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发专栏

国阵一党独大的文官统治，固然远不如稳定的两线制，却肯定优越于脆弱而易为皇权或军权统治开路的两线制。民主化因此需要绝对地重创巫统与国阵。但一党独大的民联一样会是祸害。民联必须与公民订立“民主化的政治契约”，承诺与落实具体改革，而非反之。

【匈奴未灭／黄进发】自308以来，“两线/党制”（以下为行文方便，按照中文社群习惯只称两线制）【注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政治学词汇，并在民主派精英和群众当中形成一定的政治正确，以致反对甚至质疑两线制的观点很少被正视，更少被理解。

民主简化成消灭国阵 对两线制的批判，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质疑两线制作为政党体系（终极目标）的优劣，批判者多为左派或公民社会领袖，最常见的论述是所谓“第三势力”。 第 二种则质疑两线制作为“阶段性”政治目标的历史和体制脉络，即其合理性或可行性。这种批判比较难以辨认，因为比较少也比较零散。更重要的是，论者往往并不 反对两线制作为“终极目标”的合理性，有些甚至打着“落实两线制”的旗号；同时，论者当中既有民联领袖和支持者，也有民联的批判者，因此，更容易困扰一般 公众，使他们未能深入省思问题脉络。 其中一种隐性的批判脉络是民联领袖和支持者的“新生儿论”，认为民联 是两岁的新生儿，不比腐败半个世纪的联盟/国阵，选民必须有耐心多宽容。这种“两个阵线、两套标准”的论调，当然不符合正常的两线制政治伦理，却可以用民 主化的历史脉络来解释，并进而把民主化与两线制脱钩。 然而，“新生儿论”者一般不此之图，希望藉被鼓吹了 二十余年的两线制召唤选票，而民主化的需要则被简化成“消灭国阵”，并不及威权主义的体制与论述深层。这一套spinning（姑且译为“转论”）的党性 与私心既强，308后开窍的公众自然也看得透彻。而安华日前必须对本身在2008年选错人上阵道歉，说明“新生儿论”已经破产。 第 二种脉络批判，则聚焦于现有体制的威权性格，并质疑：如果制度未改，仅仅改朝换代是否可以带来民主化和“两线制”？我曾指出，如果“选举性一党制国家”的 现有体制不变，国阵下台后可能只剩下栖身马来乡区而没有东山再起机会的巫统，那么巫统必然操弄族群和宗教情绪，而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在压力下可能变得保 守，让新的民联政府变成改良版的国阵，并沿着国阵的道路慢慢腐败。这是我一贯的立场，今天仍未改变。 两线制的危险性 本文要提出的是第三种脉络批判，指出在联邦法院肯定霹雳州政变后，在短期追求两线制的合理性已经愈加弱小甚至不存在。和“新生儿论”或者一般“国阵邪恶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将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党独大的文官统治，固然远不如稳定的两线制，却肯定优越于脆弱而易为皇权或军权统治开路的两线制。除非巫统接受民主化，民主化因此需要绝对地重创巫统与国阵。 然而，一党独大的民联一样会是祸害（第二种脉络批判），再次政党论替的威胁并不足以制衡。本文主张，民联因此必须与公民订立“民主化的政治契约”，承诺与落实具体改革，使民联成为民主化的载具，而非反之。 两 线制作为立即的政治目标，其实间接承认现有的政党竞争是相当程度上正常的，只是需要调节而已。学界把民主化进程分为“民主转移”(democratic transition) 和“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两个部分，前者一般指向政权转移，后者则指转移后各党派都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不图旁门左道夺权。 不谈体制改革而只谈两线制，其实是假定“民主巩固”已经有了基础，只欠“民主转移”改变政党势力版图，就可以两者同时告成。安华的流产“916夺权计划”，正是这种简单、短线思考的代表。 回避民主巩固问题 从抢夺议席回归抢夺选票，固然是进步；然而，两线制作为口号，始终回避了“民主巩固”的讨论。民联与民主派人士对国阵利用皇室、控制司法等监督与制衡机关的做法固然大加挞伐，但是，怎样能够让巫统领袖与支持者接受政权易手？或者说，如果巫统拒绝下台，国人要怎样应变？ 民 联高层当然可能有各种应变方案，包括与当权派的谈判与妥协，然而，这些应变方案都不在公众讨论范围里。同情者当然可以藉“行军机密”、“避免公众恐慌因而 不敢选择变天”为之辩护，然而，“密室协商”的解决方案不但不符合民主伦理，在策略上也未必有效。至少，从霹雳州政变到在雪、槟玩弄族群、宗教问题，巫统 并不掩饰“赌输翻桌”的无赖性格。 “两线制”论述的弱点，即在于它假定或不公开否定巫统/国阵是正常民主 政党，因而不去处理“巫统/国阵后”或者“明天以后”的问题，也因而无力回应“纳吉新政”、“民联乱相”的挑战。具体地说：两线制的核心价值是要鼓励朝野 政党之间的竞争，包括在政策、人才各方面。如果纳吉的吏政改革、中间路线有成效，为什么选民不应该奖赏国阵这一线？