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一个知青，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曾经经历的那段难忘的生活。对我的人生和世界观产生着永久的影响和回忆。各地知青的情况和处境各不相同。 离开插队的地方几十年了，每每想起来，总是感到欣慰：我赶上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我没有辜负那段青春时光！吃过这段“苦”，后来的一切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我的知青生活
我也是一个知青，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曾经经历的那段难忘的生活。对我的人生和世界观产生着永久的影响和回忆。
各地知青的情况和处境各不相同。我们下乡的地方是在东北那部分的内蒙农业区。生活虽然没法和城里比，但是也还过得去。一个工0.15元，一个月约45元。
第一年因为还没有干活，也就没有工分，所以国家是给知青带着一年的商品粮下去的。是每月30斤还是45斤定量我记不清了。后来又延长了半年的商品粮供应（知青集体在公社粮库领粮）。一年后我们有工分了，年底和社员一样参加分红。先分粮食、蔬菜豆类，再分柴火秸秆（秸秆烧火做饭取暖用）。这都是从工分里扣钱。扣除所有费用后还剩260元钱。那时拿到这点钱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所得。对于我们城里的学生这点钱要用一年是不够的，家里还要补贴一些。
在我们那里，知青的生活并不像文革后连篇累牍的伤痕文学宣传的那样。开始农民对我们也并不十分理解，态度不好不坏。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则不同，因为学习过中央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所以对我们还是支持和欢迎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认识当年上山下乡的。我当时决定报名下乡的时候有许多原因。第一，因为老头是“走资派”。1968年初学校征兵时，我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是因为政审没有过，所以没有当成兵。当兵在那个年代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的理想。第二，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当时有许多非应届生都积极报了名，还有特别小的。（我们不要否认那时宣传教育对青年人的积极作用）。第三，和其他“走资派”子女一样希望给父母减轻一点“政治负担”，虽然我坚信父亲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早晚会平反解放。但是还是想用响应号召来为父亲减轻思想压力。第四，当时我们那一届还没有被正是动员下乡。如果轮到我的时侯，我希望去内蒙牧区骑马放牧。可是我们班有两个女生不知因为什么提前报了名，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问她们：”咱们班还有谁报名了”?她们说就她俩。这一下打破了我原先的计划，即使是农区也还是报了名。
插队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北京站人山人海，红旗漫卷。喇叭里传出响亮的革命歌声。站台上人满为患，几乎要把人挤到站台下的铁轨上。每个知青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和同学前来送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欢言笑语，只有个别的在抹泪。有的说：“我们是下一批”、“我想到那那那”、“我建就我一个独子离不开，学校也不往外地分，真希望和你们一起去”，稍大一点的学生躲在人群里互相拥抱，说着离别的话。我记得当时我们家没有人来送我，父母都有工作，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姐姐已经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同学也没有几个，好像大多数都不知道。在欢笑中火车拉了两声汽笛，站台上忽然沉静了片刻，但是马上有恢复了喧闹，声音反而更响，话说的更急促。大家知道马上就要开车了。随着又一声汽笛火车开动了，这时的气氛和刚才就大不一样了，只听见哭声四起，我本来心情挺平静的，但此时也被那动人的一刻所打动，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最后终于掉下来。
一路上好一会才平静下来，随着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远，看到窗外那美丽的秋色，大家的心情好多了。有的开始唱歌，有的在说笑话，有的开始互相描绘别人开车时那一瞬间的糗像。这时大家才有空整理整理行李，知青们都很关照礼让，不像刚开始串联坐火车时那么冲劲十足。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更多的趣闻。
