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砂拉越机工纪念碑落成的二三事

文：江泽鼎（楚天）

近日，无意间读到数月前有关砂拉越南侨机工的报导，心中立即有了三疑问，即：（1）机工是否就是等同技工；（2）不具名的“笔者”既有意分享资料，为何在全文中没有明志姓名，以及如何联系？（3）2011年已有众人商议立碑纪念砂拉越南侨机工，是否有误导之嫌？

对于第一项而言，书写历史事件，应以相关史料和文献为准，后人不宜特意另造词语，混淆他人对相关史实的客观判断。就史料而言，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官方档上已经统一使用「南侨机工」一词，即清楚表明「机工」其实早已经为正名了。英文的MECHANIC经中文语译之后（机工或技工），于字面的意思或许差异不大，但报导及研究需回归史料及文献参酌，作为文化学者或学术研究者，应当有统一规范的用法，作为报导者亦需遵从既定的用语，不宜随意扩展定义为宜。

就第二项而言，“笔者”意图究竟为何，因属其个人所为，我们仅能存而不论，不予置评。

至于第三项，林韶华博士《英雄的故事》一书曾引刘伯奎《砂拉越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实录》（长夏出版社，1983）说明商议立碑纪念事宜，其实是古晋中华商会于1950年召开会议时，梁耿昌偕同冯增标以机工的身份出席会议，会中动议纪念机工的功绩与告慰受难机工在天之灵，当时出席之代表多表赞成。唯当时商会代表兼筹赈会财政许泰森独持异议，其理由是：（1）机工回国之事，已成为过去，此时此地不要再提；（2）回国机工中，有许多贪生畏死之辈，中途开小差会越，对于国家有何功劳可言？且真正在中国服务者并无几人？

不料，这异议竟造成砂拉越至今没有机工纪念碑。其中的问题是：为何许泰森以一人之异议能够否决众人的赞成呢？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当时，机工梁耿昌和冯增标亦列席会议，或许是人微言轻，虽获得商会主席蔡萧仁口答应，允考虑进行，唯没有下文。有鉴于此，林韶华博士在《英雄的故事》一书中表明对许泰森的异议困惑，于是翻查了中国云南省档案馆的南侨机工史料，仅见“临时大队逃亡学生名册”中有28名或如类似许泰森所言者，但这原始名单会有几位是砂拉越的机工呢？倘若这仅是少数，那么还有这么众多的大多数是真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抗战英雄，是否更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呢？又据林韶华博士于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与远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廖平上校访谈，廖平指出仅有一位砂拉越机工李庆祥因水土不服而返古晋。廖平身为砂拉越机工的一份子，是身历其境的见证者，那么许泰森“没有根据和不负责任”这一类控诉的说辞为什么会成了一把双刃剑呢？许泰森的独持异议为什么会造成砂拉越历史的空窗呢？

刘伯奎在1983年认为纪念碑的事情应该有一个交代才是，但这也仅仅是个人对历史情怀的诉求，因为没有任何团体，或者华社正视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事宜。近日，又衍生另一说认为古晋抗日纪念碑的兴建源自2011年11月4日，当时华侨机工抗战历史研究会、厦门集美学校委员会、厦门陈嘉庚纪念馆等组成的“珍惜历史，关爱老兵”的慰问团抵达古晋时的倡议。这或许他人充满美意的建言，然而更正确倡议者应当是1950年出席古晋商会会议的梁耿昌、冯增标等2人才是。他们是最早的、最无可争议的、最具代表性的倡议者。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说是顺应梁、冯等的倡议，试图完成砂拉越历史的遗珠之憾罢了。就事实而已，2011年的所谓倡议只不过是宴会中的闲谈。此后，砂拉越未有任何团体以正式会议倡议建立纪念碑。至2013年，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经会议的倡议后，尔后才逐步落实设立机工纪念碑的事宜。

