Treaty）愤而退党，与他人另组英国独立党（UKIP）。

因此，保守党党内因为欧洲议题无法弥补的分裂，是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1997年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关键。回顾历史，当前英国首相卡梅伦不过是保守党在欧共体/欧盟诅咒下的另一个重量级牺牲者。

欧洲遂成为箭靶

我个人目睹保守党因为欧洲而自我撕裂，党魁逐个落马已超过25年。对这个以英格兰荣耀的历史和大英帝国的“辉煌成就”自豪的老牌政党而言，欧洲像个梦魇——先有拿破仑，后有希特勒，东西德统一后成了欧盟金主的德国也让英格兰民族主义者越看越害怕。在日不落帝国分崩离析以后的60年来，英国仍然找不到一个国际定位，欧洲于是成了所有国内问题的箭靶。

但英国当下的贫富差距、失业问题和产业无法转型，其实和欧盟或恐欧派所害怕的外来移民没有直接关系。1990年代，我曾经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也造访过谢菲尔德、利物浦、纽卡斯和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的重镇，当时那里已经满目疮痍，酒吧里都是领着福利金在喝酒抽烟赌马的失业大军，因为传统工业早已殆尽，却没有新的产业取代。

二十年过去了，我没想到同样的场景继续上演。回头想想，也实在不意外，毕竟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大量流失，撒切尔夫人是始作俑者，为的是彻底走资，也以此惩罚工党的传统支持者。

失业等社经问题

于是英国出现了每况愈下的失业问题、滥用药品、社会与经济局部崩溃等层出不穷的现象。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威尔斯的卡迪夫到英格兰的谢菲尔德、东卡斯特、利物浦、赫尔、米德尔斯堡和纽卡塞，下岗的矿工，钢铁工人和码头工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们继续在仰赖救济金过活。

除非离乡背井到英格兰南部找出路，否则家乡仍然不比一百多年前狄更斯笔下的惨况好多少。1990年代大卖的英国电影《Trainspotting》和《The Full Monty》都是以此为背景。

撒切尔夫人以后的政府延续了她的极右经济路线，到了布莱尔更是把新自由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赚钱的是市场和跨国企业，伦敦金融中心一枝独秀，房价也居高不下，南北差距已无法缩小。

卡梅伦（见图）执政六年，人们只记得他继续放任经济，连布莱尔那样画饼充饥的所谓 “Cool Britannia”愿景都不谈了。后工业时代的北英格兰和威尔斯城镇将持续没落与衰败，直到一个有意愿终止这个趋势的政府出现为止。

诉诸狭隘民族主义

整个欧盟公投的过程当中，人们听见以撒谎著称的前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法拉吉等人的叫嚣，但他们仅一味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语粗鄙不堪，从头到尾提不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应许之地（a post-industrial promised land）。

他们危言耸听地说“移民失控”（uncontrolled immigration）或“国民保健危机”（NHS crisis），却没有一套政策来回应后工业时代的挑战。他们高喊“把我们的国家拿回来”（take back our country），却不愿正视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市场不是欧盟的错，而是历届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

由始至终，极右派把欧盟公投当作一场戏来表演，操弄民众情绪，努力营造媒体效果。他们侮辱英国境内的移工，妖魔化“或将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付诸阙如，避而不谈。

民粹分子生存之道

 

而这一切正是民粹份子的生存之道，只因为群众的情绪极容易被煽动。纷纷扰扰之中，也不乏一些英国的少数族群人士认同英国“太多外来移民/东欧人/穆斯林”，殊不知极右政党食髓知味，脱欧成功后，接下来的目标或许就针对华裔或南亚裔移民。

人数失控是个很重要的议题，但解决的方法绝对不是将少数族群集体妖魔化，那是希特勒的手段，不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戏码。但这么一个龌龊的手段，却成功说服52%的选民，否定一个可以让没有帝国包袱的英国年轻人在27个国家就业、发展和定居的机会；而同一时候英国没有一个主要政党提得出缩小贫富鸿沟，拉近南北距离的政纲。

在国内制造不了更多就业机会，对外却又关上年轻人的欧盟机会之窗，实在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和美国的川普一样，英国的极右政客在无法推出具体解决经济困境政策时，只能转移视线，依赖民粹式的语言人身攻击，把难民和移民当箭靶，制造假想敌。

无法处理经济难题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马来西亚，即朝野无法在政策上处理经济难题，转而诉诸族群及宗教主义，或把移工或难民当沙包，也不时制造“外劳投票”的恐慌。巫统固然有红衫军等流氓，行动党的回击方式也不见得高明——补选期间打出大大的“华人是猪”广告板攻击红衫军领袖嘉玛以凝聚族群意识。这叫负面竞选，而非正面以执政成绩单或政策来与巫统区隔。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成绩出炉后，卡梅伦坦然面对失败，引咎辞职，展现了他个人的风范。昨晚，我也很认真地把他宣布辞职之后的第一个国会提问看完，欣赏他个人在面对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终结之时仍然能够保持坦荡、理性和风趣，也对他和几个国会议员谴责公投后的一些种族性事件极为赞赏，因为这在马来西亚近乎天方夜谭。

日益独裁的纳吉也第一时间抽水，称赞卡梅伦尊重民意，这固然是个笑话，无需认真。但与其继续嘲笑纳吉，马来西亚在野党人士不如躬身自省：没有具体的政策垫底，光靠粗鄙的言语，民粹的作风和无聊的笑话，就算成功玩弄了选民的智慧，于整顿国家社会何益之有？

投了脱欧一票以后，现在很多英国人觉得上了贼船，那是他们听信了民粹派而必须承担的后果。而马来西亚选民如何确保将来不会因为看了几场七情上面的政治秀，投了在野党一票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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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南发是联合国独立顾问，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性别少数群体，族群政治与民族主义，闲来无事喜欢研究世界各国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