下了火车到我们插队的公社还有100里路要坐马车，新买的帆布钢纸箱子还没有走一半路程就被车辕磨破了。到了村里，有许多老乡在那等着欢迎我们看新鲜。
安排我们住的是老生产队部，房子虽然旧了点，但是还挺结实，七柃八梁，用黄土和稻草垛成的“干打垒”，基本上不漏风。来之前墙纸（报纸）已经贴好了，但是窗户纸还没有来得及贴，我们在当地青年的帮助下把窗户纸贴上，把行李打开铺在床土炕上。东屋六个女生，西屋八个男生，中间是堂屋兼厨房。这被后来的文人们称之为“牛棚”。当地老百姓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知青和下放干部住了难道就改叫“牛棚”了吗？
整理了两天后，第三天就下地了。干的农活主要有：锄草、起粪、撒肥、收割谷子、玉米、往回运稻草和玉米秸子，还有装车什么的。冬天的活很少，因为东北天气很冷，而且冷得还特别早。每年四五月份才开始种地，十月以后除了打场、打井、起粪、看场，已经没有更多地里的活了。也就是说有半年时间基本没有什么活。农闲时家里条件好的不怕花路费回家过春节的人要占一多半。冬天的活一般都派给劳动力少或家庭生活困难的社员，这样可以让他们多挣些工分补贴家用。
我们插队那儿，农村分红是按人头分的，不管年龄大小，粮食和柴火等等，一人一份。劳力少工分就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工分得的多，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工分不够就是欠着队里的钱也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然如果够吃够烧也可以少领。所以就有了“干了一年活还欠生产队钱”的事。这往往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否定过去的口实。但是这要用两分法来看问题，劳动力少，人口多的社员虽然欠队里的钱也保证有饭吃，只是其他社员会有闲话：谁谁欠队里多少多少钱啦。另一方面，这正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人为本的体现!现在不是也要给没有工作的下岗工人以低保吗？
头一年，因为我们不会用大锅做饭，队里给我们派了炊事员，叫什么姓什么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第二年如果知青还想用炊事员的话，大家平摊工分给他。说实在的，他炒的菜真不怎么样，但是闷饭是一绝！不论是大茬子、白高粱米还是小茬子粥、粘豆包，好吃极了。尤其是在大茬子或白高粱米里加上芸豆（可能是芸豆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豆了）大大的、红红的像腰子，即使没有菜也很好吃，也能吃两大碗！你说是油水少了？我看不全是，真的好吃。现在各地城里都有知青饭庄，但是去了几个感觉没有那时的好吃。40年了真想回去看看，什么时候一定回去看看，再尝尝当年的饭菜。说到菜，最好吃的就是白肉酸菜粉条，特别下饭。
东北的地真大！一根垄沟的草，锄到头就半晌了，休息时社员们有的在地头抽烟、男女青年打情骂俏、有的互相白活瞎扯蛋。东北方言歇后语、顺口溜特别多，一串一串的，听得知青们笑的前仰后合，肚子都疼了，暂时忘记了劳累。夏天地里有青玉米，掰点玉米棒子用树枝插上，拾些干草堆成堆用火一烧，大家都抢着吃。休息过后继续除草，锄到头收工回家吃饭。下午又是两个垄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城里的学生对当地青年还不服气，不就锄草吗，咱们个头也不比你矮，分量也不比你轻，还锄不过你？我们在心里憋着劲，手底下紧着忙活。说也怪，眼看着就和人家差几步，可就是怎么也撵不上，急的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当地青年是故意稍微领先一点在我们前面，不想给我们太大压力，也想瞅机会和我们多说说话聊聊天。
我的个子高，在家就怕干用腰的活，所以锄棒整的特别长和我一样高。他们都笑话我，人家的锄棒才到胸前，干活的时候哈下腰，手脚配合的别提有多协调，干起活来像跳舞，节奏感特别强。半年以后我们和当地青年已经混的相当熟了。锄地时他们也不等我们了，有多块就跑多块，锄到地头后返回来从地的那头帮我们锄。真叫我们感动啊。开始有的当地青年也不好意思帮我们，怕老乡们说闲话，后来是队长先这么干起来的，所以他们就无所顾忌了。反正一天两根垄沟，不锄完谁也不好意思回家先走。
秋天的晚上天黑得特别早，没有电。如果不出去串门，大家一般就是在炕上躺着休息，有的吹口琴，有的弹吉他，有的唱歌，有的在昏暗的煤油灯（或麻油灯）下看书写家信。也有要好的男女青年到外面谈心。
经过半年左右的接触和了解，我们和当地的社员关系相处的很融洽，结交了很多朋友。老乡们一有红白喜事或是打井、盖房这类的事，每每都要请我们去帮忙，其实我们也干不了多少活，干完活晚上少不了是要吃一顿的。东北老乡特实在、热情好客。喝酒时你要是不喝倒了准没完，要不就说你看不起他，听了这句话谁能不喝好？可惜我实在没有酒量，每次都是左推右推，实在没办法舍命陪君子。最多的一次喝一两65度白甘就倒醉了。下乡几年不知醉了多少回，最终也没练出来。（现在不会喝酒甚至会影响升官呢）。后来老乡们都知道我真的不能喝了，也就不勉强了。
