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態

最近中国股市大跌，而人民幣的变动，也冲击到区域股市与幣值的变动，而引人注意。其实，中国股市相对封闭，也颇受政府的行政干预，而未必反映真实的经济实况，反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態，才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趋势。

之所以，今天的中国已成30多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比美国还多。以大马为例，在2014年，前3大出口目的地中，新加坡、中国与日本各占14.2%、12.1%与10%。因此，中国经济增速，追大马影响颇大。若中国从高速进入中速，也就是年均约7%的增长率，中国对国外大宗商品的需求自然也相应放缓，特別是產能较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商品。还需一段时间来消化其库存与过剩產能。

只是，整体上言，也应看到，增速放缓並不等于硬著陆；因为，6-7%的年均增长率依然是颇高的。对发达国言，在通常情况下，年均增长率也不超过3%；若超过3%，也只是个別年度的特例，而非常態。这也是何以，起点越低的国家，越可能出现高速增长之故。同理，当低收入国进入中等收入国阶段，也面对更上一层楼的瓶颈，不转型升级，便会陷入陷阱中。

史地看，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出现过3次增长率低于7%的案例，即1981年的5.2%、1984年的4.1%与1990年的3.8%。2014年的7.4%是第4低，而2015年应是略低于7%。这个中速可能是个较长期的趋势，故称为新常態。

新常態下的经济是什么状態？就大马来说，自1998年金融货幣危机后，也早已进入一个新常態，年均增长率为约5%。1990年代初期，大马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而1998年后，则转靠內需，也就是国內的居民消费来推动增长。由于行之已久，家户债务也由90年代占GDP的约40%，升到2004年的66%，直到2015年的88%。

同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靠高投资与高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態后，恐怕也得向大马一样，转靠国內消费，也就是內需而非外需，做为增长的动力来源。而在中国，这个潜能颇大。在中国，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偏低，仅占约50%；其中，居民消费占约35%，公共消费占约14%。在大马，这个比例则是52%与13%，共约64%。发达国家通常是占80%以上，如法国是58%与25%，约83%，美国更高达95%！

可见，中国尚有颇大的增长空间。此外，中国的公债占GDP百分比为约60%，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债占比更低至约36%，远低于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与大马。另外，中国还拥有约3.5兆美元的外匯。

从以上宏观指標来看，总体上应可保持平稳增长，即趋平或略为趋低，而不会是大起大落。在物价低的条件下，还可实施较宽的货幣与財政政策降准降息，以刺激增长。关键反而是结构性改革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