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燕秋: 民主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充足的精神生活给国民,因为生活得有尊严是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人权,也是身为人之生活价值的所在。如果我们的生活时刻是处于“危急状态”的话;如果政府高官的志向只是让人民多做几份兼职应付高开销,糊口不饿死的话,那这种政府要来何用?
致“何不食肉糜”部长们:
真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
从国外毕业回马工作已有4年,亲身体验吉隆坡物价节节上升的生活。去年4月1日实行消费税后,日常用品逐渐涨价。政府随之陆续调高公共交通、高速大道、电费、香烟等收费。更不幸的是,随着令吉的疲弱不振,严重影响入口产品,以致蔬果、食品、药物、电子产品、汽车等一应上涨,人民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在这痛苦时刻,理财专家跳出来说:“人民必须转换消费模式,用简朴的生活如减少到外用餐、省水省电、培养储蓄习惯 ,来应付物价上涨的问题”。何不食肉糜的部长发出更荒谬的言论,例如房地部长阿都拉曼达兰(见图)呼吁市民提早起床出门避免付过路费、回乡耕田减少城市生活压力;贸工部副部长阿末玛兹兰鼓励人民身兼两职以减轻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
专家和部长发出上述言论的背后预设是:只要人们愿意努力工作,开源节流及减低“不必要”的消费行为,就能摆脱物价上涨的压力,避免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
如何负担电子商务费用?
事实上,许多贫穷社群中的人士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他们如何采取阿末玛兹兰的“网络兼职赚外快”策略?对他们而言,什么是电子商务操作?即使懂得电子商务,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上网的硬体和软体费用。
至于选择生活在都市或乡村,做一份工或两份工以上的贫穷民众,并不会因而摆脱高物价生活,原因是在生活中除了粮食、衣服日用品外,人们还需要负担其他的“必需品”。
另外,根据马来西亚政府设定的贫穷线(Poverty Line Index,PLI),全国最低薪金平均是800令吉(西马763令吉、沙巴1048令吉和砂拉越912令吉)。政府测量贫穷率的方法是计算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包括食物、衣服和家户开支调查报告(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HES)中低收入家庭的开销指数。如果西马家庭收入低于460令吉、沙巴少于630令吉及砂拉越低于590令吉,则被列为赤贫家庭(hardcore poor)。
管理阶级不懂人间疾苦
从政府衡量贫穷率的方法或上述部长的言论只曝露出,管理阶级根本不懂人间疾苦。如果你仔细想想,将发现当下人们生活最大的经济负担不是食物或衣服,而是住房和交通费用。

近十年来,国阵政府放宽外资置产规定,以致房价在自由市场炒作下急剧上升,普罗大众的薪资根本无法追上房价的涨幅,自拥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人们舍弃购买房产,转而租屋/房,却面对房东随意调整租金、无理驱逐的风险。政府放任房地产买卖市场,不立法保障租户的居住权益,导致人民必须付出大部分的薪金以求一瓦遮顶。
与此同时,居住和交通问题息息相关。这二十几年来,国阵政府为了扶助国产车市场,从不积极和细致地规划国内的公共交通系统,导致城市外围地区的居民无法以方便快捷的方式使用巴士、轻快铁、火车、住宅区接驳车等。
城市边缘及郊区缺资源
当人们无法负担市区的房屋价格,只好迁移至城市边缘地带居住,却面对边缘或更远的郊区却没有足够或较好的工作机会、教育和医疗资源等。为了移动便利(上学、上班),人们只好贷款购买轿车,额外负担车贷、汽油、过路费、车险和维修费等。
因此低下阶层民众即使多打几份工作,过布衣粗食和粗茶淡饭的生活,他们所赚的薪水极可能“杯水车薪”,仍然无力应付高开销的生活,因为除了房贷、房租、车贷外,人们还担心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即使该事件可能只是孩子生病发烧或是摩托零件故障。
这都归咎于我国政府无法提供有安全保障的公共服务,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弱势社群福利政策等,以致人们需要“购买”贵房、贵车、通讯服务、医药卡、人寿保险等以获得生活便利和保障。
想象贫穷人总能活下去
美国作家Barbara Ehrenreich在《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为女服务生》书中说过,不贫穷的人会想象“贫穷是一种过得下去的生活”,因为尽管生活清苦,但穷人总能想出办法活下来,他们“总是在那里”。
这群幸运的人很难理解穷人其实是活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他们每天的早餐是精打细算评估面包或印度煎饼的价格,以致还没到午餐时间就很饥饿;一旦生病或受伤,就得咬紧牙关撑下去,因为政府医院人满为患,无法花时间请假看病,也无力负担私人诊所医疗费。
即使底层民众很“幸运”地没有患上重大疾病、家中没有特殊孩子和残疾家属,但也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会担心只要一天没有工作,就会少了一天的薪水,可能买不起食物或杂货;或担心手上少量/无现金不能解决忽然而至的意外事件。Barbara Ehrenreich认为此时的人们处于是“危急状态”,而这种情况是一种“受到无情惩罚”的生活方式。
最后人们必须意识到,民主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充足的精神生活给国民,因为生活得有尊严是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人权,也是身为人之生活价值的所在。如果我们的生活时刻是处于“危急状态”的话;如果政府高官的志向只是让人民多做几份兼职应付高开销,糊口不饿死的话,那这种政府要来何用?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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