村里有个玩酷子弟，开始对我们最反感，甚至要打我们，后来见我们城里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只会说不能干，再加上几次冲突的化解，最后我们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在插队期间，有个老乡的亲戚得了病需要做手术，那时当地人对输血还不太了解，都比较忌讳。我们六七个知青知道后主动为他献了血（那也是我第一次献血），从此老乡对我们更是另眼相待。
我们插队的生产队主要有三个姓氏：姓白的、姓沈的和姓李的，再加上其他杂姓，人数基本各占四分之一。我们到那以前，村里各姓之间派系关系比较紧张，时有斗殴现象发生。村里有对男女青年要好，可是一个姓李一个姓沈，他俩的关系一直不敢公开。我们知青们与各姓氏都能够和睦相处，利用这层关系，给各方族群的头头做工作，最后在我们的撮合下这对青年喜结良缘，族群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村里的老中医有个偏方，把我在北京一流医院都没有治好的十几年的慢性鼻炎治好了。现在可能他已经去世了，40年前我感觉他就有50多岁了，希望我当时年纪小，看人的年龄不准，可能他没有那么大，但愿他还健在。如果我早点回去也许还能见到他。插队期间，我自己也用“新医疗法”治好了在北京没有治好的灰指甲。后来我向好多人介绍了我的“偏方”只是没有得到回音，不知在别人身上是否有效。发明创造需要灵感，发明创造是一种习惯、乐趣和爱好，这要从小的时候培养。
在农村最大的烦恼是长虱子。开始见到一两个虱子头皮都发紧，直起鸡皮疙瘩。最多的时候在内裤的缝隙里一次就发现几百个虱子成虫和虫卵。再后来就见怪不怪了，虱多不痒嘛。
在农村最害怕的是夏天的晚上，队里派我们到地里看青。看青就是在庄稼例如棒子成熟后还没收割，或是掰下来堆在田里还没有拉回来的时候，晚上怕社员家的猪到地里祸害，需要有人看着。我们去那以前，由于有些社员不太自觉或觉悟不高，轮到他看青的时候故意把自家的猪放出来吃队里的棒子，更有甚者还有往自己家里拿的。所以队里比较信任知青，一般这活都派给我们。那里是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山上有狼，每到夜晚尤其是后半夜，躺在玉米秸子上，呼呼的西北风夹杂着唰唰的柴叶声和远处的狼嚎，后脊梁直冒凉风，头发都吒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看青的时候一般都带着匕首或是红缨枪壮胆。大多数看青的时侯都是两个人一组，有时候太冷了，手脚都冻麻木了，就轮流回场院更房里的土炕上暖和暖和，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吗？有一次，我们一个知青看青，看见一头猪在地里霍霍粮食，他追到东，猪跑到西，怎么也赶不出去，他急了，追到还有十来米的时候，他将手里的红缨枪投了过去，巧了，正好扎在猪的肚子上给扎死了。那头猪的主人对我们好大的意见，虽然队里是给我们做主的，但是为了挽回影响，我们还是赔了钱，就算把那头猪买下了，这才了事。出了这事大家反而挺高兴，还没过年有肉吃了。
在农村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队里把生产搞得更好。才去的时候，真想在广阔天地里作出点什么。我们也曾经向队里建议搞点合理密植什么的，可是队里并不重视。其实人家早就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跃进时也试验过，现在基本已经定型了。那时侯国家没有石油，也就没有农膜和化肥，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招数，产量基本到头了。丘陵地带水利灌溉不好搞，所以基本是靠天吃饭。好在东北的老天爷绝大多数脾气还是好的，没怎么难为我们。到了农村走向生产实践，才知道什么是才疏学浅。在农业方面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只好把我业余爱好的一技之长“无线电和简单机械”拿出来用，经常帮助老乡修理收音机、钟表什么的，很是受老乡欢迎。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实践有许多可以用在农业技术革新上的想法，有机会再到那儿或别的什么地方试试。
在农村最大的困惑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去上学，或是还有没有机会当兵，扛枪当兵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
离开插队的地方几十年了，每每想起来，总是感到欣慰：我赶上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我没有辜负那段青春时光！吃过这段“苦”，后来的一切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文革时身在北京上学，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我却没有见过一次。值得欣慰的是我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他的精神财富永远给我们以力量！
