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动荡、重组、转折为突出特征的新历史时期拉开帷幕，美国是这种变化的最好标本。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期，斗争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过渡期之后，必然出现一个以斗争为主的公开较量时期。我们当然可以尽量争取推迟这个时期的到来，但更重要的是为这个时期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建国之初到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以敌对为主。由于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摆脱半殖民地和对外依附地位。对此，美国为维护其帝国主义权利，全面封锁、围堵中国，甚至在中国周边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则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个时期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高涨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界线清晰，营垒分明。美国虽然占据力量优势，但中国无疑掌握着道义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二是197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中美关系以合作为主。1970年代是历史性的过渡期。这一时期，世界革命开始陷入低潮，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异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开始重新掌握世界政治、经济和战略主导权，两大阵营的斗争性质从革命与反革命演变为争夺世界霸权，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由同盟走向敌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在中美关系新阶段的初期，合作的基础主要是安全问题，即共同应对苏联威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合作的基础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扩展。美国不仅谋求在经济上获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也试图引导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并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中国则试图通过加强中美关系为中国发展取得技术、资金、市场支持，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并借助外部力量推动国内改革，从而改变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中美政治领域分歧的性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转变为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还是实行多党制，但这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在这个时期，双方共同利益的确远大于分歧。

然而到了2010年代，中美关系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期。这时，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其基本认识是过去30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以融合为主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即中国并没有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美国没有实现对中国的操纵与控制。相反，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严峻竞争甚至挑战。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从以融合为主转变为以压制、牵制和围堵为主。同时，中国虽反复表示不挑战美国霸权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妥协政策，但也改变了所谓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在国际上主动提出中国理念、方案和计划，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积极扩大国际空间。此外，尽管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依然存在，竞争性显然已明显增强。毫无疑问，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中美之间竞争与较量的一面客观上已发展到足以影响两国基本关系的程度。事实上，从2010年代初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日渐明朗的变化趋势了。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导致中国在东亚和亚太方向的安全和外交环境严重复杂化。尽管如此，双方并未摆出公开较量的架势，一些尖锐矛盾尚可以通过协商、让步、妥协来暂时缓和，双方尤其是中国，还试图将两国关系以合作为主并总体稳定的态势长期维持下去，而这正是中美关系过渡期的突出特点。

问题是过渡期之后会怎么样。对此，我们可以重点观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大国关系的基本规律。毫无疑问，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权利关系，而权利必然是按力量对比来分配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的人类本性学说还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都是一致的。当前，人类的本性没有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没有变，所以按力量对比分配权利的国际关系本质也没有变。在权利关系方面，美国对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心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无论中国是革命还是改革开放，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还是之内都是如此。这是因为，权利分配问题决不只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在性质和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甚至更加激烈。过去三十多年，在中美权利关系中，美国显然处于上位，于是两国关系相对稳定。但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这种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变化，于是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明显上升。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且大有超越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于日本，中国不是被占领国，有较高程度的独立自主权。基于这种情况的力量增长有可能导致美国无法控制中国。而且，伴随力量增长的必然是力量扩展，即向外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美国急于遏制中国就不难理解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遏制是对中国发展进程和国际空间的遏制，而不是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所以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绝非冷战时期的专利，国家之间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终止过。中国可以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但这足以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国际斗争的历史规律吗?

二是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1980-2000年代大致是资本主义相对快速、稳定的发展时期，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平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和范式，跨国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在多数国家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形成了超越国家界线和民族属性的共同利益。同时，全球社会分化虽加速发展但矛盾尚在积累过程中，未到激烈爆发程度。大家主要忙着做蛋糕，如何分割的问题还不很突出。但是到了201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后，这种状态开始难以为继了。我们看到，全球阶级斗争从国际体系边缘地带内部和边缘地带与核心地带之间发展到了核心地带内部。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明显抬头，跨国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分崩离析，草根与精英明显对立，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世界相对平稳、快速的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一个以动荡、重组、转折为突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拉开帷幕。美国是这种变化的最好标本。特朗普显然抛弃了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等人的全球主义，过去的政治正确变成了现在的政治错误，他不准备为了维护跨国资产阶级整体利益而损害美国的民族利益，他只想让美国成为全球混战中最强的那一个。但是，抛弃了全球主义不等于抛弃了霸权主义，只是美国未来的霸权主义更立足于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更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国际制度。在当前这种世界政治氛围中，我们能设想中美之间的斗争会趋于缓和吗?

所以，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期，斗争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目前的过渡期之后，必然出现一个以斗争为主的公开较量时期。我们当然可以尽量争取推迟这个时期的到来，但更重要的是为这个时期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首先是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客观必然性，防止主观主义和一厢情愿，防止把时期特点当做时代特征，防止用和平主义眼光和思维看待和应对历史变局。其次是做出相应的战略安排。现在，美国已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中国外交不能被所谓维护中美关系大局所绑架，相反，我们要采取外交和战略措施对其加以制衡乃至反制。美国是国际战略的老手，中国周边紧张局势无不包含美国因素。面对严峻的东亚和南亚局势，俄罗斯、上合组织、朝鲜是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和利用的战略资源。特朗普试图改善美俄关系，但这一愿望的个人色彩过于浓重，很难改变客观现实。美俄之间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公开对手的战略关系。中俄美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决定性战略关系。中俄联手制衡美国的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国要争取时间，扩大自己的国际战略力量。为此，需要在对外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着重发展安全和战略关系。对中国来说，印度的加入是对上合组织作用的干扰。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平衡，一方面也是美国因素的渗透，但还不至于妨碍大局。中国也可以利用上合组织加强对印度的制约。朝鲜问题最为荒谬。长期以来美国刻意制造朝鲜核导问题并以此要挟中国，破坏中朝关系。然而朝鲜核导力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在事实上与美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战略平衡，美国决不敢轻易对朝鲜动武。对美国来说，这差不多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上，压制朝鲜带不来东亚的和平稳定，中国也没有任何理由为美国清除对手。相反，可以充分新的战略态势构筑新的更加强有力的地区战略格局。

事实上，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深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过剩、社会分化、环境污染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出现全面危机，一切矛盾都趋于尖锐化。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有待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但目前看来这一前景还比较遥远，所以我们只能立足于经历一个长期的危机、混乱、动荡过程。

【任卫东，察网专栏学者，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