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0年9月，我国家庭总债务已累积到5601亿令吉的水平，然而，我国人均收入在2009年只有2万3941元。在人均收入低，家庭债务高的情况下，我国家庭债务对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在2009年创下140.4%的纪录水平，不仅高于邻国如新加坡、泰国、印尼等，甚至比消费大国——美国还要高。这也意味着，我国人民所承担的家庭债务，比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高出近1.4倍。
家庭消费转型基础不堪一击
低收入高债务生活素质恶化
作者／本刊梁志华 May 11, 2011 06:18:21 pm
世行的告白（三） 【独立新闻在线 梁志华撰述】当纳吉政府高举“经济转型计划”旗帜，高呼向“高收入经济”的目标前进之际，纳吉似乎没有察觉到，在缺乏具结构性改革意义的《新经济模式》支撑下，只靠短视之见的经济转型计划，可能将马来西亚推向美国和日本这些高收入先进国所经历的失败——“高名目收入，低生活素质”（High nominal income, low standard of living）。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国不仅无法实现高收入目标，还可能继续身陷“中等收入，低生活素质”的格局中。  在马来西亚，衡量人民生活素质的经济指标之一，消费支出（Consumer spending）在过去十年正悄悄出现改变。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消费开支出现两个明显的转变趋势。 其一是非必需品(discretionary items)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有逐年提高的趋势，而基本必需品（basic necessities）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则呈下滑走势；其二是国人在服务消费（consumption of services）方面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商品消费（consumption of goods）。（注1） 首先，包括餐馆与酒店、通讯，以及休闲与文化在内的三大非必需品，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如私人医疗保健、金融、保险及其他服务，在过去十年出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四类消费开支占总家庭开销的比重，从2000年的26.5%提高至2009年的34.7%。 相比之下，基本必需品占家庭开销的比重自2002年开始，则出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其中，食品与非酒精饮料的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24.1%降低至2009年的21.8%，而房屋与水电开支的比重则在同一时期从21.7%下滑至16.7%。（参考图表1） 另一方面，服务消费在2000年至2009年之间写下10%的年增长率，比较商品消费在同一时期的8.4%增长，突显出国人在服务消费方面的增幅已超越商品消费。 此外，服务消费占家庭总开支的比重从2000年的46.2%提高至2009年的近50%，主要消费项目包括餐馆与酒店、金融与保险、教育、医疗保健等。商品消费的比重则逐年下滑，主要是因为耐久品如电器，以及半耐久品如服装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图表1：2000年至2009年之间的家庭消费（Household Consumption）变化
从表面上来看，家庭开销在过去十年出现的这两大转变趋势，对于一直强调迈向高收入先进国的纳吉政府而言，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一般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占家庭开销比重普遍偏高，而高收入先进国在这方面的开销则偏低。 相反的，高收入先进国在非必需品和服务消费方面，占家庭开支比较高的比重，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则偏低。这意味着，随着人均收入提高，非必需品和服务的消费开支也将随之走高。 但是，如果深入剖析导致家庭开支出现转变的原因，不难发现，我国家庭开销的转变趋势，是建立在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基础结构上。 根据国家银行的分析，家庭开销过去十年的转变，主要是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可支配收入与财富累积的增加、庞大的年轻就业人口、都市化进程，以及金融领域的迅速扩张与深化。 然而，这些因素赖以支撑的基础结构，却因为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凸现出极其脆弱的一面。实际上，纳吉政府试图依靠只有短视之见的经济转型计划，“走捷径”达到每年6%的经济成长与晋身高收入经济层次的目标，只会导致我国的经济更加脆弱。 明目收入增长实质收入下滑 首先，虽然可支配收入（人均家庭收入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按年增长4.4%）与财富累积（金融资产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按年增长14%）的持续增长，为家庭开销转变带来强大的支撑力量，不过，其素质（Quality）却有逐年减弱的迹象。如果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最终可能演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赘或障碍。 .   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重塑东亚经济地理》(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in East Asia)文章显示，马来西亚的实质工资（Real Wage）在后1997年亚洲金融时代，出现显著下滑的趋势。实质工资是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更能反映出个人家庭收入的真实情况。（注2） 其中，出口导向型领域的实质工资从1994年至1997年之间平均每年5.6%的增长，大幅降低至1998年至2007年之间平均1.9%的年增长。 此外，国内市场导向型领域的实质工资，也在同一时期从每年6.8%增长，显著降低至每年1.4%增长。这凸现出，我国家庭实质收入（Real Income）增幅（1.4%至1.9%），明显低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幅（4.4%）。 停留在低经济价值链 这基本上反映出两个结构性问题，（一）马来西亚至今依然停留在低经济价值链，无法攀上更高经济价值链，以至于工资面对结构性瓶颈问题，增幅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脚步；（二）本地商家企业缺乏竞争力与创新力，至今依然不愿提升效率和生产力，而是依赖成本转嫁，在高通胀时代维持盈利赚幅。 .   我国服务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87年的46.2%提高至2010年的57.4%，但是，大部分服务业的工资依然相对偏低，显示我国服务业还是停留在低价值链，缺乏可创造高收入的增值或创新服务行业。 此外，国家银行的2010年度报告书显示，具附加价值的制造业在2010年首季强力反弹后，其增长动力在接下来三季却逐步减弱，并在第四季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凸现出我国制造业原地踏步，没有积极攀上更高价值链。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最新公布的两份研究报告皆显示，虽然我国失业率已跌至全球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正规领域的就业市场却未见改善，高价值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下滑，反而低价值的服务和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则增加。 