我也是一个知青，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曾经经历的那段难忘的生活。对我的人生和世界观产生着永久的影响和回忆。
各地知青的情况和处境各不相同。我们下乡的地方是在东北那部分的内蒙农业区。生活虽然没法和城里比，但是也还过得去。一个工0.15元，一个月约45元。
第一年因为还没有干活，也就没有工分，所以国家是给知青带着一年的商品粮下去的。是每月30斤还是45斤定量我记不清了。后来又延长了半年的商品粮供应（知青集体在公社粮库领粮）。一年后我们有工分了，年底和社员一样参加分红。先分粮食、蔬菜豆类，再分柴火秸秆（秸秆烧火做饭取暖用）。这都是从工分里扣钱。扣除所有费用后还剩260元钱。那时拿到这点钱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所得。对于我们城里的学生这点钱要用一年是不够的，家里还要补贴一些。
在我们那里，知青的生活并不像文革后连篇累牍的伤痕文学宣传的那样。开始农民对我们也并不十分理解，态度不好不坏。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则不同，因为学习过中央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所以对我们还是支持和欢迎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认识当年上山下乡的。我当时决定报名下乡的时候有许多原因。第一，因为老头是“走资派”。1968年初学校征兵时，我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是因为政审没有过，所以没有当成兵。当兵在那个年代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的理想。第二，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当时有许多非应届生都积极报了名，还有特别小的。（我们不要否认那时宣传教育对青年人的积极作用）。第三，和其他“走资派”子女一样希望给父母减轻一点“政治负担”，虽然我坚信父亲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早晚会平反解放。但是还是想用响应号召来为父亲减轻思想压力。第四，当时我们那一届还没有被正是动员下乡。如果轮到我的时侯，我希望去内蒙牧区骑马放牧。可是我们班有两个女生不知因为什么提前报了名，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问她们：”咱们班还有谁报名了”?她们说就她俩。这一下打破了我原先的计划，即使是农区也还是报了名。
插队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北京站人山人海，红旗漫卷。喇叭里传出响亮的革命歌声。站台上人满为患，几乎要把人挤到站台下的铁轨上。每个知青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和同学前来送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欢言笑语，只有个别的在抹泪。有的说：“我们是下一批”、“我想到那那那”、“我建就我一个独子离不开，学校也不往外地分，真希望和你们一起去”，稍大一点的学生躲在人群里互相拥抱，说着离别的话。我记得当时我们家没有人来送我，父母都有工作，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姐姐已经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同学也没有几个，好像大多数都不知道。在欢笑中火车拉了两声汽笛，站台上忽然沉静了片刻，但是马上有恢复了喧闹，声音反而更响，话说的更急促。大家知道马上就要开车了。随着又一声汽笛火车开动了，这时的气氛和刚才就大不一样了，只听见哭声四起，我本来心情挺平静的，但此时也被那动人的一刻所打动，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最后终于掉下来。
一路上好一会才平静下来，随着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远，看到窗外那美丽的秋色，大家的心情好多了。有的开始唱歌，有的在说笑话，有的开始互相描绘别人开车时那一瞬间的糗像。这时大家才有空整理整理行李，知青们都很关照礼让，不像刚开始串联坐火车时那么冲劲十足。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更多的趣闻。
下了火车到我们插队的公社还有100里路要坐马车，新买的帆布钢纸箱子还没有走一半路程就被车辕磨破了。到了村里，有许多老乡在那等着欢迎我们看新鲜。