1950年的一次会议中的异议，结果竟是硬生生地把砂拉越历史中可歌可泣的真相掏空，姑且不论南侨机工事件是否会被曲解，但砂拉越的土地上从此就鲜有人知南侨机工的事件了。就事实而言，当时身为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成员的刘伯奎是为砂拉越机工史料记录的第一人（见其著作《砂拉越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实录》，1983），刘伯奎指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在抗日历史上留下这些爱国青年，在中国活动的事迹，一方面借此安慰这班热血青年，在心灵中一点慰藉，和已死者在天之灵。毕竟他们为了国家已尽了他们的天职。这篇文字，原想在报章上发表，留下他们在抗战七年来在中国的雪泥鸿爪，没有意思将之印成单行本。后循队员们之请，为保存容易，留作纪念；复得出版商俞隆庆学兄之承诺，又得报界黄优才学兄之协助，才改变原意，匆匆把稿件改编，如愿以偿，印成了这本小册子。」

那么，原是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着手的机工事迹，在1983年后是否还有下文了呢？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出版的《砂拉越华族史论集》（1985年6月15日），只有刘子政《砂拉越华人抗日活动与筹赈会》一文简略提到砂拉越机工（第12页末，仅4行），其他论文则没有收录与砂拉越机工相关的任何事迹了。再者，让人纳闷的是为何史学组至今再也没有任何学术作品问世？据闻当时身为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成员李福安（李南林）先生曾陪同刘伯奎前往采风，然至今未有其个人对砂拉越机工的著作问世，诚是可惜。换言之，刘伯奎在1983年曾与一些砂拉越的文化爱好者参与了南侨机工事迹的采风，但书写者恐怕只有刘伯奎一人了。那么，刘伯奎之后，为何史学组就后继无人了？我们虽无法窥知一二，但我们相信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应当也有一些可取的资料，只是这些资料何去何从了呢？而“笔者”是否也是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的成员，是否也曾参与刘伯奎采风，是否也继承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的精神，积极为这片国土的历史还原真相？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期待有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学术研究者、华人社团能继续为下一代发掘更为可贵的真实的砂拉越历史。

1997年开始，林韶华博士与先夫房汉佳博士走向了田野调查，开展了砂拉越机工史料研究进行整理的工作，他们的《砂拉越华侨抗日机工——英雄的故事》（1998年）为砂拉越机工的事迹整理了历史脉络。尔后2015年，林韶华博士又再版了《砂拉越华侨抗日机工——英雄的故事》，其中不仅增添了英文版，原著也在既有的内容上，增添多年来进行田野调查所得的史料和文献以为参考和佐证。就事论事，林韶华博士顺应当年时代见证者的提议，在跨越了一甲子的时间后，为立碑纪念砂拉越南侨机工提呈了最完整、最详实的建构方案之灵魂人物。当动土礼的那一刻，林韶华博士展现着最真的实践者的角色，为砂拉越的历史奉献最真挚的情感。

2016年的1月28日（星期四），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在林韶华博士的领导下，终于在古晋达万拉鲁祖师宫地段有了砂拉越机工纪念碑的落脚处。纪念碑得以落脚砂拉越不是后人的功劳，而是这片国土对于机工无私奉献的动容。因此，纪念碑动土礼的这一天，不仅彰显砂拉越历史真相的扎根的重大意义之外，更是砂拉越参与世界和平的可贵的历史见证。

然而纪念碑的纪念是为了表彰后人的功劳？还是为了敬慕已经默默无闻的砂拉越机工无私奉献的情怀？对于前者，众人是难以苟同的；对于后者，这片土地的众人心里有更多的是崇敬与佩服。然而，又或许有人萌起了不必纪念是因为事过境迁？又或是机工身份认同是敏感议题而作祟呢？同样的，对于前者，众人是难以苟同的；对于后者，这片土地的众人心里将会有更多的莫名的愤慨。审视历史，不难发现当现今的中国政府以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皆一致肯定及表彰机工的贡献，换言之，当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和胸怀，超越了当时所谓的国共的意识形态，而砂拉越机工在大时代一心反战、抗日、反法西斯的理念，其实也超然了国共意识形态的作祟，这样的坦然胸怀，不正是中华民族、中华子弟传承于先贤的可贵情操吗？

立碑是要为历史拨乱反正，避免以讹传讹。

适逢砂拉越南侨机工纪念碑自动土立碑事宜之后，即将正式在砂拉越的土地上竖立南侨机工的丰碑，在纪念砂拉越机工反法西斯和抗战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之际，同时也是提醒后人在享有和平与安乐时，应当时时缅怀机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崇高精神。当历史的丰碑在砂拉越扎根之际，我们不是更应当认真及严肃地看待这片国土所经历的一切吗？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