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传播方式与集体恐惧

【当今特约】

“我不要政府给我任何东西，我只希望政府不要拿走我们的土地。”

一名砂拉越原住民坐在从内陆村落Long Laput开往美里的四轮驱动车上，这么说道。她刚刚从美里特地回到家乡投票，一投完票就坐车离开，长途跋涉又颠簸地回到谋生地美里。

我在砂拉越州选投票日前两天抵达属巴南地区的Long Laput，晚上有机会参与村民等待该区候选人罗蓝恩甘（Roland Engan）到达致词的场面。由于当晚下起大雨，山路泥泞难行，罗蓝一直未能及时抵达。

大约于晚上九时许，村民便聚集于一长屋前空地。耐心等待当儿，在传统乐器的奏乐下，他们纷纷走到前台，跳起舞来。老婆婆们跳着婉约温柔的舞步，模仿花朵微张摇拽的姿态，轻柔摆动身躯；男士们则穿起传统服装和头饰，像勇士，仿如老鹰猎物一般，充满力量地挥舞长矛、盾牌、跳跃、转身、呐喊、欢呼。

一静一动的舞蹈，表现了原住民对大自然力量的崇敬，与大自然、动植物为伍的生活型态。人类不是掠夺森林自然资源的万恶之源，而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求生者。

老妇随兴唱起歌来

之后，一名年老原住民妇女拿着麦克风，用他们的语言随兴地唱起歌来，周围村民仿佛回答似地和歌，歌词是临时发想，群众和歌也随兴呼应，但却听起来和谐欢乐。候选人罗蓝终于抵达，村民有秩序地在走道旁列队，一一伸手与罗蓝握手，没有争先恐后，个个面带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砂拉越州选成绩几天后揭晓，阿德南团队几乎横扫所有州议席，82个州席就占了72席。国阵在新首长效应下以大胜之姿继续执政，渴望改革的西马民众无疑颇为失望，对砂拉越这个在大选中有造王者之称的州属，广大人民依然继续选择国阵的执政集团，感到不解、疑惑，甚至认为砂州人民愚昧、落后、无知等，负面看法丛生。

我尝试从传播方式来理解。原住民的传播方式和生活型态，其实塑造了他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视角。砂州内陆村民大部分仰赖候选人的演说、致词，来获取资讯和知识。口传，仍是村民互相传播讯息的广泛方式。

传播科技不断革新

而城市地区，印刷技术已遍及各个阶层，阅读报纸、传单、书本等已像日常生活般普遍，没有人回思传播科技对人们阅读习惯的影响。甚至，目前城市人使用平板和手机，来获取网络资讯，科技发达再一次把传播科技带至高峰，印刷科技已是传统技术、昨日黄花。

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涵盖印刷技术、网络技术的一再革新，载体从实体纸本演化至电脑、平板、手机，讯息除了语言，还有文字、声音、影像、三者结合。 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详细剖析印刷技术如何造就人们线性阅读的习惯，而线性阅读改变了人们以理性逻辑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在这整百年的演化当中，因传播科技而改变的传播方式，其实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思维。

砂州内陆地区的原住民，仍然使用口传的传播方式，科技革新对他们的传统生活型态没有太剧烈的影响。这主要归因于山区交通不便利和原住民经济结构的落后。在交通不发达，道路开发不便下，印刷技术的纸本仍停留在大城市和小城镇，最发达的平板和手机更是村民的经济能力无法负担的。

城市人与文本联系

在文本阅读上，城市人已习惯与文本发生直接关系，个人对文本的主动诠释、资讯的分散传播，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展现。个人通过阅读、观看网络的海量资讯，易如反掌，若要集中掌控资讯的扩散和内容，较不易在城市区，或不易在个体掌控资讯的社会中进行。个人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概况等，都能通过发散的资讯，获取片面至全面的讯息，甚至藉由本身教育背景，来理解、消化、自我诠释资讯。

相反地，原住民在口传文化中，多以口传中心为知识和资讯的权威，掌握知识者即是具有权力者，是拥有知识且掌握传播权力的核心，形成依附于知识中心的文化，而非资讯发散的形式。原住民的生活仍以长屋为中心，部落的生活型态也使他们较相信权力中心的权威，主张集体主义的思想。

此外，原住民村落基本上以一长屋辅以一教堂为结构，有神父在教堂传授圣经教诲，学习“正确”价值观，以口传为主。村民崇尚神职人员为知识和传播的核心，间接助长他们面向权威的思维。

长屋屋长权力核心

长屋屋长也是权力核心的重要角色。他在长屋乃至村中，都代表行政权力的中心，也是掌握行政知识和传播讯息的中心。屋长角色在原住民部落文化占据重要地位。村民对屋长非常崇敬，也相信其权威。

然而，原本由全村民集体讨论并选出屋长的原住民文化，在国阵的统治下改变，由上至下委任天猛公、村长、屋长等重要行政职位，使国阵通过行政结构，辅以原住民崇敬权威的心理，牢牢控制村落原住民。

州选成绩出炉后，大部分人谈到砂州的金钱政治。诚然，金钱政治对选举成绩有一定影响，住在内陆的选民因为经济结构的因素，会为了一些小利益送出选票。在内陆生存环境艰困下，我们可以理解金钱政治的影响力。

原住民的集体恐惧

但是，在对抗权力精英时，内陆选民面对的是一种集体恐惧。他们会害怕在村里表达自身政治倾向，害怕被人发现投票给反对党，害怕自己和他人不同。这些集体恐惧的根源，除了来自于国阵盘根错节深植每个村落的行政结构之外，还来自原住民特性的集体主义、崇敬权威力量、掌握知识者为传播中心，诸如此类面向权力的思维模式。这是惯性依附与臣服于权力核心，一种对集体的崇敬，并渐渐发展出的一种集体恐惧。

因此，在渴望改革的呼声下，不应以现代社会和城市现实的思维，来思考砂州内陆选民的想法，理应放下身段，抛开城市人固有的思维，灌入原住民的思维模式。这种来自于特殊地理环境、与森林大自然融合、保留原始部落口传文化的思维模式，并以当地人能理解的解说方式，让他们在面对权威和权力核心时，能采取去中心化的思考方式，了解个体的力量和权益。

若一味只想以城市人“进步”的知识，去“教育”内陆“落后”的原住民，让他们“觉醒”，抱着这样的心态其实对政治和社会改革，不会呈现显著成效。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需要更长期的深耕工作，同时如何在不破坏原住民的身份认同、价值观、长屋文化和部落集体主义的情况下，赋权原住民认知个人权益，则是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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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珮雯，曾任职东方日报新山办事处记者。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曾拍摄柔南原住民和边佳兰抗争纪录片。原本只想当个小学院的小讲师，后来成为走入社会的记者，现期许当个行动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