安排我们住的是老生产队部，房子虽然旧了点，但是还挺结实，七柃八梁，用黄土和稻草垛成的“干打垒”，基本上不漏风。来之前墙纸（报纸）已经贴好了，但是窗户纸还没有来得及贴，我们在当地青年的帮助下把窗户纸贴上，把行李打开铺在床土炕上。东屋六个女生，西屋八个男生，中间是堂屋兼厨房。这被后来的文人们称之为“牛棚”。当地老百姓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知青和下放干部住了难道就改叫“牛棚”了吗？
整理了两天后，第三天就下地了。干的农活主要有：锄草、起粪、撒肥、收割谷子、玉米、往回运稻草和玉米秸子，还有装车什么的。冬天的活很少，因为东北天气很冷，而且冷得还特别早。每年四五月份才开始种地，十月以后除了打场、打井、起粪、看场，已经没有更多地里的活了。也就是说有半年时间基本没有什么活。农闲时家里条件好的不怕花路费回家过春节的人要占一多半。冬天的活一般都派给劳动力少或家庭生活困难的社员，这样可以让他们多挣些工分补贴家用。
我们插队那儿，农村分红是按人头分的，不管年龄大小，粮食和柴火等等，一人一份。劳力少工分就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工分得的多，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工分不够就是欠着队里的钱也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然如果够吃够烧也可以少领。所以就有了“干了一年活还欠生产队钱”的事。这往往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否定过去的口实。但是这要用两分法来看问题，劳动力少，人口多的社员虽然欠队里的钱也保证有饭吃，只是其他社员会有闲话：谁谁欠队里多少多少钱啦。另一方面，这正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人为本的体现!现在不是也要给没有工作的下岗工人以低保吗？
头一年，因为我们不会用大锅做饭，队里给我们派了炊事员，叫什么姓什么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第二年如果知青还想用炊事员的话，大家平摊工分给他。说实在的，他炒的菜真不怎么样，但是闷饭是一绝！不论是大茬子、白高粱米还是小茬子粥、粘豆包，好吃极了。尤其是在大茬子或白高粱米里加上芸豆（可能是芸豆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豆了）大大的、红红的像腰子，即使没有菜也很好吃，也能吃两大碗！你说是油水少了？我看不全是，真的好吃。现在各地城里都有知青饭庄，但是去了几个感觉没有那时的好吃。40年了真想回去看看，什么时候一定回去看看，再尝尝当年的饭菜。说到菜，最好吃的就是白肉酸菜粉条，特别下饭。
东北的地真大！一根垄沟的草，锄到头就半晌了，休息时社员们有的在地头抽烟、男女青年打情骂俏、有的互相白活瞎扯蛋。东北方言歇后语、顺口溜特别多，一串一串的，听得知青们笑的前仰后合，肚子都疼了，暂时忘记了劳累。夏天地里有青玉米，掰点玉米棒子用树枝插上，拾些干草堆成堆用火一烧，大家都抢着吃。休息过后继续除草，锄到头收工回家吃饭。下午又是两个垄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城里的学生对当地青年还不服气，不就锄草吗，咱们个头也不比你矮，分量也不比你轻，还锄不过你？我们在心里憋着劲，手底下紧着忙活。说也怪，眼看着就和人家差几步，可就是怎么也撵不上，急的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当地青年是故意稍微领先一点在我们前面，不想给我们太大压力，也想瞅机会和我们多说说话聊聊天。
我的个子高，在家就怕干用腰的活，所以锄棒整的特别长和我一样高。他们都笑话我，人家的锄棒才到胸前，干活的时候哈下腰，手脚配合的别提有多协调，干起活来像跳舞，节奏感特别强。半年以后我们和当地青年已经混的相当熟了。锄地时他们也不等我们了，有多块就跑多块，锄到地头后返回来从地的那头帮我们锄。真叫我们感动啊。开始有的当地青年也不好意思帮我们，怕老乡们说闲话，后来是队长先这么干起来的，所以他们就无所顾忌了。反正一天两根垄沟，不锄完谁也不好意思回家先走。
秋天的晚上天黑得特别早，没有电。如果不出去串门，大家一般就是在炕上躺着休息，有的吹口琴，有的弹吉他，有的唱歌，有的在昏暗的煤油灯（或麻油灯）下看书写家信。也有要好的男女青年到外面谈心。
经过半年左右的接触和了解，我们和当地的社员关系相处的很融洽，结交了很多朋友。老乡们一有红白喜事或是打井、盖房这类的事，每每都要请我们去帮忙，其实我们也干不了多少活，干完活晚上少不了是要吃一顿的。东北老乡特实在、热情好客。喝酒时你要是不喝倒了准没完，要不就说你看不起他，听了这句话谁能不喝好？可惜我实在没有酒量，每次都是左推右推，实在没办法舍命陪君子。最多的一次喝一两65度白甘就倒醉了。下乡几年不知醉了多少回，最终也没练出来。（现在不会喝酒甚至会影响升官呢）。后来老乡们都知道我真的不能喝了，也就不勉强了。