与此同时，大多数本地商家企业在面对原料价格或生产成本上扬时，习惯性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来维持其盈利赚幅，而不是通过有效提高效率与生产力或创新力来降低成本。不少商家企业更利用燃油、白糖等价格上扬，作为涨价合理化的理由，大幅上调商品售价，导致物价水平持续上扬。这最终严重侵蚀了家庭的实质收入或购买力。 家庭消费靠金融资产增长支撑 在实质工资或家庭收入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私人消费开支的主要动力，显然来自财富累积，即家庭金融资产价格上扬的效应。家庭金融资产在2004年-2009年之间以每年14%的幅度增长，而家庭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2004年的167%提高至2009年的180%。同时，金融资产对总债务的比率依然保持在2.5倍的健康水平，而流动性金融资产对债务比率则达1.5倍。 .   不过，依靠非生产性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对金融资产价格的乐观预期）来维持家庭开销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资产泡沫化的年代里，这些价格严重扭曲而膨胀的纸上财富，很容易误导人们进行超出本身可承担能力的消费。最终在金融泡沫破灭下，人们因过度消费而陷入破产的窘境，而国家经济则因为消费严重萎缩而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困境。 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在1995年至2005年之间创造所谓的“经济繁荣期”，其经济成长动力主要依赖庞大消费开支。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升，以及401年金计划的保障支持下，让美国人疯狂借贷消费，促使美国人平均拥有三栋房子、三辆汽车，并狂购名牌产品。 然而，2007年杪的次级房贷危机，以及稍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票资产价格狂泻，许多资产抵押证券变成废纸，401年金计划也因此大幅缩水。长期以来支撑经济成长的消费开支严重萎缩，核心经济领域（尤其是服务业）大受打击，失业率攀上新高水平，美国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 低收入高债务凸现脆弱偿债能力 尽管我国的金融资产对债务比率目前维持相当健康的水平，不过，随着资产价格飙涨，以及所引发的高通货膨胀和利率上扬，无形中加重国人的家庭债务负担，并直接对国人的债务承担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家庭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从66.7%激增至76%。在亚洲区名列第二高，仅次于日本（130%）。相比之下，其它亚洲高收入国家如韩国的家庭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只有51.8%，而新加坡则只达48.3%。 更糟糕的是，截至2010年9月，我国家庭总债务已累积到5601亿令吉的水平，然而，我国人均收入在2009年只有2万3941元。在人均收入低，家庭债务高的情况下，我国家庭债务对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在2009年创下140.4%的纪录水平，不仅高于邻国如新加坡、泰国、印尼等，甚至比消费大国——美国还要高。（图表2） 这也意味着，我国人民所承担的家庭债务，比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高出近1.4倍。美国危机告诉我们，这种低收入高举债的经济模式，一旦发生金融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一场灾难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 图表2：家庭债务对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2009年）
无可否认，我国庞大的年轻就业人口，为私人消费开支增长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而且年轻人趋向于把大部分收入，花费在非必需品与服务性质消费方面，替家庭消费转型作出显著贡献。 .   但是，年轻人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先用未来钱”的消费行为，即依赖信贷便利来满足本身的需求和欲望。基于大多数年轻人对财务管理一窍不通，加上信贷消费的普及化，形成一种消费模式，促使这些年轻人尽情消费，甚至超出自己承担能力范围之外，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陷入债台高筑的困境。 根据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AKPK）的资料，自2006年以来，该机构已接获高达13万5805宗寻求财务管理咨询的案例，其中有5万零361宗或37%的个案，最终变成债务管理计划（Debt Management Programme）。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面对债务偿还问题，而寻求债务管理援助的人，有年轻化的趋势。年龄介于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占43.8%比重，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之间的人则占15.5%。这意味着，有高达59.3%的年轻人面对债务偿还问题。 尤其是那些年龄介于30岁至40岁的人，很多在20来岁时就开始出现债务偿还问题。基于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已超出可负担的财务能力范围，随着他们买屋买车，以及结婚生子后，所承担的贷款债务更加沉重，最终债务雪球越滚越大，陷入债务失控的窘境。 实际上，在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推动的债务管理计划下，高达74.3%的人同时面对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以及信用卡债的债务偿还问题。 图表3：参与债务管理计划的国人负债情况
再者，我国都市化进程（Urbanization）也显著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许多原本属于非必需品范畴的消费支出，变成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一种“必然”的消费行为。实际上，餐馆与酒店、通讯及休闲与文化等非必需品，以及杂项服务如私人医疗保健、金融等，在城市地区的供求普遍趋高，占城市人个人开销更大比重。但是，这些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贷消费的模式之上。 .   此外，金融领域的迅速扩张和深化，以及银行业者之间的恶性竞争，虽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普及化，但同时也催生了国人依赖信贷消费的习惯，甚至诱惑人们作出超出本身承担能力之外的非理性消费行为（Irrational consumer behaviour）。 比方说，信用卡债务从2000年至2010年8月份之间，每年平均增长16.4%，成为家庭债务中增幅最快的一环，超越房屋和汽车贷款的增幅。虽然政府通过征收信用卡服务费，减少信用卡流通数量，不过，信用卡债务不跌反升，截至2010年9月份，未清还的信用卡债务已累积到290亿元的新高纪录。 此外，个人贷款也在近年来出现显著增长的趋势。资料显示，未偿还的个人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比重，从2004年的8.3%锐增至目前的14.6%。更重要的是，超过80%的个人贷款融资，是通过薪水自动扣除（Salary Deduction）的方式发放贷款，显示这些信贷发放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信贷与承担能力评估考验，凸现出债务违约的潜在危险性。 注1：参考Bank Negara Malaysia Annual Report 2010 注2：参考Yukon Huang,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in East Asia”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