如果民联、人民公正党2008年选了那 么多烂苹果，为什么选民下一届是否应该选人不选党？ 只能国阵独大或民联独大？ 然而，在政治精英都汲汲于夺权时，两线制是好事吗？让我们检验一下这四个可能性：一、国阵以2：1左右优势执政（现状）；二、国阵以3：2左右微弱优势执政；三、民联以3：2左右微弱优势执政；四、民联以2：1左右优势执政。 如 果国阵执政的现状维持或弱化，国阵会接受两线制的现实，还是更加害怕而加紧迫害民联，加码招降纳叛？而如果国阵政权弱化又迫害民联，民联会不探求“916 第二”的可能吗？反过来说，如果民联仅以3：2微弱优势执政，而又未能赢得大多数马来选区，巫统会甘愿拱手让出政权而不发动“霹雳州式政变”吗？最后，如 果民联取得148席左右的优势，它会不对国阵议员招降纳叛吗？ 除 非朝野政党接受选举裁决，不然，就算选民期望两线制，两线制出现或维系的机会也渺乎其渺。如果国阵或民联取得接近三分二议席，他们就会试图招降纳叛，瓦解 另一阵线。反过来说，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拉拢皇室或军方以保有或夺取政权。联邦法院对霹雳州政变的裁决，已打开了潘朵拉盒子。 如此推论，两线制即使可取，在下一届大选也是不存在的选项。选民真正的选择其实是国阵或民联的文官统治，或者君主或军人干政。而要避免国家走上政变频仍的道路，变成另一个泰国或斐济，选民就必须压倒性支持一个政党。 易言之，选民的真正选择是：国阵独大或民联独大？为了避免政变，没有第三条路，也不能选人不选党，或者选人也选党。 民主化的“政治契约” 这 不是很可悲吗？当然可悲，但是，除非你确信招降纳叛、政变不会发生，或者不在意它们发生，我们的选择就必须在国阵、民联两线之间做一个选择，以便让一线独 大。而如果你相信“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那么，在国阵与民联之间，也不应该是一个谁能够做更多好事的积极选择，而是谁不会做更多坏事的 消极选择。 按 照这个逻辑推论，国阵与民联应该竞争的是本身克制腐化的能力。国阵在这方面固然劣迹斑斑，但是，民联一样要证明其防腐性。我以为至少有两层防腐工作是我们 可以对国、民两方提出的。谁越没有诚意，谁就越必须被排除执政。如果两方都一样烂，那国人就或许应该冒政变之险扶持第三势力。 第一是地方分权。要防止一党独大的联邦政府腐化，权力就必须下放到州、地方政府，允许各层级政府由不同政党执政。 第 二是开放候选人提名程序。既然要选民在大选时选党不选人，那么阵线内部的候选人遴选机制就必须充分开放，纳入各方意愿，甚至形成变相的阵线初选。安华已经 承认2008候选人是他本身遴选错误，2009年砂拉越巴当艾（Batang Ai）补选中惨败的候选人也是他独排众议委任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就算悔过就不会重犯识人不明的错误？ 在 当前险恶的形势下，民联已经不能诉求“两线制”，而必须大胆要求全民给予全面执政的委托。而在民联内部弱点暴露的情况下，除非安华愿意与选民订立民主化的 “政治契约”，把民联改造成真正的民主化工具，而不是前国阵权贵——不管优劣——骑马入京城的通行证，不然一般明智的选民是不会全心信任民联的。 比起916式的“黄袍加身”，这当然是更长远的路，但是在霹雳版的916后，民联和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民主化的途径吗？ 注释： 【注一】两线制的概念最先由中文社群的进步华团与民权分子提出来。1985年10月12 日 董教总联合27个领导机构与联合总会发表了《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五千多个团体联署，提出了民权运动的构想。12月18日，“华团民权委员会 ”宣告成立，董总主席林晃升提出了“两个阵线”的概念，试图拉拢各个反对党对话，催生“反对党联合阵线”。“两线制”概念在1990年大选前获得广泛宣 传。1990年8月18日，董教总决定派员参政，董总主席林晃升、董总执行秘书李万千、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逊等27人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宣誓“壮大 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祝家华在《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1985—1992）》（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认为，“两线制” 是不甚正确的说法，应该称之为“两线政治”。为求说明简便，本文并未区分“两线制”与“两线政治”，主要的批判与检讨着眼于308以后的政治格局，以及把 “两线政治”当作政治理想的论述。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人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