村里有个玩酷子弟，开始对我们最反感，甚至要打我们，后来见我们城里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只会说不能干，再加上几次冲突的化解，最后我们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在插队期间，有个老乡的亲戚得了病需要做手术，那时当地人对输血还不太了解，都比较忌讳。我们六七个知青知道后主动为他献了血（那也是我第一次献血），从此老乡对我们更是另眼相待。
我们插队的生产队主要有三个姓氏：姓白的、姓沈的和姓李的，再加上其他杂姓，人数基本各占四分之一。我们到那以前，村里各姓之间派系关系比较紧张，时有斗殴现象发生。村里有对男女青年要好，可是一个姓李一个姓沈，他俩的关系一直不敢公开。我们知青们与各姓氏都能够和睦相处，利用这层关系，给各方族群的头头做工作，最后在我们的撮合下这对青年喜结良缘，族群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村里的老中医有个偏方，把我在北京一流医院都没有治好的十几年的慢性鼻炎治好了。现在可能他已经去世了，40年前我感觉他就有50多岁了，希望我当时年纪小，看人的年龄不准，可能他没有那么大，但愿他还健在。如果我早点回去也许还能见到他。插队期间，我自己也用“新医疗法”治好了在北京没有治好的灰指甲。后来我向好多人介绍了我的“偏方”只是没有得到回音，不知在别人身上是否有效。发明创造需要灵感，发明创造是一种习惯、乐趣和爱好，这要从小的时候培养。
在农村最大的烦恼是长虱子。开始见到一两个虱子头皮都发紧，直起鸡皮疙瘩。最多的时候在内裤的缝隙里一次就发现几百个虱子成虫和虫卵。再后来就见怪不怪了，虱多不痒嘛。
在农村最害怕的是夏天的晚上，队里派我们到地里看青。看青就是在庄稼例如棒子成熟后还没收割，或是掰下来堆在田里还没有拉回来的时候，晚上怕社员家的猪到地里祸害，需要有人看着。我们去那以前，由于有些社员不太自觉或觉悟不高，轮到他看青的时候故意把自家的猪放出来吃队里的棒子，更有甚者还有往自己家里拿的。所以队里比较信任知青，一般这活都派给我们。那里是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山上有狼，每到夜晚尤其是后半夜，躺在玉米秸子上，呼呼的西北风夹杂着唰唰的柴叶声和远处的狼嚎，后脊梁直冒凉风，头发都吒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看青的时候一般都带着匕首或是红缨枪壮胆。大多数看青的时侯都是两个人一组，有时候太冷了，手脚都冻麻木了，就轮流回场院更房里的土炕上暖和暖和，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吗？有一次，我们一个知青看青，看见一头猪在地里霍霍粮食，他追到东，猪跑到西，怎么也赶不出去，他急了，追到还有十来米的时候，他将手里的红缨枪投了过去，巧了，正好扎在猪的肚子上给扎死了。那头猪的主人对我们好大的意见，虽然队里是给我们做主的，但是为了挽回影响，我们还是赔了钱，就算把那头猪买下了，这才了事。出了这事大家反而挺高兴，还没过年有肉吃了。
在农村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队里把生产搞得更好。才去的时候，真想在广阔天地里作出点什么。我们也曾经向队里建议搞点合理密植什么的，可是队里并不重视。其实人家早就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跃进时也试验过，现在基本已经定型了。那时侯国家没有石油，也就没有农膜和化肥，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招数，产量基本到头了。丘陵地带水利灌溉不好搞，所以基本是靠天吃饭。好在东北的老天爷绝大多数脾气还是好的，没怎么难为我们。到了农村走向生产实践，才知道什么是才疏学浅。在农业方面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只好把我业余爱好的一技之长“无线电和简单机械”拿出来用，经常帮助老乡修理收音机、钟表什么的，很是受老乡欢迎。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实践有许多可以用在农业技术革新上的想法，有机会再到那儿或别的什么地方试试。
在农村最大的困惑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去上学，或是还有没有机会当兵，扛枪当兵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
离开插队的地方几十年了，每每想起来，总是感到欣慰：我赶上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我没有辜负那段青春时光！吃过这段“苦”，后来的一切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文革时身在北京上学，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我却没有见过一次。值得欣慰的是我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他的精神财富永远给我们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