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民族政策

新加坡是个在很多方面颇与眾不同的国家，虽然位处热带的东南亚，可其人均收入竟然比日本、澳洲还高；在廉洁度方面，也常列在国际透明组织排名中的前几名，是个名符其实的拿得出成绩来的高效廉洁国。

此外，在治安方面，它也是个高安全的城市，更是个政治经济风险度偏低的高安全国。它確是个异例。

对多元族群、宗教的大马而言，新加坡也有其值得参考之处。儘管，在1964年，新加坡曾发生二次大规模的华巫衝突，可之后族际关係便日趋缓解，可说是个成功处理好族际与教际关係的典范。它是如何实现积极的、而非单纯的消极的族际和谐？

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的领导精英，便很注重新加坡人的意识，它不特別突出这是个华人主导的多元族群国，反而著重突出，这是个不仅仅属于马来 人、华人或印度裔的国家，而是属于全体新加坡人的综合族群国。这种突出全体而非个別族群的思路，让人联想到1964年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提出的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口號。

大马人的大马，突出全民性，可大马的执政精英集团中，则有不少人刻意突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如何从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过渡到大马人的大马，依然是 大马的一个挑战。儘管敦马哈迪在1991年曾提出大马国族（Bangsa Malaysia）的理念；可是，却没表现在政策中，而首相纳吉在提出一个大马理念的同时，似乎又把马来人支配权的口號转移给土权组织。

显见，在大马，大马人的大马尚卡在许多有形无形的障碍中。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看，至少在形式上，新加坡没有形式上的差別待遇，各族群均 享受到平等待遇。与马来人／土著享有特殊地位相比，新加坡则偏重唯才是用，在政治上更突出政治贤能主义（Political Meritocracy）。不管是在政权组织或公务员结构中，华人、马来人与印度裔，均大致维持在75%、15%与9%的人口百分比构成中。

实则，新加坡不仅不突出华人主导，反而有意识地让少数族群享有合理的代表权，如集选区选举制，便让少数族群不至于被边缘化。进而言之，新加坡还有另 一个让少数族群感到较安心的政治创新；那就是，在1970年，在总统府下设立一个「少数族群权益委员会」。这个制度创新，也让人联想到1947年，在马来 亚出现的「人民宪章」（People Constitution）中的「诸种族理事会」（Council of Race）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特点是，所有在国会通过的议案，均得经由这个少数族群权益委员会审议，以確定它不会损及特定的族群与宗教。可以说，这是 种协同式民主，而不是单纯的多数决民主。

提升族群权威性

据知，这个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马来人、印度裔与欧亚混血儿，便个別有3名、3名与2名。这就加强了少数族群的安全感与其权威性。在一尊多元与巫 统独霸的大马，这是难以想像的制度创新。在宗教方面，新加坡也著重政教分离，不让一教独大。它著重教际互信互敬互重，而非眾星拱月式的独尊一教。

实则，印度与印尼也著重政教分离与教际平等。新加坡还有所谓的「维持宗教和谐法案」，不容许宗教歧视。在1982-1989年，新加坡也曾在学校中 推行宗教教育，让学生在7大教中选一科，惟后来发现这不利教际和谐而废除。在1991年，则出台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突出以下五大价值，一是国家至 上，社会为先；二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是关怀扶助，尊重个人；四是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是族群和谐，宗教宽容。

价值主张合乎时宜

个人认为，这是套合乎时宜与平衡的价值主张，虽然有些自命开明进步的人士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惟像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这套价值主张是颇切题与合乎新加坡之需，特別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主张。

个人与集体（如家庭、社区）或国家与社会等，本就应有所平衡，而不宜只光突出个体主义，实则即便在西方，表面上虽讲个人自由，个人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骨子里却是搞家长或自由主义，如强制个人加入社会保障制。

说到底，整个福利国理念，便是种家父长主义的產品，而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產品。西方的左翼如民主社会主义，便是把国家当保姆，哪有什么个人自由选择权。

与印尼的建国五原则（Pancasila）与大马的国家五原则（RukunNegara）相比，这个共同价值观更易为人本主义者所接受。儘管，新加 坡有75%的公民为华人，也实践能力制，让能者出头，可新加坡对马来人也是情有所钟，对他们有特別照顾；只是，不像大马那样，要让马来人养成对巫统的依 赖，以便马来人相信巫统是其保护者。

新加坡的方法是，让马来人具有竞爭力，有一技之长，也让他们培养出自助人助的知所上进的奋斗心。说白了，就是授之以渔（技能）而非以鱼（实物）。毕 竟，技艺是个人所有，別人拿不出。这个適度且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行动，也应比大马、印度、南非、尼日利亚式的扶贫济弱政策更有效，也更可持续。

与大马不同的一点是，新加坡是个著重生產与分配，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务实主义国。它较具远见，不隨意討好选民，而著重求好。当然，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政者正也，执政精英本身得以身作则，拿出成就来，而成就又是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

政治学者福山便常强调，有能的政府是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政府若腐败无能，便一切免谈。只有高效廉洁，才有权威与正当性。就此点言，有不少论者批评 新加坡是个「罚治国」（FineState），这固然有一面之理，惟整体上言，笔者的判断是瑕不掩瑜，值得在先肯定，再求改进的基础上做全局判断。

比如说，不少华教人士，特別是左翼人士，对新加坡颇有意见，这自有其一面之理，该批评的自该批评，但却不宜一概否定其进步的一面，如其居者有其屋的 住房政策，培养了人民的利益相关的一体感，及其较公平的族际组屋分配计划。当然，虽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可什么是公平公正，是个涉及利益、態度、 立场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